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人世间》：献给熟人社会与人性孤光的散文诗｜新批评

电视剧《人世间》：献给熟人社会与人性孤光的散文诗｜新批评本站　　国外文学翻译家、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先生于22日逝世 2022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获奖名单揭晓 ......　　狭窄的“光字片”，周家三代人的体面，走出了寻常百姓五十年的生活史；苍茫的“人世间”，两间破旧老屋中的暖炕，孕育出足以融化世事无常的线年电视的开年大戏《人世间》，与其说是一首铿锵激昂的交响乐，莫如说，它其实是弥漫着浓郁烟火气息的一篇朴实淳厚的散文诗

　　国外文学翻译家、傅雷研究专家罗新璋先生于22日逝世 2022年博洛尼亚最佳童书奖获奖名单揭晓 ......

　　狭窄的“光字片”，周家三代人的体面，走出了寻常百姓五十年的生活史；苍茫的“人世间”，两间破旧老屋中的暖炕，孕育出足以融化世事无常的线年电视的开年大戏《人世间》，与其说是一首铿锵激昂的交响乐，莫如说，它其实是弥漫着浓郁烟火气息的一篇朴实淳厚的散文诗。

　　化现实、生活为诗，对于大多创作者而言，既是一种美学追求，更是一种关照现实和生活的态度。但是，现实、生活究竟是什么？对于中国的寻常百姓而言，现实、生活又意味着什么？并且，对于电视剧的创作者而言，那种看似杂乱无序且又充满质感的现实生活，又如何物化为一种诗意化的视觉图景？这实际上也是摆在每一位创作者面前，需要不断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一个永恒的艺术命题。

　　哲学家约翰·杜威声称：“是我们创造了现实，每一个个人都在自己与环境的碰撞中建构起他或她自己的世界。”就个体存在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关系而言，杜威所言，明显带有建构主义的哲学取向。但是，正如知识社会学家所指出的，现实存在于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中，对于中国社会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而言，现实生活毕竟不是抽象的哲学，而是再具体不过的一日三餐与七情六欲。纵然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现实和生活的质感，则依然是由那些看似琐碎，且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日常生活小事儿所构成，也即是说，所谓的现实和生活，直接具体地体现于吃、穿、住、行之中。这其中，在文化内涵层面，对于中国人而言，“住”所象征或者所代表的，实际上是一种具有共识性的“家”的概念，一种现实具体的基本生活场景。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寓意和内涵，创作者紧紧抓住“住”这一概念，建构起以“家”为情感核心的总体叙事脉络，并以此为出发点去写人，写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互动关系，写互动关系中人的情感及其变化。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叙事视角与表达策略，从而使得该剧在叙事内涵与逻辑建构层面，就已然有别于西方电视剧中以个体存在、个体情感为中心的叙事逻辑，呈现出极具民族文化内涵的本体叙事特征。这也即是说，作为一部开年大戏，不仅仅人物和故事要生根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土壤与时代背景之中，讲述故事的视角也同样重要，尤其是对于一部年代戏而言，选择怎样的叙事视角，恰恰是能否引发观众情感与情境认同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此意义而言，该剧立足于“住”所构建起的，以“家”为核心的叙事脉络与线索逻辑，在基本叙事层面，已然为该剧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与此同时，将“日常琐碎”作为一种基本的故事线，也在叙事观念与讲述方式上，摒弃了宏大叙事对现实生活的俯视，从而使得观众能够在一种平视自然的亲近感中，以一种更加积极的姿态，去接近故事中的人，故事中的事儿，去体味故事中的情。

　　剧中“光字片”作为一种平民社区，从一开始即在社区的社会空间属性层面，奠定了主人公周秉昆一家的身份认同和阶层定位。也正是基于这样一种社区属性，让主人公周秉昆自小就拥有了一帮“铁哥们”，从而在家与社会之间，建立起他作为个体的社会联系。而作为“光字片”中“矮子里拔将军”的佼佼者，上世纪60年代，主人公的父亲，身为八级技术工人的周志刚，亲手建造的这两间低矮的老屋，在当时整体居住条件都相对简陋的年代，已经是这一片区里，足以令人羡慕的好房子了。虽然拥挤简陋，却不乏欢笑和温暖，既为一家人遮风避雨，又让主人公周秉昆在“光字片”的哥们中多了几分荣光。甚至因此将父亲作为他的人生榜样，极尽所能地保护着这个家的完整，小心翼翼地呵护着这个家的温度。可以说，“光字片”中这两间低矮的老屋，既承载着主人公一家三代人，五十年的悲欢离合与生命体验，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之中，滋养了主人公周秉昆既倔强憨厚，又重情重义的人物性格。同时，也型塑了周秉昆格外看重家庭的人生执念。而围绕“住”所生发出的一系列悲欢离合的生命体验，又与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构成紧密的内在关联，由此也勾勒出不同人生轨迹的人物行动线

　　从文学文本改编的角度而言，可以说，《人世间》的热播与观众的拥趸，首要的是原著小说提供了坚实的文学基础。但是，将115万字的小说改编为58集的电视剧，又谈何容易。从叙事的角度而言，剧作理论家悉德·菲尔德认为，所谓叙事，“是把一条基本的故事线加以戏剧化。”我们日常文化生活中那些看似杂而无序的人和事儿，在小说、戏剧、电影或电视剧的叙事之中，实际上都可以理解为具有一定前后对照关联性的“基本的故事线”，关键是如何使之有序，如何使之形散而神不散。如果说戏剧化是一种基于艺术的技术手段的话，那么，“基本故事”的选择，对创作者而言，既是一种价值预设的投射，同时也是建构叙事及其线索逻辑的一种视角。这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即是，什么样的事件具有可述性价值？或者说是这部戏值得去叙述的事件？从目前剧作改编来看，剧作者基于“立主脑”的改编思路与切入视角都十分明晰，创作者围绕“住”这一核心概念，在前二十多集中，紧紧抓住了主人公周秉昆基于“熟人社会”的家庭观，以及他对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的执念，并以此为基点，围绕人物性格，对“基本故事”进行选择。从而辐射出多条有效的戏剧性线索，这些线索反过来又对主人公的生活，构成一种致变身的因素。

　　周家老父亲周志刚，响应政府支援三线的号召，从东北到西南边远地区参加建设；家中长子周秉义，作为第一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加入建设兵团，沉着稳健，不争功名的工作态度，得到了兵团领导的高度认可。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了北大哲学系；姐姐周蓉因为爱情，19岁时便“冒天下之大不韪”，顶着全家的反对，义无反顾地奔向贵州大山，与自己崇拜且已被打成了的诗人冯化成，住在潮湿寒冷的山洞之中，做起了山村教师。恢复高考后，又与哥哥周秉义一同考入了北大。而主人公周秉昆自己，一方面，他以父亲为人生榜样，惯性地臣服于家长制的父权，另一方面，又在成长的过程中，不断的反抗父权的权威，甚至不顾街坊四邻世俗的指指点点，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不仅将被欺负的受害人郑娟娶回家中，还将郑娟的盲人弟弟领来一同抚养，甚至将郑娟被欺负后生下的私生子，认作自己的儿子，视如己出。

　　改革时尚之后，中国社会由改革时尚前的工人和农民两个阶层结构，迅速发展为“十大阶层”，周家三兄妹也凭借自己的努力，迅速走入了不同的社会阶层。哥哥秉义大学毕业后进入了省市级领导岗位，并住进了省长岳父的家中。姐姐周蓉当年回城后，因为住房拥挤，只能将女儿寄养在弟弟周秉昆家中抚养。大学毕业后进入高校，做了大学老师，成为知识分子中的一员。几经周折，已是大学里最年轻副教授的姐姐，最终分到了两室一厅的房子。唯有家中被周母称之为老幺的周秉昆，带着一家老小，依然居住在“光字片”拥挤简陋的两间老屋之中。但是，周秉昆从不抱怨。在人生目标上，周秉昆从未与自己的哥哥姐姐争高低，也并没有羡慕他们不断向上攀升的阶层变化。他苦心经营着出版社的饭馆，努力维系着家的完整，甚至以得到父亲的承认，作为自己一直以来的奋斗目标，同时，在小家庭生活中，秉昆更是精心呵护，始终是以妻子郑娟的幸福作为自己的幸福。事实上，对周秉昆而言，无论当了多大的官儿，无论读过多少书，阶层与文化再高，也高不过情义。在他的世界中，“光字片”中两间老屋的家，以及围绕家所辐射出的亲情、爱情和友情，才是他灵魂深处的净土，才是真正的人间烟火，才是不染世俗的纯粹。而其背后的初心，则是对善与情的执念。这便是他始终遵循的一种朴实的道德伦理，也是创作者贯穿于文本的一种价值预设。

　　古希腊先哲柏拉图，曾借苏格拉底之口，在《斐德罗篇》中描述了驾驭人的灵魂的是两匹飞驰骏马驾驶的战车，其中一匹黑马象征着非理性的情感与欲念；而另一批白马则象征着理性的道德和节制。在柏拉图看来，白马与黑马所代表的实际上理性与非理性的两个极，而人类的几乎所有行为，始终都在这两个极之间不断摇摆。周秉昆也不例外，他有“非理性的情感与欲念”，为了保护妻子郑娟和他非血缘关系的儿子周楠，他对试图“下山摘桃”的骆士宾大打出手，直至为此付出代价。但是更多的，周秉昆始终持守着的是“理性的道德和节制”，虽然这种“理性”并非柏拉图所谓的理性，而是一种压抑的克制，甚或是底层小人物的谨小慎微。但是在本质上，常常忽视自我，总是把利他置于首位的善良，不仅让人物的戏剧性行动合乎情理，更让这一人物呈现出了应有的人性孤光。写活了这个主要角色，就像是一枚棋子活了一盘棋。这便是角色的力量。正是基于此，我们无需用市民伦理，或更高的道德法则去审视这个人物，符合那个时代，符合那个时代中国人朴实的价值观、伦理观，既有“非理性的情感与欲念”，也有朴实的“道德和节制”，这恰恰是这一角色得以立体，得以鲜活的根本之所在。

　　某种意义而言，无论是小说、戏剧，还是电影或电视剧，叙事不仅仅是要讲述一些精彩的人物和事件，而是要建构一个“故事世界”。笔者在《“魔法师”的世界：电影叙事的观念与表达》中，曾对这个故事世界有过这样的描述：“就如同黑夜里在一片空旷的草原上，有一盏明亮的灯，创作者所要讲述的是有关这个灯的故事，而灯光所辐射的则是更大一个场域。并且，这一场域的存在，某种意义而言，为故事的发生、发展，提供了一种‘合乎情理’的逻辑前提。因此，虽然这个世界的边界是模糊的，不确定的，但在观众的内心之中，这个世界却是存在的。这个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既具有某种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同时，又有其相对的独立性。也即是说，这个世界有其自身的运作逻辑与秩序规则。正因为如此，从创作实践的角度而言，虽然创作者仅仅只是要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但是在根本上，‘魔法师’所要创造的实际上是一个世界，一个有别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如果每一个读者和观众都会在这个“故事世界”中，感受到“我”的存在，所谓移情与共鸣的发生，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同样，在电视剧《人世间》中，围绕主人公建构起的“光字片”这个主要生活场景，无论是人物关系，还是这片社区的运作模式，都可以说是一个“熟人社会”的小圈子。换言之，“熟人社会”是构成《人世间》这个“故事世界”的一种基本社会形态。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先生曾经对“熟人社会”这一概念有过明确地阐述，认为它的运作模式及其社会法则实际上是人治，而非法治，是以亲朋好友间的关系和信任为主要根基，而不是所谓的制度。这也即意味着，建立在亲情、友情基础上的信任，可以说是维系这一小圈子社会得以正常运转的一个核心要素。因此，“熟人社会”的这种运作机制，也被一些社会学家称之为“信誉机制”。并且，这样一种运作机制，也生发出了“熟人社会”的道德规约与价值取向。正是基于此，剧中人物的行为方式，人物关系的建立与人物间的互动方式，以及前半程的大部分戏剧矛盾冲突，都是基于“熟人社会”的运行规则而得以展开的。从主人公周秉昆受施害者骆士宾之托，给受害者郑娟一家送生活费，不但恪守承诺，还将原本属于他的五元辛苦费，也一并交给了郑娟。再到周秉昆将自家“光字片”的两间老屋，无偿地让给发小朋友国庆一家居住，而不需要合同或契约等等，诸如此类，所遵循的即是“熟人社会”的道德规约与信誉机制。

　　直至改革时尚之后，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与不断加速的社会流动，导致原本坚实的“熟人社会”形态被逐渐打破，“光字片”中的人物关系也开始发生了显著变化。经济大潮席卷大地，“陌生人社会”的迅速到来，让人始料未及。当年传为爱情神话的姐姐周蓉的婚姻，出现裂变，“陌生人”的介入便是压死骆驼的那根稻草。与此同时，生老病死与孩子们的成长，也让原本稳定的家庭结构开始产生变化，义子周楠顺利考上了清华大学，远赴北京求学。周家老父亲在经受了女儿婚姻裂变等各种打击之后，突然撒手人寰。坚强的周母在安抚了子女之后，紧握着丈夫已然冰冷的手，在寒冬的深夜，随丈夫而去。生同枕，死共眠。周家父母之间这份深厚的爱，伴随着生命旅程的结束，一个时代也随之结束。然而，未来将会是怎样？“光字片”的未来又将会怎样？电视剧书写到此，或许正是大多观众所要追问的问题。尤其是对于当下观众而言，如果说“光字片”那个小圈子社会，是一种断代描述的历史景观的话，那么，这一景观在时代发展的浪潮之中，已被肢解为一个个历史的碎片，新时代的阳光将这些碎片融化为曾经温暖的记忆，所留下的更多是主人公身上那种纯粹，那种对情感的执念。

　　实际上，就艺术创作本身而言，一部优秀的电视剧，既要关注宏观的时代变迁与社会发展，更要在微观层面，将这种变迁和发展所产生的一系列动态变化，物化为具体的情感体验与人物行动。这其中，既要有断代式的群像书写，更要有一个个鲜活时尚个体的精准塑造。唯有写活了人，才能写活了戏。唯有内心有诗意，才能化生活与现实为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