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指明方向

为新时代文化发展指明方向本站　　党的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文化底色，焕发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党的以来，我国文化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彰显了新时代中国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的文化底色，焕发了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文化工作，习总关于文化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以坚定的历史自信、清醒的历史自觉，深刻阐明了文化工作的地位作用、使命任务、方向目标、原则要求等，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科学的实践品格。其中关于“人民”与“创作者”的关系、“中”与“洋”的关系、“古”与“今”的关系、“义”与“利”的关系、“低俗”与“通俗”的关系、“优”与“差”的关系、“硬”与“软”的关系等方面的重要论述，揭示了文化建设的普遍规律，是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行动指南，需要在实际工作当中不断深入体会、贯彻落实。

　　“人民”与“创作者”的关系。习总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总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人民是文艺创作的源头活水，一旦离开人民，文艺就会变成无根的浮萍、无病的、无魂的躯壳”“能不能搞出优秀作品，最根本的决定于是否能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文艺工作者要想有成就，就必须自觉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欢乐着人民的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做人民的孺子牛”。他反复要求文艺工作者，“深入群众、深入生活，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这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一脉相承。同志早在《新主义论》中就明确指出：新主义文化就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他强调：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文艺是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习总不仅强调立场问题，指出“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而且强调了文艺工作者自身修养问题，强调“立德树人的人，必先立己；铸魂培根的人，必先铸己。广大文艺工作者要把个人的道德修养、社会形象与作品的社会效果统一起来，坚守艺术理想，追求德艺双馨，努力以高尚的操守和文质兼美的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自身留清名”。只有正确处理好“人民”与“创作者”的关系问题，文艺才能对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给予最热情的赞颂，对一切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奋斗的拼搏者、一切为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们给予最深情的褒扬。

　　“中”与“洋”的关系。针对当前各种错误文艺，习总指出：“如果‘以洋为尊’、‘以洋为美’、‘唯洋是从’，把作品在国外获奖作为最高追求，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东施效颦，热衷于‘去思想化’、‘去价值化’、‘去历史化’、‘去中国化’、‘去主流化’那一套，绝对是没有前途的！”这段重要论述与1941年同志《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的论述一脉相承又具有深刻的现实针对性。同时，习总也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这一系列深刻论述充满了唯物辩证法的思想智慧。

　　“古”与“今”的关系。面对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的趋势，习总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始终从中华民族最深沉精神追求的深度看待优秀传统文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习总专门强调了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并指出“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中华美学精神源远流长，流淌在中华民族的精神气质中、文化生活中，不仅属于历史，也属于今天，为“展示中国文艺新气象，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提供了有力支撑。

　　“义”与“利”的关系。“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在“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是中国文艺“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的大义。“义”是指文艺作品的精神内核，当下提倡的“大义”即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从根本上符合人民的利益。但一段时间以来，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不时出现，一些作品见利忘义、片面追求经济效益。对此，习总深刻地指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还要处理好义利关系”。广大文艺工作者要“遵循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牢记文化责任和社会担当，正确把握艺术个性和社会道德的关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在市场经济大潮面前耐得住寂寞、稳得住心神，不为一时之利而动摇、不为一时之誉而急躁，不当市场的奴隶，敢于向炫富竞奢的浮夸说‘不’，向低俗媚俗的炒作说‘不’，向见利忘义的陋行说‘不’。要以深厚的文化修养、高尚的人格魅力、文质兼美的作品赢得尊重，成为先进文化的践行者、社会风尚的引领者，在为祖国、为人民立德立言中成就自我、实现价值”。习总关于文艺创作中“义”与“利”的重要论述，是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原创性观点，是对电影唯票房、电视剧唯收视率、出版物唯码洋、网络唯点击率等文艺创作的“唯利”乱象的有力匡正。

　　“低俗”与“通俗”的关系。曾经，文娱领域乱象频出，一些缺乏思想性的泛娱乐化作品大行其道，推崇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对此，习总明确指出：“低俗不是通俗，不代表希望，单纯感官娱乐不等于精神快乐。”这既是告诫又是棒喝！一些人觉得，为一部作品反复打磨，不能及时兑换成实用价值，或者说不能及时兑换民币，不值得，也不划算。这样的态度，不仅会误导创作，而且会使低俗作品大行其道，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文艺要通俗，但决不能庸俗、低俗、媚俗。文艺要生活，但决不能成为不良风气的制造者、跟风者、鼓吹者”。习总还深刻指出，“追求是文艺的永恒价值。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让人动心，让人们的灵魂经受洗礼，让人们发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习总强调，“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这一重要论述充满了辩证法，是对迎合落后、低级趣味而放弃教育引导人民的创作倾向的谆谆告诫和根治良方。

　　“优”与“差”的关系。当今世界并不太平，树欲静而风不止，网络乱象丛生，一些外部势力仍在旧有的思维中唱衰抹黑中国。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不断提升，国际社会对我国的关注前所未有，但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很大程度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我们在国际上有时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存在着信息流进流出的“逆差”、中国真实形象和西方主观印象的“反差”、软实力和硬实力的“落差”。可以说，这反映了中国文化传播的窘境。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当然，加强国际传播，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比如“过去一百年，中国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这是我们文化传播最为可贵的现实依据。又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再如我们有制度优势，可以“优化战略布局，集中优势资源，着力打造具有较强国际影响的外宣旗舰媒体”。利用好这些优势，势必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

　　“硬”与“软”的关系。传播好中国文化，不仅需要综合国力的硬支撑，还要努力夯实国家软实力的根基。传播中国文化，讲好中国故事，不仅需要一种绵绵用力、久久为功的韧劲，更要科学把握对外传播规律，如习总所强调的“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因此，我们在文化国际传播方面，要着力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习总提出：“要以理服人，以文服人，以德服人，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

　　总之，习总关于文化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涉及文艺创作实践、文化的使命任务、文化传播策略等方方面面，就一系列根本性问题阐明原则立场，廓清了理论是非，校正了前行方向，既与马克思主义文化观一脉相承，又是当代中国文化实践的科学总结，是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旗帜和方向，我们要用系列重要论述指导新时代文化工作实践，推动文化事业实现更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