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永新：民进教育家对中国教育的贡献
如果要列一个民进教育家的名单，那将是一个长长的、难以罗列完全的教育家名单。从民进的马叙伦、叶圣陶、许嘉璐、车向忱、林汉达、吴贻芳，到老一辈的教育家傅任敢、吴研因、辛安亭、顾黄初、霍懋征、赵宪初、方明、俞子夷、吴若安、陈一百、张志公、段力佩、吕敬先、董纯才、王企贤、朱有迴、陈孝禅、郄禄和、孟雁君、张光樱、郝守本、邱光、叶上雄、刘运来、俞旭初等，再到现在活跃在教育舞台的中青年教育学者庞丽娟、周洪宇、张志勇、王兰、吴正宪、李镇西、蓝继红、胡卫、霍力岩、程方平、项贤明、肖川、万玮、吴国平等等。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本文仅选择部分民进和会员代表做一些个案的分析与介绍。
马叙伦（1885—1970）先生是中国促进会的主要创始人和，也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诗人和书法家。
马叙伦曾经分别在小学、中学、大学任过教，做过校长、教育厅长、教育部次长及代理教育总长等。新中国成立后，他出任了第一任教育部部长和第一任高等教育部部长。
1949年12月23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马叙伦对新中国教育的性质和总任务进行了系统阐述，对于如何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如何从各级学校的课程、教材、教学方法、师资到制度层面进行彻底、有计划、有步骤的变革进行了全面部署。在很短的时间，一批新型学校———中国人民大学、民族学院和工农速成中学兴建起来，一批工农干部及优秀产业工人被选拔到学校深造，开办了大量工人补习学校，开展了全国规模的识字运动，加强师资培训，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发展中等技术教育，以适应经济建设的急需。
在政务院领导下，马叙伦主持和参加了新学制的研究和制定工作。他根据当时国家建设实际需要，研究、吸收了我国教育工作的经验，特别是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提出了改革意见。1951年11月1日，政务院发布实施《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新学制改正了原有学制的缺点，密切配合国家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地位、年限和互相衔接关系，做出了新的规定，铸造了新中国人民教育的基本格局、框架。
作为党派的，马叙伦教育的资政建言方面也有着特别的贡献，其中，高度重视师生健康问题和收回教育主权就是两个重要的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马叙伦了解到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健康受到影响的情况后，在参加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期间，他及时向同志作了汇报。旋即手书“健康第一”，接着，他又函示马叙伦：“各学校注意健康第一，学习第二。营养不足，宜酌增经费。学习和开会时间宜大减，病人应有特别待遇。全国一切学校都应如此。”马叙伦和教育部的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提出了六项改进措施：一是调整学生日常学习及生活的时间；二是减轻学生课业学习与社团活动的负担；三是改进学校卫生工作；四是注重体育、娱乐活动；五是改善学生伙食管理办法；六是学校经费的支配，应适当地照顾保健工作的需要。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政务院第93次政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改善各级学校学生健康状况的决定》。
马叙伦对办学主权问题高度重视，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收回教育主权的愿望，即将外国教会学校和接受外国津贴的学校收归国办，夺回长期为帝国主义国家和宗教势力所霸占的文化阵地。1950年9月25日，马叙伦代表教育部召见天主教罗马教会驻辅仁大学代表芮哥尼谈话，阐明新中国独立自主的教育政策，并义正辞严地驳斥了其诬蔑中国干涉宗教自由的谰言，谴责教会侵犯中国人民教育主权的行径。1951年1月，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允许外国人在境内办学的方针。会后，有11所学校改为公办，9所学校改为中国教育工作者完全自办。在这场复杂而且政策性很强的斗争中，马叙伦既是建言谋策者，又是执行决策者，他准确地把握并坚决贯彻执行了中央和政务院确定的方针政策，对取得斗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马叙伦担任新中国首任教育部部长的3年时间中，教育事业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状况，整个国家的教育机关和教育事业，已经是完全属于人民，成为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准备了重要的条件。
1952年12月，马叙伦改任高等教育部部长，集中领导培养高级建设人才的工作。担任高教部长后，他的重点工作是在院系调整的基础上，“着重改组旧的庞杂的大学，加强和增设工业高等学校，并适当地增设高等师范学校；对政法、财经各院采取适当集中”。经过半年多的工作，院系调整基本完成。我国的许多省份都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并设有工、农、医、师等专门学院；几所大学已改造成为多学科的工业大学；在高等工科院校中，基本建成机械、电机、土木、化工等主要工科专业比较齐全的系，设置了294种专业，其中工科137种。由此开始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比较配套的工程技术人才的落后状况，解决了国家经济建设急需的工程等专门人才。
林汉达（1900年—1972年）先生是中国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教育家、翻译家。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他先后编写出版了《东周列国故事新编》《春秋故事》《战国故事》《春秋五霸》《西汉故事》《东汉故事》《前后汉故事新编》《三国故事新编》等大量通俗历史故事读物。以此为基础编辑出版的《上下五千年》和《中国历史故事》，是影响了中国数以亿计的几代人的儿童读物。
在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东周列国故事新编》的序言中，林汉达说：“我喜欢学习现代口语，同时又喜欢中国历史，就不自量力，打算把古史中很有价值的又有趣味的故事写成通俗读物……我当初写中国历史故事的动机只是想借着这些历史故事来尝试通俗语文的写作，换句话说，是从研究语文出发的。”
身居高位、学至大家的林汉达致力于把以艰深的文言文记录的中国历史，用通俗易懂的白话文表达出来，他投入大量精力来做这样的“小事”，不仅造福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也为历史知识的启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儿童文学作家任溶溶曾经说：“林汉达的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到我们祖国的历史，而且文字规范，对我们学语文、学作文都大有好处。”历史知识是爱国教育的基础与前提。这些中国历史故事已经成为儿童读物的一座丰碑，至今仍广为流传，几乎无人企及。
这套丛书收录的100多个春秋故事、战国故事、西汉故事、东汉故事、三国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林汉达为孩子讲中国故事的能力，所有的故事，都用一个浅显明了的四字标题，如“千金一笑”“一鼓作气”“放虎回山”“起死回生”等表达，不仅文字规范，而且生动有趣。如果林汉达还在世，去百家讲坛讲中国历史，恐怕会远比现在流行的一些讲座更加精彩。
林汉达是中西贯通的学者，对于中国教育的传统和西方教育的发展了然于胸。1941年，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向传统教育挑战》正式出版，一方面有批判地引进西方的教育学说，一方面向中国的传统教育提出鲜明的挑战。在这本书中，林汉达对传统教育的“镶金嵌玉的锄头”“小和尚念经”“填鸭教育与放任主义”“贼养儿子掘壁洞”“铁杵磨成绣花针”等观点与做法提出了尖锐批评。
这本书在当时的确是一部“破天荒”的著作，林汉达用“幽默的态度，生动的笔调，深刻的见解，透彻的讨论”既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端，又系统介绍了学习心理学的理论，是一部有破有立、简明扼要的教育心理学普及读本。出版以后受到学界与社会的广泛好评，一再重印再版。前几年还有出版社重新再版了这部著作。
叶圣陶（1894年—1988年）先生是民进中央原主席，著名的教育家、文学家、出版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第一部童话集《稻草人》和第一部长篇教育小说《倪焕之》出自他的笔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叶圣陶曾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政协等。
从18岁做小学教师开始，叶圣陶的一生几乎没有离开过教育，从事教育工作近80个春秋。他对教育的挚爱之炽和思虑之深，堪称教育工作者的楷模。无论是在甪直的吴县第五高等小学的青春年华，还是在开明书店主编《中学生》杂志和编写系列国语教材时的岁月；无论是主持人民教育出版社期间对教材“国家队”的建设，还是主政中国促进会时对一线老师的关怀……工作不同，但围绕着教育这一相同核心，职务各异，却磨砺着教育这一坚定探寻。
在漫长的教育生涯中，叶圣陶提炼出了“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教育就是养成好习惯”“学校教育应当使受教育者一辈子受用”等教育观点。这些观点来自火热的教育生活，又经过他的提炼，一经提出便脍炙人口。其中许多教育观点，如教育不是工业是农业、文理不宜分科、语文是发展儿童心灵的学科、写作就是说话、先做学生的学生才能做学生的先生、儿童非缩小的、品德教育重在实做等，不仅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其力度穿越数十年，在今天看来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教育理论上，叶圣陶的语文教育思想最为丰富系统。他认为，语文教育对于儿童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儿童非常需要的学科，也是“发展儿童的心灵的学科”，“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义。”语文教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听说读写又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听和读、说和写。“有了听和读的能力，就能吸收人家的东西，化为己有。有了说和写的能力，就能表达自己的心意，让人家完全明晓。”这四方面的能力是相辅相成的，听和读的能力的提高，有助于说和写的能力的提高。
在叶圣陶看来，小学语文偏重“语”，应该“把训练儿童说话这件事看得极其重要”。而且，儿童的说话训练不但是语文学科和语文老师的事情，应该是各科教学和全体老师都要注意的事情。他认为，所谓善于说话，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口齿伶俐，而是“要修养到一言片语都合于论理，都出于至诚”。具体说，就是要精于思想，善于情感和工于表达。说话的训练，关键有两条，一是尽可能给学生说话的机会，二是老师的说话要成为学生的典范。
叶圣陶明确指出，阅读是教育的核心与关键。离开学校以后，学生的成长主要是通过阅读来实现的。所以，“不待老师教，自己能阅读”是学生在学校期间必须形成的能力。他主张给学生阅读的自由空间，他曾经严厉批评一些学校取缔学生阅读课外书报的现象，认为这样做其实是“把学生看作思想上的囚犯”，而把学生的思想范围在狭小的圈子里，听不见远处的风声唱着什么曲调，看不见四围的花木显着什么颜色，“这样寂寞和焦躁是会逼得人发疯的”。他建议要加强阅读的指导，认为阅读指导如同给走路的人指点某一条路怎么走，按照这个指点，走路的人不但不会走冤枉路，而且会“见得广，懂得多，心旷神怡”。他认为，图书就是“人类经验的大仓库”。仓库里藏的东西不一定全是好的，也有霉烂变质的，不合时宜的。所以，开卷未必有益。必须有选择地读书，选择那些对自己最有用的书来读。
作为一位著名作家，叶圣陶对写作有深切的感受和深刻的见解。他指出，“写文章跟说话是一回事儿。用嘴说话叫做说话，用笔说话叫做写文章。嘴里说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声音，笔下写的是一串包含着种种意思的文字。”所以，写文章绝不是找一些稀奇古怪的话来写在纸上，只不过是把要说的话用文字写出来而已。也就是说，思想、语言、文字，三样其实是一样。“思想是脑子里在说话———说那不出声的话，如果说出来，就是语言，如果写出来，就是文字。”
既然写作就是说话，那么，怎样才算把话说好呢？叶圣陶认为，关键是做到四个不：即不花言巧语，言不由衷；不认是为非，将虚作实；不含含糊糊，不明不白；不颠三倒四，噜里噜苏。前面两个是说老实，后面两个是说明确。说不老实的话，写不老实的文章，无非是想自欺欺人；说不明确的话，写不明确的文章，在自己是等于说了白说，在人家则是听了莫名其妙。当然，写作虽然说是说话，但是毕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口头说话。要让自己说的话老实而明确，就要锻炼我们的语言习惯。同时，也要了解文章与语言两样的地方，如说话有面部表情和身体姿势的帮助，文章则没有；说话可以天南海北，不讲究开头结尾，文章则需要讲究；说话可以没有题目，文章则需要；说话可以用方言土语，文章则不能过多采用等等。
叶圣陶对于教师的写作和写作教学也非常重视，强调教师应该带头写“下水作文”，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对取材布局、遣词造句能够“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如此，对学生的指导才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用心领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的进步”。
叶圣陶认为，写作教学不是为了让学生个个成为著作家、文学家，而只是因为在现代社会，“写作已经同衣食一样，是生活上不可缺少的一个项目。”所以，一方面要关注写作的两个重要基础，阅读与生活，另外一方面要改进写作教学，如题目要尽可能让学生有话可说，让学生养成自己检查修改的习惯，学生共改和教师面批等，都是行之有效的写作教学方法。
在教育实践上，叶圣陶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的最大贡献，就是为中国学生编辑出版了影响几代人的教材。1922年，不到30岁的叶圣陶受教育部的礼聘，担任了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新学制课程标准起草委员，拟订了《新学制初级中学国语科课程纲要》。不久，他与人合编了初级中学教科书《国语》（6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叶圣陶第一次主编一整套正式的教科书。此后，从1932年的初级小学《开明国语课本》到1948年的《文言读本》，他先后自编或参与编写了10多套国文教材。其中有的教材，如《国文百八课》从编排体系、课文选取到教学指导诸方面都达到完善的程度，堪称语文教材的经典。
1949年以后，叶圣陶担任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社长，在肩负全国教育改革任务的同时，仍然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中小学教材的改革和建设。“”之前17年间人教社出版的各种教材中，绝大部分是经他之手修改的，语文教材更是一字一句一个标点都凝结着他的心血。
叶圣陶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探索，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直面当时当下的教育问题。例如，1981年10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来自中学生的呼声》的调查报告，希望叶圣陶先生发表评论。老人家请孩子念给他听，结果，念的人越来越哽咽，听的人越来越难受。其后，他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我呼吁》。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希望教育部的领导拿出比说话更加有效的实际行动；希望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局的领导不要用摧残学生的身心来换取本地区的虚誉；希望高校的领导千万不要招收那些“死记硬背的东西太多，缺乏独立思考和丰富的想象力”的学生；希望小学的领导不要从小开始应试教育。尤其希望中学的领导要顶住上级领导、父母、的压力，不要害怕“剃光头”；希望中学的老师处处为学生着想，保护他们的切身利益；希望父母们明白进大学是成才的一条道路，但不是唯一的道路；希望媒体的编辑不要为应试教育推波助澜；希望出版社的编辑不要印行高考试题解答之类的书。叶圣陶在文章的结尾诚恳地写道：“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可以说，这是一篇批评应试教育的檄文。也充满着对于未来的素质教育的期待。
用“爱”诠释教育的线）是当代著名教育家。她一生倡导和实践“爱的教育”，用“爱”诠释了教书育人的真谛，并将“爱”融入了中国教育的长河。周恩来称她为“国宝”；盛赞她“把自己一生献给了教育事业”；为她题词“把爱心献给教育的人”;刘延东称她是“德高望重的教育大家”。她被誉为“中国教育的一面旗帜，人民教师的优秀楷模，全社会的一代师表”。
霍懋征老师一辈子扎根基础教育事业。1943年，她从北京师范大学数理系毕业，放弃留校的机会，自愿赴北师大第二附属小学任教（即今北京第二实验小学），是我国高学历人才从事小学教育的先行者。新中国成立后，她接连被北京第二实验小学和相关教育部门委以重任，不仅承担了小学五年一贯制实验工作，而且被调到教育部、人民教育出版社等部门，从事小学教学大纲的编写和教材的改编等工作。1954年，她主动申请调回学校。1956年，她被评为新中国首批特级教师。60年间无论国家、学校、家庭发生什么变化，她都始终躬耕于小学教育园地。这期间虽然有很多调到其他单位工作的机会，但她心无旁骛，无怨无悔。她说：“小学教师是我的职业，更是我的事业。”“我教过的每个学生都成才了，这是我最大的荣誉和幸福。”
霍懋征老师热爱学生和教师工作，坚信“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坚持教书育人60年，她的学生个个成才，从没有一个学生掉队，每届学生几乎都是全面发展的好学生。她对学生一视同仁，与学生情深似海，学生们把她比作自己的妈妈。她几十年如一日专注投入、业精于勤。从教60年，她有四个“从没有”：从没有和学生发过一次火；从没有因为学生犯错把家长请到学校来，但是孩子们个个都成才；从没有惩罚或变相惩罚过一个学生；从没有让一个学生掉过队。她从教60年没留级过一个孩子，而且把很多别人不要的孩子都要到自己班，培养成才。在教学实践中，她先后提出了以学生为本、育人必先育德、教人必先教心，以及家庭也是学校，社会是大课堂等教育思想，探索出在减轻学生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教育质量的途径；形成了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造潜能等为特征的教学艺术。她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我国基础教育的改革发挥了引领作用。
霍懋征老师热爱民进，积极参政议政，自觉肩负起参政党的职责和使命。她1953年加入民进，担任过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是当时全国基础教育界唯一一位全国政协。第六、七、八、九届民进中央。她和叶圣陶、雷洁琼主席、方明等16位民进全国政协委员联名提出建立教师节、制定教师法的提案。从20世纪80年代起，她就随民进中央教育研究小组到内蒙古、贵州、云南等地交流教学经验。她的足迹走遍了全国50多个省市地区，上了百余节公开课，为智力支边、兴教办学付出了极大心血和努力。85岁高龄时她仍然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撰写教学体会，做好经验总结和教师培训工作。她说人生就只有3天，“昨天”已经离我们而去，要珍惜“今天”的分分秒秒，为社会、为国家的“明天”多做实事。
在霍懋征老师的告别仪式上，我看到的两副挽联深深地感动着我。一副是“传道授业解惑躬耕一生，彰爱扬清懿德垂范千秋”。另外一副是“爱心烛照千秋人人可得为尧舜，懿德师表万世缕缕不绝继圣贤”。我想，这不仅是霍老师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国家和人民对于她的最高褒奖。霍老师的人生告诉我们，只要我们拥有爱心，只要我们用心做事，一个普通的灵魂，也可以走得很远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