南京大屠杀30万遇难同胞仅有16万名字被找到
张宪文,193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所长、南京大学中华史研究中心主任。
张宪文从事研究南京大屠杀历史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主持编写的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是翔实而权威的大屠杀史料集。
在首个国家公祭日来临之际,张宪文所在的南京大学南京大屠杀史研究所联合南京部分学者根据《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编纂了三部五卷有关南京大屠杀史实与历史的公众读本。
张宪文:对于南京大屠杀的研究从1960年开始,目前已进行了54年。当时只有4个老师做这方面的研究,都谈不上规模。这些老师的主业是研究日本史,而我本人主要研究中国现代史。
虽然南京大屠杀是属于中国现代史的范畴,但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研究主线是中国党如何民推翻,研究与反的斗争。其实从全国来看,也就这么几个人在做这方面的研究。
后来我们编了一个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小册子。小册子已经排好版后,准备刊印了。但是1972年中日建交,出版社认为这本书可能不利于中日友好,最终就没出版,这样的情况一直到了上世纪80年代。
张宪文:80年代初,日本文部省审查批准的历史教科书中,把“侵略中国”改为“进入中国”,这完全扭曲了战争的性质。日本右翼分子声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制造的谎言。这些谬论引起了中央的重视,南京召开了一系列的座谈会。这些座谈会有幸存者参加,当时还有两三千的幸存者。
当时的南京市长张耀华决定做三样工作:建馆、立碑、编史。1983年,南京市政府专门设立了“南京大屠杀建馆立碑编史工作小组”。在这其中,南京市组织了一部分老师开始编大屠杀历史,还出了两卷资料。但是,上世纪十年代,学术研究进展缓慢,我们能获得的资料也少,所以研究不是很有力度。
新京报:你主持编写的72卷《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被认为是翔实而权威的大屠杀史料集,在史料收集,特别是遇难者名单收集有什么困难?
张宪文:日本广岛爆炸遇难者伤亡达20多万,战后还不断有人因后遗症去世,但我看到,广岛做了很多调查工作,在当地的纪念馆有一面墙放着幸存者的回忆录。但早年,我们并没有做这个工作。在抗战胜利的时候试图做这项工作,但是没有进行下去。新中国成立后,国家的精力在恢复国民经济上。
上世纪90年代初南京随着上海的浦东开发开始进行改造,到处都在盖房子。老房子没了,幸存者迁移或者过世,现在只剩一百多幸存者,再找到新的幸存者很难。
我们通过多种渠道找到了1万四千个遇难者的名字,现在大约有1万六千个,距30万人的数据还有很远。这个工作很艰苦,还在进行。但如果新发现名单还需要从档案去找新的材料,而南京的两个档案馆基本都被我们调查过了,现在要去别的地方去挖掘,比如到。
张宪文:举个例子,日军在南京草鞋峡进行大规模杀戮,有人说遇难者人数达到57418,统计甚至到了个位数。在日军进行屠杀的时候,肯定是机关枪扫射,也会有幸存者,而这个数字是不可统计的。因此,虽然这样的数据看似对我们有利,但是我们不能采纳。
另外,日本一个叫太田寿男的战犯说,日军动用30辆卡车和800个士兵从城内运15万具尸体丢到长江里。我们认为这不符合常规,不可靠。因此尽管这种数字对我们有利,但是为了理性研究就要冷静地对待。
张宪文:我们不忘历史,也不记仇,不能永远地纠缠。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我只有4岁。我们历史学者要做个冷血动物,这就是要有冷静的头脑,不能热血沸腾。如果热血沸腾的线万遇难者,不可能一个个数得过来”
我一直强调,不要走进日本制造的陷阱,不能因为数字模糊焦点。30万的遇难者,我们不可能一个个数得过来做登记。我在日本也曾说,谈30万人数问题有三个前提,第一是否承认日军在南京进行了大规模的屠杀,第二是是否承认这是极度残忍的,第三是是否承认杀害百姓和放下武器的军人是违反国际法的。如果承认这三条,那么人数问题是可以讨论,但这种讨论必须是在学者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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