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 译 • 视野

翻译家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 译 • 视野本站　　他们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都获得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他们是热爱中国文化的外籍人士，都获得了第十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他们在海外用当地文字翻译、出版中国文学作品，用外语讲述中国故事，把更加全面、真实、立体的中国呈现在世界面前。

　　“我出生在埃及南方，那里汇聚了灿烂多彩的古埃及文明，因此我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上中学时，香港功夫片把我带入了一个神秘又遥远的国度——中国，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让我着迷，从那时起，我就渴望读懂中国文字，在填报大学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文系。”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沙特国王大学语言与翻译学院中文系副教授、青年翻译家哈赛宁对记者说。

　　毕业后，哈赛宁前往中国求学。2008年，他获得了北京语言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博士学位。“中国文学是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为了让更多人了解中国，他从2007年开始尝试翻译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

　　哈赛宁陆续翻译了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透明的红萝卜》、阿舍的《奔跑的骨头》、傅谨的《二十世纪中国戏剧导论》、刘震云的《手机》、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以及《中国当代女作家作品选》、《中国实验剧》、《中国阿拉伯文化交流史话》等十几部中国文学作品。2013年1月，在中国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3个月，其代表作《红高粱家族》便由哈赛宁教授翻译成为阿拉伯语，由埃及国家翻译中心出版发行，这是莫言的作品首次被翻译成阿拉伯语。

　　“《红高粱家族》是最打动我的一部，表现出了中国的抗战历史以及山东地区的独特风俗，塑造了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特别是山东地区人民的抗日战争描绘得淋漓尽致。”哈赛宁说，为了更好地翻译这部作品，他还专程前往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就作品中的一些内容向莫言请教，“这些宝贵经历使我的翻译能更加贴近原作，真正做到‘信’、‘达’、‘雅’”。

　　《红高粱家族》阿拉伯语译本出版后，作品中包含的丰富的文化、宗教与风俗习惯等因素，让很多阿拉伯读者对中国文化着了迷，不仅吸引了当地媒体的目光，还在埃及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国际书展上入围畅销书系列。2013年，哈赛宁荣获埃及国家青年翻译奖。

　　哈赛宁表示，阿拉伯民众渴望了解中国的历史、现实和文化，在将中国文学作品推广到阿拉伯国家时，好的翻译版本往往能事半功倍，因此，他感到肩上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我愿充当沟通中阿文明的桥梁，把更多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带到阿拉伯世界来，通过文学的力量，让中阿人民真正做到‘民心相通’。”哈赛宁说。

　　走进韩国翻译家金泰成的工作室，青花瓷、紫砂壶、皮影画、熊猫玩偶、大红灯笼……还有9000多本藏书塞满了几个书架。“40%的藏书都从中国带回来的”，金泰成骄傲地对记者介绍。

　　金泰成1959年出生于首尔，1979年到韩国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外大”）中文系就读。大学时，他痴迷于英文和法文，经常“翘课”学习法语，把英文书翻译成韩文。直到大学最后一个学期接触到中国古典散文，他才惊觉“错过了”。大学毕业后，金泰成进入外大中文研究所，拼命学、看、写、译，想补回之前落下的，“越深入了解，越深陷于中国的魅力。”

　　北京的三联书店、中关村图书大厦，上海的季风书店……每次到中国，金泰成都要先花上至少两天时间“浸”在书店里读书、挑书，“每次回韩国，我的行李箱几乎都会超重，最多时一次带了50余本回韩国”。

　　“翻译要以大量阅读为基础，读书，既要自我解渴，更要懂得分享。”金泰成感慨，中国在快速变化，而韩国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过去，其中一个原因正是“中翻韩”的力量较弱。金泰成指着工作台前摊着的《穆斯林的葬礼》等十几本书说，“这是近期要翻译的”。工作室一角的地板上，一摞书高高垒起几近天花板，“这是已经译完出版的”。

　　2005年起，金泰成开始投入到大量翻译工作中，他翻译了铁凝的《无雨之城》、《大浴女》、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海岩的《玉观音》、舒婷的《致橡树》等近100部中国图书，并推动200余部中国优秀图书的版权走进韩国。2016年，《人民文学》杂志韩文版《灯光》开始出版，金泰成任编辑总监。

　　金泰成说，15世纪中叶，世宗大王颁布了《训民正音》，创制了韩文，目的之一就是让看不懂汉字的市井百姓可以和中国沟通。如今，几百年过去了，韩国人仍希望继续保持对中国文字的理解。

　　金泰成认为，好的翻译都会遵从原著，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心境，而“汉白玉是玉”这样想当然的翻译，则会让原著的味道大打折扣。

　　目前在韩国，古典、历史、哲学领域的中国书籍最受读者欢迎，文学书籍却并不受待见。金泰成解释说，当前引进韩国的中国文学作品，一是题材以农村为主，没有客观反映中国城市发展面貌，二是以“50后”、“60后”作家作品为主，韩国读者无法欣赏到“70后”、“80后”作家的作品，也无法了解到这些作家所经历的中国社会以及他们的视角。

　　2015年初，改编自中国作家余华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的韩国电影《许三观》在韩上映。金泰成说，韩国电影对中国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演绎，是非常有意义的尝试。通过中国作家的作品，韩国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感受以及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会更具体，印象也更深刻。

　　对金泰成来说，时间越来越不够用了，他准备不再教书，抓紧时间翻译更多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他还计划开办一间私人图书馆，让更多韩国人读到他珍藏的中国书籍，一起交流学习中国文化的心得。

　　《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古典文学作品曾让无数越南读者痴迷，并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越南翻译家、越中友好协会副会长阮荣光也不例外。“最开始我阅读的是越南文版，随着中文水平的提高，我开始阅读原版著作。我非常喜欢鲁迅的作品，《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都很精彩。”阮荣光对记者说。

　　阮荣光1968年进入越南河内外语师范大学（越南河内国家大学所属外国语大学的前身）中文系学习，1972年参加越南抗美救国战争，1978年深造毕业后从事外交工作。

　　1998年，阮荣光开始翻译《改革政府——20世纪末的旋风》一书。“20世纪末，政府改革成为当时中国的热词，受到各方关注。我翻译的这本书，为官方提供了有益借鉴，反响很好。”阮荣光说。

　　阮荣光还陆续翻译了《社会主义：转折与创新》、《两个主义一百年：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理论著作。

　　在越南，被翻译成越南文的中国著作不计其数，但文学作品居多，中国理论著作的越南文版则凤毛麟角。阮荣光长期从事对华外交工作，对中国的党情、国情非常了解，这使他在翻译这些理论著作时驾轻就熟，“越南的革新事业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都取得了巨大成功。越南和中国同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两党两国有必要交流和分享各自治国理政的成功经验。我将中国权威的理论著作翻译成越南文，希望能为越南国内提供参考。”

　　2015年11月初，《习谈治国理政》越文版发行仪式在河内举行。“该书出版发行后，在中国国内外都备受关注。越南国家出版社计划出版该书的越南文版，他们请我推荐能翻译该书的专家。在越南能翻译中文的人不少，能翻译这本书的人却不多。把这本书翻译成越南文，是集体智慧和团队协作的完美体现。”阮荣光说。

　　作为全程参与翻译、校订《习谈治国理政》越南文版的重要成员，阮荣光感慨地说，从这本书中，他了解到习主席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和国际形势，对中国国家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提出的新认识、新思路和新理论，“这本书可以让外界更清楚地了解中国的发展战略和未来走向。”

　　“翻译著作既能满足越南广大读者的需求，也是我的兴趣爱好，我深深陶醉其中。”阮荣光说。虽然已经退休，但他作为越中友协，主办和参加各种友好交流活动，忙得不亦乐乎。

　　“我这辈子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在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时期，作为一名坦克兵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这件事已经做完；二是为越中两国友好关系做贡献，这件事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第一次见到土耳其汉学家吉来副教授，是在安卡拉大学的课堂上，吉来正向10多名来自土耳其、利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学生讲授名为“崛起的中国：历史与”的硕士课程。从先秦时期的法家与儒家、霸道与王道，到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小小的课堂内，纵横捭阖5000年。

　　当这位年轻的外国学者准确地将中国汉朝的时间脱口而出、把《诸蕃志》这样的古籍挂在嘴边时，本报记者感到了深深的震撼。“其实我了解得还不够，只是我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非常感兴趣，被其魅力所深深折服。”吉来略带腼腆地说。

　　上小学时，吉来通过观看动画片《神笔马良》接触到中国文化。早在1935年，在土耳其国父凯末尔的推动下，安卡拉大学便成立了汉学系，开启了土耳其的汉学研究。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吉来在安卡拉大学选择专业时，便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汉学系，并在那里取得了汉学的硕士与博士学位。

　　吉来告诉记者，《孙子兵法》是世界上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中国古典著作之一，尽管土耳其已经有了土耳其语版的《孙子兵法》，但这些书都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存在不少错误，也不能全面准确地反映书中所蕴含的丰富的中国哲学思想。2013年起，吉来与另一位土耳其汉学家合作，将中文版的《孙子兵法》译成土耳其文，那位汉学家因病去世后，则由吉来独立承担了《孙子兵法》的翻译。

　　这部土耳其文版的《孙子兵法》一经出版，便反响巨大，很快便成为畅销书之一。目前，该书已经累计印刷了6次，销售量达到4万多册。吉来目前正在翻译《论语译注》，译本计划在2017年出版。

　　“我希望有更多土耳其人了解到孔子的儒家学说，因为无论是认识古代中国还是，儒家思想都是一个重要切入点。”吉来说。

　　吉来始终将中国“信”、“达”、“雅”的翻译理念视为自己的目标不断追求。“由于中土两国在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很多著作翻译起来非常困难，而且因为篇幅较大，翻译周期较长，通常把一本200页的中文书籍译成土耳其文，就要达到270页，但我从不放弃。”吉来说。

　　目前，吉来已经出版了包括《中国人眼中的奥斯曼帝国：康有为突厥游记》等多部学术著作，未来还计划出版关于明朝与奥斯曼帝国关系、19世纪至20世纪的中土关系等两部书籍。未来，吉来还计划把研究重点放在中国历史、中土关系、中国与中东关系等方面。

　　“我愿意做一名推动土中文化交流的‘使者’，把‘中国人的故事’告诉我的土耳其同胞。能为两国文化交流做点微薄的贡献，真感到荣幸与幸福！”吉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