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杂谈第3页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十册
《海瑞罢官》了什么？
〔15〕《海瑞上疏》，上海京剧院集体创作，许思言执笔，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六○年四月出版。此剧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六一年演出时，《解放日报》和《文汇报》都曾发表评论文章加以赞扬。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六日及十月二十七日，《解放日报》及《文汇报》分别发表《〈海瑞上本〉中的海瑞形象》及《试评周信芳的新作〈海瑞上疏〉》二文。一九六一年春节重新上演时，《解放日报》在二月十一日又发表《杂谈京剧〈海瑞上疏〉》一文。
这个戏里，作为正面英雄人物出现的，只有海瑞一人。农民只能消极地向大老爷，恳求“大老爷与我等作主”，把自己的命运托给“海青天”。为了衬托海瑞形象如何高出于所有封建，其他出场的主要统统设计成坏蛋。海瑞的妻子和家人也是“”派，只有他母亲支持了他一下。海瑞孤零零一个人，从经济到，单枪匹马搞了一场大。
《海瑞罢官》是怎样塑造海瑞的？
〔5〕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18〕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刊印
〔2〕《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
既然《海瑞罢官》及其赞扬者提出了这么重大的问题，并且广泛地宣传了他们的主张，我们就不能不认真地进行一次研究。
对“退田”的描写是假的。“平”的描写是真的吗？根据我们查到的资料，只能作出否定的回答。松江知府、华亭知县根本没有被杀、被革。海瑞任应天巡抚时，苏、松一带没有撤掉任何一个县以上的官。徐阶的儿子根本没有死，曾被判充军。这件事也不是海瑞干的，而是徐阶罢相后，徐阶高拱再起时干的，张居正上台，这个判决就取消了。《明史?高拱列传》是这样写的：“阶子弟颇横乡里，拱以前知府蔡国熙为监司簿录其诸子，皆编戍，所以扼阶者无不至。逮拱去位，乃得解。”《徐阶列传》中也有相同的记载。抓徐阶儿子这件事，性质上是高拱乘机报复，执行者也是另外的官僚，同海瑞不相干。严嵩垮了之后，徐阶、高拱、张居正之间进行过长期的夺争。把内阁中不同集团的倾轧，硬移到海瑞身上，变成海瑞“站在穷农民一边”去“平”，这不是了基本的历史事实吗？吴晗同志明明知道历史上“徐阶的儿子只被判处充军”，但为了极力美化海瑞，仍旧要这样写，这说明他为了塑造自己理想的英雄，是不惜改写历史的！
姚文元同志在《文汇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对海瑞这个历史人物和《海瑞罢官》这出戏，提出了很重要的意见。我们认为，对海瑞和《海瑞罢官》的评价，实际上牵涉到如何对待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问题，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研究历史和怎样用艺术形式来反映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国思想界中存在种种不同的意见，因为还没有系统地进行辩论，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的解决。
〔17〕《明史?徐阶列传》。
为了塑造自己的英雄，作者是精心设计过的。安排这位青天大老爷的出场，就用了九场戏中整整三场戏。第一、二两场戏，海瑞都没有出场，剧本不惜笔墨地大写徐府即曾经斗倒严嵩、当过首相、退休在家的徐阶一家，如何农民土地、强抢民女、贿赂贫苦农民赵玉山，正当在公堂上农民洪阿兰“满腔悲愤唤”之际，一纸紧急公文带来海瑞将作应天十府巡抚的命令，得意忘形的们如闻，惊呼“这便如何是好！”连“衙役”都大叫“海青天要来了，这可不得了！”第三场戏海瑞穿便服上场了，作者安排他当面倾听“心如油煎”的“众乡民”如何用最敬仰的词句，倾吐对海青天的百般盼望，他是“为官”、“明断公案”、“口碑颂满”、“美政多端”……虽然封建社会“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呼冤的农民一致相信“海青天”这个官是一个例外，“海青天一定能替我们作主！”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是为了使观众强烈感到只有海瑞才能解救农民的痛苦。它说明了《海瑞罢官》并不是如作者所说的是写什么“封建阶级的内部斗争”〔6〕，而是千方百计地为我们今天的观众塑造一个决定农民命运的英雄。
注释
在这个历史剧里，吴晗同志把海瑞塑造得十分完美，十分高大，他“处处事事为百姓设想”，“是当时被压抑，被，被人们的救星”〔5〕，在他身上，你简直找不出有什么缺点。看来，这是作者的理想人物，他不但是明代贫苦农民的“救星”，而且是社会主义时代中国人民及其干部学习的榜样。
〔7〕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五页。
海瑞从来没有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同地主之间的矛盾。他只是想缓和这个矛盾。海瑞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坦率地说明了他做的是“损益调停”的工作，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他再三再四要农民服从封建，遵守“礼义”，“毋作强贼”，对已产生的农民，他主张双管齐下，“用兵安民，并行不悖”。他反对最的大地主，目的并不是削弱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而是巩固地主的土地所有制，巩固地主对农民的，巩固明皇朝。这是封建阶级各个集团、各个派别的共同利益，也是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所在。把海瑞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这是混淆了敌我，抹杀了地主阶级的本质，美化了地主阶级。海瑞一再表明自己对于忠心耿耿，他给高拱的信中痛陈自己内心时说：“区区竭尽心力，正欲为江南立千百年基业，酬上恩报知己也。”他怎么能够做出“千百年基业”的事来呢？
既然是一个假海瑞，我们就来看一看作者通过这个艺术形象了什么。
投献主要有两种。一种是有的豪强地主同原田主有某种关系的狗腿子，把原田主的田“献”给自己，使原有的“富家”土地，“献田”的狗腿子就变成这块土地的管家或二地主。另一种是中小地主、富农、个别或少数自耕农为了逃避严重的徭役和赋税，把自己的田寄献给官僚地主。因为《明律》官僚可以根据品级的高低有减免徭役赋税的，把田算在官僚地主的名下，就可以逃避徭役。官僚地主乘机把想逃避徭役的中小地主和富农、自耕农的土地强占为己有。由于土地绝大部分都为地主、富农所占有，官僚地主通过“投献”强占的土地主要是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土地〔9〕。这是事情的本质。《海忠介公传》中记载：“以故富者辄籍其产于士大夫，宁以身为佣佃而输之租，用避大役，名曰投献。故士一登乡举，辄皆受投献为富人。而士大夫既谢失势，又往往折入于暴贵者，以兼并为固然。乃豪强大有力之人，视田宅所便，收之莫敢不与。”这里所说的“富者”，当然不是贫农，他们无田可“献”；而是指地方上“失势”的士大夫或没有身份的中小地主和富农。他们的“民田”不断被“豪强大有力”的官僚地主兼并，达到“收之莫敢不与”的地步。既严重损害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又严重影响了皇朝的财政收入。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平”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人民思想的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这种。《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这种，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法庭、法律，加深这种。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地问农民，地主“凭的是哪条？”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按“”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统统当作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14〕呢？
〔8〕吴晗：《海瑞罢官》序，单行本第Ⅵ页。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都不对吧，学习他“”的“大丈夫”，“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4〕《晚报》，一九六一年六月二十三日：《从海瑞谈到“戏”》。
一个假海瑞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很广，不加以，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的深刻教训。
从一九五九年六月开始，吴晗同志接连写了《海瑞骂》、《论海瑞》等许多海瑞的文章，反复强调了学习海瑞的“现实意义”〔1〕。一九六一年，他又经过七次改写，完成了京剧《海瑞罢官》，还写了一篇序，再一次要求大家学习海瑞的“好品德”。剧本发表和演出后，报刊上一片赞扬，有的文章说它“深寓着丰富的意味”、“留给观众以想象的余地”，鼓吹“羞为甘草剂，敢做南包公”〔2〕；有的评论文章极口称赞吴晗同志“是一位善于将历史研究和参加现实斗争结合起来的史学家”、“用借古讽今的手法，做到了历史研究的古为今用”，这个戏更是“开辟了一条将自己的历史研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实、的新途径”〔3〕；有的文章还说：“人们在戏里表扬‘’……是在教育当时的做官的，起着‘’的作用。”〔4〕
看一看这些历史事实，再看一看《海瑞罢官》中的海瑞，就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出来的假海瑞。这是一个用资产阶级观点过的人物。历史剧需要艺术加工，需要再创造，我们并不要求新编历史剧的细节都同历史一样，但必须要求在人物的阶级立场、阶级关系上符合历史真实。尽管吴晗同志曾经说过历史剧要“力求其比较符合于历史真实，不许可有，臆造”〔12〕，然而事实胜于雄辩，这个新编历史剧中海瑞的形象已经同合理想象和典型概括没有什么关系，只能属于“，臆造”和“借古讽今”的范围了。
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为了巩固封建、削弱农民、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豪强地主，目的还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15〕，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没有杀他，他死后，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像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老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16〕，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的英雄，这是彻底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刊印
〔附录〕
同志在《在中国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一文中说过，“我们的是人民，这对于为人民而写作是有利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对于科学和艺术的发展给了新的。如果你写得对，就不用怕什么，就可以通过辩论，进一步阐明自己正确的意见。如果你写错了，那末，有就可以帮助你改正，这并没有什么不好。在我们的社会里，的战斗的和反，是揭露矛盾，解决矛盾，发展科学、艺术，做好各项工作的好方法。”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了吴淞江，人民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酹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地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四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入四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四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悦。”〔17〕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十五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快，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许多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10〕《被论自陈不职疏》，见中华书局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出版的《海瑞集》。下引海瑞言论均据此书，不另注明。
海瑞搞“退田”是“为民作主”吗？海瑞自己在《督抚条约》中告诉我们：他当巡抚的一切措施，都是“除积弊于相安，复祖之成法”。原来“祖”制定的《明律》中早有：“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11〕这不正就是海瑞所处理的矛盾吗？明皇朝早就这条反投献的法律，是为了缓和本阶级的内部矛盾，防止兼并恶性发展，以利于巩固整个地主阶级。这个法律后来成了一纸空文。海瑞不过在这个范围内搞了一下反投献而已，怎么能够把他写成为江南农民“作主”呢？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辩论，能够进一步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我们的方针是：既容许的，也容许反的；对于错误的意见，我们也采取的方法，实事求是，。正如同志所指出，“我们一定要学会通过辩论的方法、的方法，来克服各种错误思想。”
剧本还着重刻划了海瑞如何“为民雪恨”，大杀“”。剧本反复宣传：“重重要”，海瑞决心“平”，要把“恶都扫尽”，“今日定要平，法无重如山。”行动是：剧本中海瑞判华亭知县王明友斩罪，判松江知府李平度“革职，听候朝命”，判徐阶儿子徐瑛绞罪。据吴晗同志自己说，为了不致让海瑞“走得灰溜溜的……没劲头”，“下了决心，把徐瑛处死”〔8〕。这样，罢官而去的海瑞，便成为一个封建皇朝的胜利了的英雄。戏结束时，徐瑛被处死刑，徐阶昏倒下去了，新任巡抚惊惶失措，海瑞高举大印，昂然挺立，口说“大丈夫”，心里想：“我海瑞还是胜利了！”作者塑造自己的英雄人物的任务，也“胜利”完成了。
《海瑞罢官》却向我们说：不！“”不是地主阶级的工具，而是为农民阶级服务的。你看，戏里的海瑞是一个封建皇朝的钦差大臣，可是他却代表贫苦农民利益向徐阶展开剧烈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一方面，“”海瑞以“徐家佃户”和所有贫苦农民利益的大英雄出现，同所有执行地主阶级的别的相对立，“”和“”之间的矛盾竟被写成农民和农民的矛盾、退还农民土地和强占农民土地的矛盾，丝毫看不出“”在巩固地主阶级中的作用。另一方面，所有农民都被写得消极无为，没有一点的斗争，他们唯一的作用就是来向“海青天”，哀求青天大老爷为他们作主，把“”看作是自己的救世主。显然，在《海瑞罢官》的作者看来，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才是推动历史的动力；人民群众不需要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只要等待有某一个“”大老爷的恩赐就立刻能得到“好日子”。这样，戏中就把作为地主阶级工具的“”和法律、法庭，统统美化成了离开地主阶级而存在的超阶级的东西，了被人民不需要，不需要经过任何严重斗争，不需要打碎旧的，只要向“”卑躬屈膝地叩头，实行封建皇朝的“”，就能把污吏一扫而光，就能求来“好光景”。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的那些观点，同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论。在今天宣传这些地主资产阶级了千百年的陈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
学习“平”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的话，和一切被、被剥削阶级从最的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那末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
〔9〕《二十二史札记》中记载了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搞投献的例子，明显地反映出这是地主阶级内部矛盾。摘录如下：“又有投献田产之例，有田产者，为奸民籍而献诸势要，则悉为势家所有。……万历中，嘉定、青浦间有周星卿，素豪侠，一寡妇薄有赀产，子方幼，有侄阴献其产于势家，势家方坐楼船鼓吹至阅庄，星卿不平，纠强有力者，突至索斗，乃惧而去。……此亦可见当时献产。”（商务印书馆一九五八年七月版，七二一页）。
的进程告诉我们：无论海瑞或海瑞以后的封建，都无法使已经没落的明皇朝恢复青春，更无法缓和农民的烈火。海瑞之后，松江农民依旧受着重重的和剥削，兼并、逃亡继续发展，阶级矛盾继续尖锐化。一五八七年海瑞死，以后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势如怒潮。一四年明亡，离海瑞死还不到六十年。在这样历史现实面前，剧本竟然要贫农对“退田”唱出“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欢呼“江南贫民从此有好日子过了！”这不是到可笑吗？
根据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三十日
姚文元
海瑞要乡官退田，是要地主向农民退还土地吗？不是。《明史》及几个海瑞传记都写明，海瑞要求乡官退田是退出“受献”的土地。“公严厉以治，受献者悉退还，或许赎回。”这是削弱兼并，打击大地主。除退回的之外，退出去的田，绝大部分还是落到原来“献田”的“弱者”、“富户”即中小地主和富农手中，实际上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贫雇农既无田可“献”，无钱去“赎”，“退田”当然不会退到他们手里。怎么能够臆造出海瑞是一心一意为贫农获得土地而“战斗”呢？
本报过去也发表过吴晗同志的《海瑞骂》（笔名刘勉之，一九五九年六月十六日）、《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还发表过其他有关历史人物评价的文章。我们准备就《海瑞罢官》这出戏和有关问题在上展开一次辩论，欢迎史学界、哲学界、文艺界和广大读者踊跃参加。
海瑞也不是像戏里写得那样“”。相反，他认为“江南民风刁伪”，“百端架诬，盖不啻十状而九”。他自言对付“刁讼”的办法是“衙门前尝不绝七八人枷号，又先痛打夹苦之”，认为这是好经验。海瑞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下有小注曰：“乡宦小民有之别，故曰存体。”为“之别”可以“宁屈小民”，这是地主阶级本质的表现。现在海瑞如何，甚至会向农民请求“指教”，这岂不是把海瑞的立场给过来了！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一九五七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的干部和人士中的，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走的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和的手段，用团结――――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错误到底，敢于做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现在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一九六一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的，他们觉得被是“”的，大肆什么“平”，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和社会主义的斗争焦点。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请他明确回答：在一九六一年，人民从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领导的伟大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建立了以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的铁的事实。
看完这出戏，人们强烈地感到：吴晗同志塑造的这个英雄形象，比过去封建时代许多海瑞的戏曲、小说都塑造得高大多了。尽管吴晗同志在剧本的单行本前面特地写了历史说明，还在“海瑞罢官本事”中摘录了许多条史料，使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他是完全根据历史事实来写戏的；但是，人们仍然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封建社会的阶级当中，难道真的出现过这样的英雄吗？这个“海青天”是历史上那个真海瑞的艺术加工，还是吴晗同志凭空编出来的一个人物呢？
海瑞是一五六九年夏到一五七○年春这段时间内，任应天巡抚的。当时，江南农村中的阶级矛盾和十分尖锐。从正德到嘉靖、隆庆年间，随着地主阶级用各种方法疯狂地农民土地，土地集中程度越来越高，农民受的剥削越来越重。《日知录》载：“吴中之民，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说明松江一带绝大部分土地都被地主所占有。顾炎武虽没有指明确切年代，据我们查到的材料，这个估计是符合明代中叶以后苏、松一带情况的。土地最厉害的，是依仗扩大“皇庄”的皇族地主集团，此外就是一部分在乡间的官僚地主，徐阶就占有大量土地，有的说二十四万亩，有的说四十万亩，大约相当于今天上海市所属松江县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或一半。海瑞所谓“华亭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小民詈怨而恨”，就是他亲眼所见的尖锐化的写照。土地的集中，加速了农民同地主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农民大批破产逃亡，许多土地荒芜，“无田者为人佣工”（《华亭县志》）。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根本矛盾，的尖锐化，必然会影响地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相互关系。在土地绝大部分为地主占有的情况下，官僚地主要继续兼并土地，不能不把对象集中到中小地主，以及“倩人耕作”的“富家”即“富农”（又叫“上农”）身上，因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也尖锐起来。同时，由于官僚地主隐匿了大批不交税的土地，独占剥削果实，封建皇朝的财政十分困难，“帑藏匮竭”，一部分在朝的不断要求查田，要求“皇庄”和其他庄田，继续兼并中小地主的“民田”。这就引起了朝野各派地主集团之间矛盾的尖锐化。而当时官僚地主兼并土地的主要方法之一，就是海瑞在“退田”中所反对的所谓“投献”。
正因为这样，海瑞一到松江华亭一带，就发现当地的“诸生员”“乡官之贤者”甚至某些“府县官”，都“群声”反对徐阶这类大官僚地主兼并巨量土地，反对他们搞“投献”。“乡官之贤者”对海瑞说：“二十年以来府县官偏听乡官举监嘱事，民产渐消，乡官渐富”。后八个字不是活活画出大官僚地主吞并中小地主的一幅图画吗？海瑞下的结论是：“为富不仁，同愤”〔10〕，这个“同愤”，就是指中小地主、富农以及代表他们利益的知识对大地主兼并的共同的态度。当戴凤翔这个江南大地主的代言人海瑞“刁徒”时，海瑞就用上述材料证明他的“退田”是以这些人的呼声为基础的。看来，海瑞的话符合事实。他的“退田”，反映了这些“民产渐消”的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共同要求，也为了缓和地主阶级内部矛盾以及广大农民同地主阶级之间越来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利于增加赋税收入，解决朝廷的财政困难。
〔16〕吴晗：《海瑞的故事》，《中国历史小丛书》版，一九六三年六月第二版，中华书局出版，第十九页及第三十五页。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日）
〔13〕如一四五○年（景泰元年），黄萧养领导的盛大农民起义队伍包围了广州城，断绝了城内外交通。攻势凌厉，地主阶级的军队“战辄败”。这时封建皇朝见武装失败，就派了当时有名的“”杨信民去，杨一到，立刻用软的一手“多方招抚”，做了许多、分化、软化工作，农民起义军被“”，“不敢伤”，放松了武装斗争。接着董兴调集两广江西的大批地主军队来到，对农民和农民军进行了的，起义失败，黄萧养也中箭。事见《明史》中《杨信民列传》及《董兴列传》。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成为社会主义主义的组成部分”。〔18〕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主义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思想，什么思想，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化劳动化呢？
〔14〕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第一五二页。
戏剧冲突围绕着“退田”展开。虽然吴晗同志在序言中自称剧本“改以除霸为主题”，但实际上是从占田开始，“除霸”、“平”的行动也是围绕着“退田”进行。“退田”被写成是“帮助穷农民办法的一种”〔7〕，作为戏剧冲突最的“罢官”，就是罢在“退田”这件事上。剧本通过“乡民甲”的口特别说明：“我等都是徐家佃户”；要观众记住：戏里写的是贫苦农民同徐阶等乡官、之间的斗争，而海瑞是完全站在徐家佃户一边的。“海青天”果然不负众望，一上任就“为民作主”，他不但“高放债强占田真真市侩”，农民去“”，而且在公堂上颇有风度地征求的“父老们”的意见。农民要求退还被徐家和“各家乡官”所占土地，要求“大老爷作主”，于是海瑞一道号令，“发出榜文，各家乡官，十日内把一应田产，如数归还”。“退田”之后，尖锐的阶级矛盾忽然都不起作用了，“众乡民”向海瑞叩头道：“大老爷为民作主，江南贫民今后有好日子过了！”作者要贫农们“戴德，……朝夕礼拜”，欣喜鼓舞，齐声“同唱”对的赞歌：“今日里见到青天，勤耕稼重整家园，有土地何愁衣饭，好光景就在眼前！”剧本告诉人们：尽管封建制度原封未动，地主的和剥削依然存在，只要照海瑞的办法去做，农民的“土地”、“衣饭”就统统可以解决，“一片好光景”就在“眼前”了！
我们知道，国家是的工具，是一个阶级另一个阶级的机关。没有什么非阶级的、超阶级的国家。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待国家问题的基本观点。从这种观点出发，就不能不承认，封建国家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的工具。封建国家的法律、法庭和执行的，包括“”、“好官”在内，只能是地主阶级的工具，而决不可能是超阶级的，决不可能是既为阶级又为被阶级服务的工具。当然，由于地主阶级内部存在各种阶层和集团，由于形势的变化，他们之间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在对待大地主、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的态度上，在农民的程度和方法上，会有区别，有斗争。但是，从根本上说，这种斗争的实质决不可能超越地主阶级的范围。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这种地主阶级内部斗争成农民同地主之间的。就拿“”同“”的斗争来说，确实有过大老爷在地主阶级的法庭上、根据地主阶级法律的某些条文，一些“”的事；也有个别农民所告的恰巧是某个“”所反对的派别或集团中的一员，出现个别农民在这个“”面前“打赢”官司的事。这种现象过不少没有斗争经验的农民，使他们看不清“”的阶级面貌，看不清封建国家和封建法庭的阶级本质，地主阶级也经常利用这种现象来农民的，把“”当作阶级本质的工具，当作配合武装、对农民进行的重要手段。《明史》上就记载过地主阶级派出“”作为缓兵之计，然后把起义农民一举消灭的事〔13〕。但是，从根本上说，不论“”、“好官”多么“清”、多么“好”，他们毕竟只能是地主阶级对农民实行的“”、“好官”，而决不可能相反。
〔12〕吴晗：《再谈历史剧》，一九六一年五月三日《文汇报》，《春天集》一五五页。
弄清楚这些历史事实以后，《海瑞罢官》怎样了阶级关系，就清清楚楚了。
〔3〕《文艺》，一九六一年三月号：《评〈海瑞罢官〉》。
同志又说，“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的发展。”
〔11〕《明律集解》，卷五。
〔6〕《海瑞罢官》单行本前的内容介绍，一九六一年十一月出版社出版，第七页。
海瑞要徐阶退田是为了“徐家佃户”翻身吗？根本扯不上。海瑞在给李春芳的信中说明过要徐阶“退田”的目的：“若不退之过半，民风刁险，可得而止之耶！为富不仁，无益，可为后车之戒。……区区欲存翁退产过半，为此公百年后得安静计也，幸勿以为讶。”这不是把海瑞的阶级立场说得再明白没有了吗？明明是为了“止”民风的“刁险”，是为了地主阶级不致在越来越尖锐的中被，是为了徐阶“百年后得安静”，哪里是什么征求贫农意见而解决“徐家佃户”的土地问题！
《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
海瑞为了“穷农民”而反对过“高放债”吗？最好听听海瑞反驳戴凤翔他的话：“先年粮长往往于收粮时，先除还自己平日私债，后算官数；富豪亦乘出米之时，伺逼偿债，公私并举，钱粮难完。臣……谓待完粮后，方私下取偿，非禁不许还债也。”“公”是封建皇朝；“私”是地主土豪。海瑞说明自己并不反对乡间的地主剥削，并不反对“放债”，只是为了解决皇朝的财政收入问题，反对乡间大地主独吞剥削果实。
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谁“退田”呢？要人民“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上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
〔1〕吴晗：《论海瑞》，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的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的敌人我们决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不是历史学家。但是，根据我们看到的材料，戏中所描写的历史矛盾和海瑞处理这些矛盾时的阶级立场，是违反历史真实的。戏里的海瑞是吴晗同志为了自己的观点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