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

“文化大”本站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一阶段：１９６６年５月“文化大”的发动到１９６９年４月中国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摧毁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目的是所谓变“资产阶级为无产阶级”；运动表现为“怀疑一切”、“一切”、“全面内战”。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央局扩大会议和同年８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全面发动的标志。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定》，对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集团和“、司令部”进行了错误的批判。根据《五·一六通知》，５月２８日中央发出通知：设立中央文化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康生等任顾问，、张春桥等任副组长，并规定“中央小组”“隶属于局之下”，以后，小组逐步取代中央局和中央处，成为“文化大”的实际指挥机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路线”的狂潮，矛头直指、。突起，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串连”，他们把中央的旨意带到各地，带动了各地的，使地方党组织陷于瘫痪。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５日，中央转发、总部的紧急指示，宣布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运动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从此，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的浪潮，除野战部队外，各级党委陷入瘫痪，基层党组织停止活动。接着，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会后，全国掀起批判资产阶级路线月，中央发出《关于抓、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全国大局面开始形成。

　　１９６７年１月６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总司令部”等组织在、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１月８日，表示支持并号召夺权，全国内乱由此加剧。

　　１９６７年１月至２月间，在中央召开的不同会议上，老一辈无产阶级家对“文化大”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一伙诬陷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斗争。康生一伙向作了片面汇报。批评了参与斗争的老同志，二月抗争被诬之为“二月逆流”。

　　二月抗争被否定后，全面内战，一切的风潮愈演愈烈，在、、康生一伙的操纵下，还掀起了所谓揪叛徒运动、“大批判”运动、清理阶级队伍等，制造了、陶铸、彭德怀、贺龙等无数冤案。到１９６８年９月５月，全国２９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委员会，实现了所谓“全国一片红”。

　　１９６８年１０月，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对“文化大”的理论和实践作了完全的肯定。全会决定把永远开除出党。全会通过的《中国党章程（草案）》规定“是同志的亲密战友和人”。

　　第二阶段：从１９６９年４月九大的召开到１９７３年８月十大的召开。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是反集团阴谋夺取最高权力，策动反被粉碎。这一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的失败。此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使各项工作有了转机。

　　党的九大以后，全国进入“斗、批、改”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是要彻底否定所谓“修正主义路线”，贯彻九大方针，把全国各方面工作纳入“文化大”的轨道。这一阶段继续开展“大批判”；继续“清队”，进行“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使清队工作扩大化。而精简机构、下放干部，走所谓“五·七”道路，使大批干部、知识分子受到。“教育”又造成了教育质量普遍下降和教学秩序的混乱。１９７１年，炮制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严重压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积极性。

　　１９７１年９月，集团的反被粉碎后，周恩来在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经济、外交等方面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各方面的工作有了转机。但遭到一伙的攻击。也认为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从而使批“左”的正确意见被否定，“左”倾错误继续发展。

　　１９７３年８月，中国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继承了九大的“左”倾错误和指导方针，王洪文当了党中央。、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中央局内结成了“”，使反集团的势力又得到了加强。

　　１９７３年７月，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１９７４年１月初，、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的批准。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及时发现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并指出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１９７５年初，四届确定了以周恩来为总理，等为副总理的国务院人选。会后，周恩来病重，在、周恩来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先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但是，不能容忍系统地纠正“文化大”的错误，先是号召学习“无产阶级理论”，继而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１９７６年１月８日，周恩来逝世，全国人民以各种方式进行悼念活动，“”却竭力压制，加上“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继续，激起了民愤。北京、南京、太原等地群众自发地发动了悼念周总理、反对“”的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局和对事件的性质作了错误判断，将其定为“反事件”，并错误地处理了。

　　１９７６年９月９日，逝世，“”加快了反步伐。王洪文企图取代党中央的领导。同时向上海民兵分发武器，为叛乱作准备。１０月４日，《光明日报》登载“”炮制的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伪造所谓“按既定方针办”的毛主席临终嘱咐，图谋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权。以、叶剑英、李先念等为核心的中央局，粉碎了反集团，从根本上挽救了党、挽救了，结束了“文化大”这场灾难。１９７７年８月，在中国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党中央正式宣布“文化大”结束。

　　１９８１年６月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１９６６年５月至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的‘文化大’，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的历史，证明同志发动‘文化大’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实践证明，‘文化大’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或社会进步。”它“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