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危生前接受凤凰专访 谈为何加入中国民建

成思危生前接受凤凰专访 谈为何加入中国民建本站　　主持人：2015年6月15日至7月7日，上证指数在16个交易日内狂泻近1500点，狂飚突进的牛市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震荡，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四起

　　主持人：2015年6月15日至7月7日，上证指数在16个交易日内狂泻近1500点，狂飚突进的牛市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震荡，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四起。这让我想起去年采访原全国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的时候，他的“盛世危言”。

　　成思危：所以将来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发言能够公诸于世的时候，你可以核实一下我是不是这样做的。

　　主持人：2015年6月15日至7月7日，上证指数在16个交易日内狂泻近1500点，狂飚突进的牛市遭遇了突如其来的震荡，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四起。这让我想起去年采访原全国会副委员长、经济学家成思危的时候，他的“盛世危言”。我不禁会想，一向对于中国经济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成思危，又会如何判断分析今天的经济走势。然而就在股指回升、震荡和缓的上个周日，噩耗传来，成思危于2015年的7月12日的凌晨0时34分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80岁。成思危与我们问答神州的栏目结缘良深，2007年的1月6日，问答神州开播时，他是第一位受访的嘉宾。2010年的后金融危机时代，2014年的9月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时候，成思危又曾经两度接受专访。于是，我们把前后三次对他的采访，尤其是以往限于篇幅，没有播出的他的人生故事，重新剪辑，以此送别成思危。

　　1935年，一纸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使得中国在河北、察哈尔的主权大部丧失于日寇之手。风声鹤唳中，中国爱国著名报人成舍我，与留法归国的妻子萧宗让喜获麟儿。成舍我给儿子取名成思危，寓意“居安思危”，希望他不忘男儿肩负国家安危的责任。

　　成思危：我父亲他从小就是对我，他也是有一种期望，所以四岁就教我读唐诗，包括母亲也教，六岁开始就读《资治通鉴》。这样的话，就使得我对知识分子出身的那种，宰相等等这些充满了仰慕，我最佩服的是诸葛亮，还有范仲淹什么这些，中国古代的这些知识分子，所以也就自觉不自觉地，在我心目中形成了这样的一种，一种愿望，就能做得像他们这样的人。

　　成思危：对。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职工都有点怕他，所以他外号叫“大皮鞋”，所以在报社的职工，一听他的皮鞋响了，就说大皮鞋来了，所以后来我也有个小皮鞋的外号，我母亲正好相反，她非常温柔，非常平和，对人非常好。父亲对我们好像比较遥远，也比较威严。而母亲就是我们身边的守护神，和我们的朋友。所以跟母亲的感情，说实话是，在当时来觉得，还是确实比较深。

　　1951年，成思危随着家人躲避战祸，已经迁居香港两年有余。16岁的成思危，当时的偶像是小说《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慧，和当时许多年轻人一样，他对新中国心生希望和憧憬，决意回到。为此他瞒过了父亲，向母亲辞行。

　　成思危：当然我母亲第一次反应是，当然是不同意的，说你一个人才16岁，你回到那个党统治的地方，我不放心。当然我母亲知道我思想是左倾。所以她也是劝说，但是她看我很坚决，她后来还是，没有坚持。

　　不忍见母亲分离时的泪眼，成思危借口只是与同学出游，怀惴着家人的照片，提着一只手提箱，独自一人跨过罗湖桥，返回内地。他没有料到，这一去便是与母亲的永诀。

　　成思危：我一直到1972年，我小妹妹成露茜从美国回来，才告诉我，母亲去世的消息，当时我心里是非常难过，就我母亲去世，我没有在她身边。而且据我小妹妹说，她去世，临终的时候喊我的名字，所以这也就是，人生的一个很大的缺憾。所以我1990年到去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去给我母亲上坟。

　　在建国初的特殊岁月，年轻的成思危曾经胸前别着钢笔，以干部身份被调入大学培养和重用；也曾经在成为了化工专家以后，手捧一本《锅炉学》，在锅炉房下放劳动。成思危谨记父亲在他十二岁生日那天写下的赠词自强不息，几十年后，他曾经把这份“最珍贵的遗产”同样送给十二岁的女儿。

　　成思危：文化大的时候，那因为我这个家庭出生，特别是我一个人从香港回来，很多人都很难相信，说你回来一定是有特殊的目的，所以当时给我安了一个就叫特嫌，就特务嫌疑。当时在最严峻的那几个月，就把我放到锅炉房去劳动。改造吧就是。顺境不懈怠，逆境不沉沦，要做到这样才能真正自强不息。所以我到锅炉房的时候，我就想，这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好机会，我可以研究研究锅炉学，所以我当时从图书馆借了一本《锅炉学》。1972年的时候，对我的审查基本也都结束了，当时最大的怀疑就说我隐瞒了年龄，那怎么办呢？我想起来了，我母亲告诉我，在北京协和医院出生，我就提供了这个证据，结果他们到北京协和医院真的把我的出生证查出来了，还有我的大脚趾的脚趾印，所以这下铁证如山了，就说明无从怀疑我了，我不可能16岁，14岁就受特务训练，所以这样子就算解放了。

　　改革开放之初， 46岁的化工部官员成思危，已经在行业内小有名气。他决定赴美留学，选读的专业，却不是热门的化工本行，而是当时冷僻的工商管理。

　　成思危：当时我有些好朋友就是说你是不是有神经病？你现在你已经是主管一个专业的工程师了，你到国外镀个金，回来，那将来你前途无量，你学管理，那个资本主义那一套，学完了回来不能用，你干吗去学呢？我当时回答是这样，我觉得通过文化大我确实感到中国科技落后，但是管理更加落后。

　　不然的话，你像文化大时候，很多优秀的科学家都到干校都种田去了，那你再好的科学家怎么发挥作用？如果读科技，我个人可能能够有比较大的声望，比较大，但是我觉得可能中国更需要管理的人才。

　　1994年，59岁的化工部副部长成思危仍然是无党派人士，他即将退休，此时，他又作出了另外一个出人意表的选择，加入党派中国民建。

　　成思危：1994年底，当时的民建中央主席孙起孟老先生请我吃饭，当时孙老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他说我知道你在政协很努力，他说你提了很多很好的建议，但是你这些建议可以说高层，最高层根本看不到。你想一年多少政协委员发言，领导可能都看，不可能都看。但是你如果作为一个党派，就不是你个人了，是代表一个党派，那就有机会了，把你的意见传达到最高层，你不是想报效祖国吗？那么这是最好的方式。

　　孙起孟的一席话使成思危怦然心动。父亲毕生“舍我其谁”的担当和对于他“居安思危”的期望，对成思危影响至深。1996年12月，成思危接任中国民建中央主席，1998年兼任全国会副委员长，成思危从此迎来了他所说的“一生中最辉煌的十一年”。

　　成思危：当了民建中央主席之后，我还感觉到确实是两点，还不仅是一点，就是你的意见可以直接反映到高层。另外一点就是你在这个党派内部，你可以，就是有一个施展你才华的平台。这个我分两件事情讲，一个是高层协商，高层协商主要都是像总主持，以前是，现在（2007年）是，总或者总理，以前，现在主持。我们直接就国家协商的主题发表意见。有的时候也是，总也可能给我们提出一个问题，像去年（200年）的春节协商会上，总，就是说现在香港外汇增长得这么快，究竟是什么原因？思危同志你们研究一下，那我们当然就这个问题，做了调查研究，反馈上去。

　　成思危：对。我在政协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叫做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鞠躬尽瘁，但求无愧我心，我们就本着这样一个原则。

　　所以在协商的时候，我们的原则就是多说真话实话，少说空话、套话，不说大话假话。所以将来如果有朝一日我们的发言能够公诸于世的时候，你可以考验一下，核实一下，我是不是这样做的。因为在内部协商范围很小，所以意见可以提得比较直率。也不用说那么多套话、客气话，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形式。

　　成思危：我记得孟德斯鸠说过一句话，说如果我的思想能够影响到很多人的话，我就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了。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不容易的，因为人一生是很短促的，那么你能够有你的观点和思想，能够对社会发生影响，我认为这一点就是很不容易了。

　　主持人：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成思危留学美国的时候，注意到风险投资能用市场的力量实现科技成果的转化。归国后，他持续不懈地推动风险投资在中国的起步。并于1998年，在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上主导提案，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回应，被业界称作是引发了中国高科技产业创业的“一号提案”，成思危此后，被视为是“中国风险投资之父”和“中国创业板之父”。

　　近几个月来，在中国内地的牛市中高歌猛进的创业板，一度被网友戏称“神创板”。 2015年6月下旬到7月初的那一场暴跌，毫无悬念地从创业板和中小板开始。回顾成思危在2010年接受专访时的一席话，在今天仍然发人深省。

　　成思危：创业板的问题，就是由于炒得比较热，所以对创业板上市的时候，这个估价都估得高，这个实际是很危险的，因为你上市估价过高，实际上就给投资人的期望过高。而实际上一些高新技术企业，在即使上市开始两年内，它也不一定有盈利，因为它需要大量的资金，去投入去扩大生产，它不一定有盈利，所以这样投资人可能会，反过来会觉得失望。

　　成思危：第二个问题，就是由于我们当时设想的创业板，是中小企业板成长到一定程度，就变成创业板。但是现在我们变成创业板，和中小企业板是分设的，这在世界各国都没有先例，而这个分设，是有它制度上的原因：因为深交所现在是没有，所有主板的增量都到上交所了。所以深交所的增量，就靠中小企业板，所以它不愿意放掉这块增量，对吧。那么所以现在是两个板并存，实际你要想想这两个板之间的条件，有些是重叠的。在一定程度上，它对我们培植真正的创业板并不利，而且有一些不合条件的容易混进来。

　　从1997年到逝世前，成思危组织专家对虚拟经济进行了长达19年的研究，他推动建立了虚拟经济学科，为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在2014年的那次采访中，对中国经济持审慎乐观态度的成思危，对中国虚拟经济的隐患，却表现出了罕见的担忧。

　　成思危：如果虚拟经济脱离了实体经济，盲目地扩张，那造成的后果也是非常严重。中国已经出现了这种危机，就是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之间，不均衡的问题。虚拟经济的利润过高，压缩了实体经济，实际上给实体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困难，有些小微企业甚至垮了。

　　如果长期这样下去，必然的结果就是实体经济萎缩，实体经济萎缩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越来越少，那你虚拟经济靠什么来支撑。所以这种做法就是杀鸡取卵的做法，所以如果说隐忧，我最大的隐忧，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成思危：当然现在的问题是这样，第一，民间有大量的资金，我们通过组织社区银行来支持小微企业，这是一个手段。第二个，当然企业本身要改善经营管理，也不能全赖银行。第三呢，就是要对影子银行进行适当的监管和控制。保证过高的回报率的背后，肯定是有猫腻的。这我讲的都是实际情况，所以像这种情况，如果不依法处置，将来实体经济是有很大的隐忧的。

　　吴小莉：听明白完全明白，但是就是你说我们都看懂了，但是怎么下手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比较重要，因为其实是很严峻的。

　　成思危：所以我觉得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再不注意振兴实体经济的话，我们真的可能会出现问题的。

　　主持人：三次采访，话笃八年，但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精神上的敏锐，刚直献真言的情怀，和不肯停歇的深度思考，却始终如一。成思危有过很多的职务和身份，而学者才是他最为珍视的身份。几十年来，他秉承着学者本色，不断为中国社会提出各种建言，在诸多关键的节点，为中国市场经济摇旗呐喊，获得了市场界、民间企业的认同和尊重。成思危的刚直敢言也曾经引起过争论，而他只是淡然地回应：慷慨陈词，岂能皆如人意，居安思危，但求无愧我心。

　　成思危：我曾经在香港理工大学接受名誉管理博士的时候讲过，我说治学和从政都是为了报国。但是作为学者来看，治学是你从政的基础，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要提出一个建议，他都不是说随便随口要说的。那么像这些都是经过我们大量的调查研究，通过研究提出来的建议。这样的建议才经得起考验。

　　成思危：我今年已经72岁了，我希望我早日能够退下来，如果退下来，我想就做两件事情，一件就是做福利事业。第二点愿望，我这个人很喜欢教书育人，所以我常说我希望你们叫我教授，而不是叫我副委员长，那么我如果我退下来，我就可以有更多时间做学术研究，培养更多的年轻一代的学者。

　　自2002年9月起，成思危担任了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他推动建立的虚拟经济学科，为当下的经济发展和研究，指出了新的方向。去年9月采访他的时候，他还在研究开创虚拟商业新领域，取得了初步成果。他说自己是不知老之将至、朝闻道夕可死焉。

　　主持人：你会最终希望人们会记忆你的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一个经济学者、教授，还是一个为了国家贡献心力，提出了很多重要的建言的一个人物？

　　成思危：我想这些要求可能都太高，我想人们，我希望人们能记得的，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个人，他在他一生里，为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做出了一点儿他应有的贡献，这就行了。至于各种的头衔，我觉得那都是多余的。我父亲的名片很有意思，他名片不印任何头衔，就印成舍我三个字，我也希望将来我的名片上，就印我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头衔。这样呢，就是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