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蔑称：城乡居民身份不平等标志谈宋代的城乡关系

农民蔑称：城乡居民身份不平等标志谈宋代的城乡关系本站　　农民作为一种职业，自有国家起，就一直遭受着来自于非农村的歧视，对农民的蔑称，一直存在，可查证最早的农民蔑称是在西周时期，被称为“野人”

　　农民作为一种职业，自有国家起，就一直遭受着来自于非农村的歧视，对农民的蔑称，一直存在，可查证最早的农民蔑称是在西周时期，被称为“野人”。所谓的蔑称，其实就是城乡居民身份不平等的标志，是身份阶层化的体现。而在宋代，正处于历史上的重要变革期，由为重转向以经济发展为主，这就导致了宋代城乡的关系也紧张异常，从而城乡的两极分化加剧，对农民的歧视也更为明显。

　　由历史来看，我国一直都是以农业发展为主，因此农民这个称呼也是长久存在的。从神农氏发明农业种植开始，农民这个身份其实是深受爱戴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逐渐形成了城镇和乡村，农民就逐渐变成了被歧视的对象。

　　据史料记载，最早的农民蔑称是在西周时期，在当时，西周实行国野制度，就是对所统治的区域进行划分的方法。以城市为中心，从内到外实行圈层划分，这也是阶级的划分。国野制度的核心就是以国为主，逐层划分，最后到野这部分，也就是说，把国家分成两个活动区域，“国”所代表的就是贵族和平民，而“野”所代表的则是被征服被统治的所在地民众，这在《诗经》中是有记载之。

　　这些被称为“野人”的征服地民众，从事着繁重的劳役工作，他们社会地位低下，生活悲苦，没有自由民的权利，同时还被称为“野人”，这就是农民蔑称的最初形成。在当时的下层国民虽然也要进行农业耕作，但是他们有自由的权利，他们不在“野人”的范围内。

　　战国时期，国野的的界限逐渐的消失不见，农民也逐渐的成为一个整体，不在区分“贱民”和“国民”，但是“野人”这个蔑称却保留了下来。《左传》在秦汉时期，对农民的歧视一直存在，因此，蔑称也继承了下来，除了“野人”、“鄙人”等，还有一些新的蔑称，如“儓”这个称呼，这个字的意思同“台”相同，是周代用来对奴隶的称呼。

　　到了秦汉时期，由于城乡分离加剧，对农民的歧视加入了职业性的因素，当时的社会分化形成士农工商四个职业大类，农民这个职业因为其生活贫苦，收入低下，还是处于受到歧视的阶层。那时的社会大背景其实是重农抑商的，虽然重视农业，但是农民的总体收入还是很低的；抑制商业，可商多数比较富有，这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农民的歧视。

　　在魏晋时期，农民的歧视依然存在，农民的地位也和前朝基本相似，至唐代，出现了和“村”相关的对农民的蔑称，到宋代时，这种和村相关的农民蔑称开始广泛运用。“村”这个字，最早出现在《说文解字》里，原来是一个地名，后来这个字用作乡村之用。

　　到了宋代，由于经济的发展，的格局也发生了改变，产生了城乡不同的管理机制。在城市里，实行的是坊制，而在乡村里，则实行村制，城乡的明确区分，直接体现在了基层单位的名称上。于是“村”这个称呼，在城乡分化的大背景下，成为了农民的蔑称。

　　城乡关系是社会大分工和社会生产发展的产物，自从城市产生之后，城乡关系也随之产生。到了宋代，随着农村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一些原本以职能为主的城市逐步演变为以经济职能和职能并重的城市。

　　首先，宋代的经济发展呈现繁荣趋势，随之出现了夜市和城市附近的草市。草市形成于南北朝时期，至唐朝末年，开始发展壮大。到了宋代，开明的政策使得市场经济得到了更加充分的发展，它依托于农村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变成了贯通城乡经济的纽带，而后来大草市形成，主要在镇市发展而成，这就增加了城市的层次感。其次，农业作物的种植有了更加精细的分工，从而形成为城市服务的农副业基地。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更加区分了城市和农村的不同发展方向。

　　宋代是一个经济发达的社会，在宋代重商业轻农业的社会大环境下，宋代的城乡分化愈发严重，而在思想方面，宋代民众对于宋代贫困人口导致贫困的原因所产生的社会认知很明确。宋代是一个社会等级制度相对较弱化的阶段，统治阶层所倡导的“贵族”阶层逐渐消失，贱民这个称谓也在法律的认同下得以消除，社会的分化逐步变成财富占有多寡的分化。这使得崇尚财富欺压贫苦成为宋代的一个重要特征。

　　尚富欺贫的这一社会特征又反过来影响了城乡分化的加剧，同时对农民这一身份的歧视也随之加剧。这种实质所反映的还是社会方向偏向于经济的发展，社会分化的性已经不再是主导，经济性才是当时宋代社会分化的重点。民众对于贫困的歧视，将农民这一身份作为重点，认为农民就是贫困本身，是愚昧无知的人，把自己放在农民的对立面上，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

　　按照当时宋代民众的看法，农民被歧视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农民的贫苦。正如司马光在《温国文正公文集》中所写：“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当时的农民要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还要面临不可预知的自然灾害，同时，还要交国家的赋税，官府还会收取其他的一些钱财，这让农民的生活更加困苦。农民生活的艰辛，经济收入的低下，造就了社会地位的低下，这才是农民受到歧视的根本原因。

　　相对于农民生活的贫困，城市的居民生活却与农民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城市的建设多繁华，民众生活也较考究，对于吃穿用度都有自己的标准；而在行业方面，也多选择，城市民众可以有更多的职业选择，谋生的途径也很多；另外一个方面，城市民众对自己的身份认同感强烈，把自己放在了市民阶层。

　　在宋代，也有很多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些社会保障体系也多是城市里的贫苦人口受益。其中，就有救荒仓储系统，这个救助系统名义上是救助乡村饥荒民众，但是仓储的救助地都是设置在县级以上的城市之中，所以受益的还是城市里的居民。而其他的贫苦救助机构也都是设置在城市里，所受益的也还是城市里的居民，如果农民想要享受这些福利，就必须先到城市里落脚，并且符合一定的条件才可以。

　　由此可见，宋代城乡的两极分化严重，城市的居民所受到的盘剥较轻，并且谋生也比较容易，所受到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的资源也更多更全面。反观农民，沉重的赋税，辛苦的劳动付出，单一的从业方式，几乎看不到的社会保障，就更加体现出了农民的社会地位低下，同时，也体现出了对农民的经济盘剥和社会福利压榨。

　　农民因贫困而至愚，城市民众从思想上把农民的这种愚放到了他们的对立面上，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和思想上对自己的认同感。而农民蔑称的表现是欺愚，欺愚的本质又是将农民的贫困归结于农民自己。

　　在宋代的社会中，当时有几个观点，对农民的贫困缘由做了总结。其中包括“天命说”、“结构说”、“材性说”等。

　　“天命说”，就是农民的贫困归结与命理，天命由此；“结构说”是将社会的贫困总结为国家的制度和社会的架构的不合理性；“材性说”则是将贫困的原因归结与贫困者本身，是他们的能力不足所导致的。综上所述，在不同的阶层眼中，大多数人认为，农民的蔑称还是由于他们自身的原因所造成的，是他们本身的个体缺陷所导致的整体贫困。其实，这种观念是当时社会城乡分化和社会阶层分化的民众无意识行为，以对农民的蔑称而掩盖社会的不平等问题，使社会的阶层分化更加明显。

　　因此，农民的歧视，其实是一种社会关系的深层体现，由农民歧视问题，体现出宋代的社会架构，也体现出宋代社会由型社会向经济型社会的转变。同时，从农民的蔑称来看，这就是对于农民的歧视，也体现出了社会阶层的分离与对立，从而产生了社会的不平等性。

　　这样的架构，形成了农民的进一步贫困，也是农民贫困的根源所在，同时又是城市民众排斥歧视农民的理由所在。从而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农民成为社会分化和经济发发展所产生的城市化进程的牺牲品。

　　农民的蔑称所体现出来的宋代城乡关系，无非是把原有的社会阶层矛盾转嫁于农民身上，让农民承担了更多的社会排斥现象。这时的社会排斥由于经济的发展，等级化逐渐变弱，从而排斥主要是针对农民的职业本身，是城市居民对农民的生活方式和职业性特征的排斥和贬低。这也是宋代社会变革背景下社会结构变迁的一个重要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