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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文化》:大师与大词

  “对于文化问题,我决定用最诚恳、最隆重的方式来试着回答”,余秋雨老师在新作《何谓文化》(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9月版)的自序中如是说。所谓“诚恳”,所谓“隆重”,指的是余老师将从学理、生命、文明、古典四大方面来“全面解释文化究竟是什么”。

  不比他人尽精力于文化之一门一目,余老师则专力研究文化本身。余老师大概觉得自己颇能和文化等同起来,“从四年前开始,最著名的《远见》杂志作出一个决定,他们杂志定期评出一个‘五星级市长’,作为对这个市长的奖励之一,可以安排我到那个城市作一个文化演讲。可见,他们心中的最高奖励,还是文化”。难怪余老师不自觉以为一己之人事遭际也就是文化的当代遭遇,而所谓关于目下文化的“最不留情面的剖析”,读来读去竟似一场关于余秋雨的斗争与反斗争的大戏“全面剖析”沦为了“全面宣泄”。

  余老师一边批评全国各地忙于“惰性耗损”文化,制造近似“楼堂馆所”的“文化精品工程”,一边欣然为各地古迹新景题写碑文;一边告诫当代人切莫“扮演文化”,写什么“半通不通的文言”,一边收录自谓“立足今日情思,略采古典句韵”的尤甚于“半通不通的文言”的独家中文;一边在《我等不到了》一书中自陈入股上海某公司,是因为该公司“很多职工都是余秋雨的忠实读者”,他入股,“一定能提升他们的信心,稳定他们的情绪”,于是“冒险入股”,在《何谓文化》中的解释却又成了他“早早地发现了这家商店一位能干的年轻经理,觉得他就是前途,便进行了投资”,以此证明“并不具备财经专业背景”的余老师比很多财经专家都有远见;一边指点人们“要想做一个受人尊敬的文化人”,就必须有“量不必太多”的知识的“必要贮存”,一边自己对名列“必要贮存”的《心经》今译不乏可商榷处,不知《心经》中的“舍利子”并非人往生火化后的灵骨遗存,而是佛祖十大之一、有“智慧第一”之誉的舍利弗。

  不过我们谈的这些错都无关文化,甚或很可能在余老师看来阻碍了文化。昔年他因金文明之“咬嚼”慨叹“中华文化现在遇到的根本问题是如何摆脱自己身上无数陈腐、无聊的包袱,重新寻找到秦汉雄魂、唐宋风范,激发起巨大的创造力,与国际接轨”。大师吞吐大词,大词成就大师。问题是,念念有词何谓文化,终不会归返秦汉再造唐宋。

  余老师一直哀怨自己为时代所误,其实于他而言,他自来与时代相见欢,时代给予他的远比别人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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