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取消文化”的起始和走向

一文读懂“取消文化”的起始和走向本站　　“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是一个较新鲜的词汇

　　“取消”文化 （Cancel Culture）是一个较新鲜的词汇。大致来说，被“取消”是指个人或机构因言论或行为具冒犯意味而遭到。

　　它的涵义在不同立场的人看来不尽相同。一部分人认为取消文化泛滥对言论自由与思想自由造成了严重威胁，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这是一种正当的问责，将其上升为取消文化是一种污名化。

　　7月7日哈泼斯杂志（Harper’s）发表了一份《》[1]，将取消文化推向公共讨论的焦点，尽管共识远未达成，但各方的观点得到相当充分的表达。

　　Cancel Culture这个词汇本身的历史很短。用谷歌趋势[2]查询，直到2017年11月这个词才进入谷歌搜索词库。而在这短短两三年里，它的侧重点也发生了迁移。

　　在早期，Cancel更多的是一种个体行为，也就是个人对于自己不认同的人或事放弃关注、进行。

　　在俚语词典Urban Dictionary[3]上，这个意思首次出现于2018年3月。纽约时报2018年6月的一篇文章《所有人都被取消了》[4]（ Everyone is Cancelled ），描述的就是许多名人明星被粉丝取消的现象，比如当时争议很大的说唱明星“侃爷”坎耶韦斯特，也包括争议并不大的比尔盖茨、泰勒斯威夫特等人。

　　这篇文章引述剧作家Jason Richards说，在当前的“订阅”时代，明星就像是被打包的货品（ commodities ），“取消”一个人就和取消预约或取消购物一样，这个词表达一种非人性的调侃味道。

　　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与文化日趋极化，“取消”所带的惩罚意味也逐渐加强，被取消的对象逐渐从明星向作家、学者、教授、企业高管甚至普通人转移，被取消的人常常不得不承受更加严厉的后果，比如作品下架、辞职或被解雇。

　　取消文化的发展蔓延非常快，尤其是在2020年5月份因乔治弗洛伊德被虐杀引发大规模黑命攸关运动之后，连续发生多起取消事件，促成了哈泼斯公开信的发布以及之后关于取消文化的大讨论。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尽管“取消”这个新词意历史很短，但它描述的这种事件早些年就有发生。较早关注校园“文化战争”的乔纳森海特（ Jonathan Haidt ）与格雷格卢基诺夫（ Greg Lukianoff ）合著的《被溺爱的美国心灵》（ The Coddl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一书中提到过早期的两个例子。

　　自由派中对文化议题持激进立场的阵营被认为是取消文化的主要发动者和参与者，他们对这些指责进行了大量不同角度的反驳。

　　后者这个阵营并没有特别准确的术语，部分人称之为激进左派（ radical left ）或极左派（ far-left ），但这个阵营中很多人并不认为自己激进或极端，人们也尚不清楚左翼自由派中此立场到底处于主流还是边缘。

　　为论述方便，本文下面采用“ 警醒 [7]（woke）人士”。虽然部分人认为“警醒”带负面意味，但仍有很多警醒人士接受这个称谓。

　　在最狭窄的定义里，被取消的对象遭受的是失去工作和名誉的风险，他们并未触犯法律或公认的“戒律”而仅是被部分人视为具冒犯性，尤其是当这种取消要求来自于被取消对象的职场圈子时最具杀伤力。

　　6月7日纽约时报前评论版主编詹姆斯贝内特（ James Bennet ）因报纸刊发参议员汤姆科顿（ Tom Cotton ）op-ed而辞职，就是符合这个定义的例子。

　　7月，包括众多语言学教授在内的600多人联署致美国语言学会公开信[8]指责知名学者史蒂芬平克漠视种族不公、要求将他从学会杰出学者名单与媒体专家名单除名，则是针对纯象征性的名誉。

　　警醒阵营对此则持不同意见。警醒人士认为言论自由不代表言论无后果，取消是一种问责。在他们看来，取消这个概念覆盖面更广，比如在Me Too运动中因性侵指控辞职的媒体和公司高管。另外，在过往因发表极端种族歧视或性别歧视言论而被公众的那些事件，也被警醒人士认为是正当的取消。

　　警醒人士认为他们关于变性/跨性别群体的发言、调查和写作是“仇跨主义”（ transphobia ）并 对变性/跨性别群体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

　　由于这个判断分歧主观性非常强，没有客观标准，因此此类争议很难通过讨论达成一致。或者说， 警醒人士与反警醒人士争夺的正是这个设定言论边界的权力 。不可否认的是，警醒人士设定的边界比目前社会接受的边界要严苛很多。

　　除了对当前人物的取消，还有一类是对历史人物的取消，也就是对具历史劣迹的人物，消除或减少他们在当前社会里的正面存在。

　　传统自由派反对取消的是那些他们认为劣迹并不深重，更多可以由历史局限性解释的人物，比如 在旧金山雕像被推倒的前总统格兰特将军 [9]， 在俄勒冈州波特兰市雕像被推倒的华盛顿与杰弗逊 [10]等等。

　　一个有意思的事件是，Ann Coulter等右翼人士发起倡议\#CancelYale，因为耶鲁大学创始人伊利胡耶鲁（ Elihu Yale ）以贩卖奴隶发家要求耶鲁大学更名，在警醒人士中应者寥寥，无疾而终[11]。

　　反警醒阵营认为取消文化已经对自由社会赖以生存的信息与理念的自由交流产生了威胁，警醒人士则认为这是夸大其辞。

　　警醒人士认为，当今社会，对受压迫群体的言论打压是更严重的问题。最著名的例子是前NFL旧金山49人队四分卫科林卡佩尼克（ Colin Kaepernick ）因首创在奏国歌时单膝下跪之后再未能重返NFL球场。

　　在这件事情上传统自由派与警醒人士的立场并无不同，但警醒人士认为对部分学者教授的言论制约与这种对受压迫群体的言论打压相比是不足挂齿的，社会的主要精力和资源应该关注于受压迫群体，而不是少数知识分子精英。

　　在警醒人士看来，受到取消文化威胁的主要是功成名就的体制中人。比如哈泼斯公开信的联署人，大多数都有自己稳固的社会地位和发声平台，无法被真正取消。

　　但反取消文化的人则指出， 正是因为那些仍在事业起步期的普通人，因害怕被取消所以不敢出声 。多位哈泼斯公开信联署人在推特或文章中提到，他们私下里收到众多普通人的感谢。

　　反取消文化的人则认为，因为寒蝉效应（ chilling effect ），只需要极少数知名案例就能够达到禁锢言论与思想自由的效果，现在的取消案例的数量早已远远超过限度。

　　5月28日，咨询公司Civis Analytics的一位普通数据分析师David Shor[12]因为在推特上发推引用一篇论文，声称非暴力比暴力对党选举更有利而被解雇。

　　6月初，圣迭戈一位拉丁裔普通员工Emmanuel Cafferty[12]因为驾驶卡车时被拍到疑似白人至上主义的OK手势而遭解雇。

　　6月17日华盛顿邮报一篇长篇报道“邮报漫画家2018年万圣节派对上的黑脸事件在中重新浮现”导致一位因无心而失误的普通女性Sue Schafer[13]失去工作。很多警醒人士也认为这几位当事人的遭遇很不幸。

　　传统自由派在批评取消文化的言说中，极少使用“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一词。 这个词历史包袱过重，在过去几十年间成为保守派贬抑进步派推动多元包容文化活动的一种“话术”。 但是不可否认，取消文化与“正确”之间的确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也让一些警醒人士在批判传统自由派反取消文化的努力时，将其视为新版的“反正确”。

　　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反取消文化的传统自由派人士，大多数支持“适度”的“正确”（ 此处“适度”加引号是因为“正确”自带“过度”的意味 ）。

　　从支持“正确”到反对取消文化，这表明他们认为警醒人士对言论边界与思想边界的划定尝试，已经与自己一贯信奉的社会进步理念产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如前所述，反对取消文化的主要是传统自由派和温和派。不过，右翼保守派也很快加入了对取消文化的抨击。

　　很多保守派认为，取消文化是从前左翼自由派使用“正确”大棒打击不受欢迎言论的继续；现在自由派中的传统老一辈自己面对遭受来自警醒人士同样的打击，是收获自己播下的恶果。

　　7月4日特朗普总统在拉什莫尔总统山发表独立日讲话时说，“左派的一个武器就是‘取消文化’——让人丢工作、羞辱意见不同者、要求绝对顺服。”有玩笑说，特朗普和奥巴马终于找到了共同点，就是两者都反对取消文化。不过，在反对取消文化的传统自由派中，没有谁会认为特朗普是言论自由卫士。

　　因为取消文化依赖的是一种公共正义，如果支持取消的仅仅是“推特上声音最大人数很少”的那些人，那么它的说服力会大减。

　　不过，目前这方面的量化调查研究并不太多。笔者找到两份最近的民调，并且自己做了一个基于纽约时报评论区的量化调查。

　　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是知名保守派智库。这项针对环境与自我审查的[2020夏季民调][14]由专业民调机构YouGov进行。

　　问卷时间是7月1日至6日，正好是在哈泼斯公开信发布之前，因此没有受到公开信的影响。下面是问卷中一些与取消文化相关的数据：

　　立场越偏保守的人群，感受到自我审查压力的比例越高。但是，即使是在自由派（liberal）中，此比例也达到52%，比2017年增加了7个百分点。在强烈自由派（strong liberal）中，此比例为42%，比2017年增加了12个百分点。

　　32%的美国人担心自己的观点可能会导致被解雇或职业道路受损。这个比例按倾向分：自由派31%，温和派30%，保守派34%；按族裔分：拉丁裔38%，黑人22%，白人31%。

　　问卷对取消文化采用的是的定义：“因公众人物或公司发表被视为令人不适或具冒犯性的言论而撤销对它的支持”。问卷发现：

　　46%的选民认为取消文化走得太远，10%认为做得不够，18%认为适当，26%没有听说过取消文化或者对其没有意见。

　　49%的选民认为取消文化对社会有比较负面或非常负面的作用，27%认为作用比较正面或非常正面。

　　对于哈泼斯公开信，42%的选民没有听说过或没有意见，33%比较支持或非常支持公开信，26%比较反对或非常反对。

　　纽时读者评论区自动有一个“读者推荐”列表按照评论获得的点赞数排列，对某些文章还会有一个由纽时雇员选取、排序不受点赞数影响的“纽时推荐”列表。纽约时报评论区一般有两天左右的窗口期，窗口期过后不再接受新评论。

　　人们通常认为纽时读者群以自由派与温和派为主，年龄偏大，教育程度偏高。纽时评论区的这两则数据，显示传统自由派中比例非常高的人对取消文化充满担忧。

　　“如果你想的都是纯洁、永不妥协、你总是警醒这些，我认为你应该赶快跳过这个阶段...好像说，如果我发推说你没做该做的事或者用错了哪个动词，我就能自我感觉良好，因为，‘你看，我多么警醒，我把你揭露了。’这不是真的社会运动，这不会带来社会变革。如果你做的只是扔石块谴责，你不会走得太远。”

　　奥巴马的这些话获得了包括右翼人士Ann Coulter在内的好评，但是却收到不少警醒人士的批判。

　　Michael Arceneaux在独立报发表op-ed “我很尊敬你，奥巴马，但我不需要你在’警醒’和’取消文化’上教育我”[19]。文中写道，“我不知道奥巴马是真的幼稚，还是想说服某些人，尤其是年轻黑人，为了更好的出路应该迎合白人的偏见而不是按我们自认为正当的方式言说。”

　　2019年11月，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报道《那些我们想取消的人去哪儿了？他们都聚到了一起》[20]。文章引述 新兴网络杂志Quillette 编辑Jonathan Kay说，“对那些被取消的人，我就像救护车追赶者一样”。Quillette以捍卫言论自由与包容多元思想自居，在取消文化盛行之下收获了很多有天赋的作者与众多读者。

　　就在哈泼斯公开信发布一星期之后，两位知名反警醒作家Bari Weiss与Andrew Sullivan从主流媒体离职。

　　推特及媒体上反取消文化阵营与警醒阵营间的争论激烈日增而友善日减，双方的矛盾越来越不可调和。在这种氛围下，可以预见取消文化短期内并不会减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