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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文化是国人精神宗教

  西方的教认为自我应完全托付给上帝,个人必须通过代表上帝的教会和牧师才能获救。人有罪过要向牧师忏悔自白,直到今天西方人也仍然保持着这一传统。所以西方人的精神解救主要是借助于牧师的外力,而不是自我的修行。宗教改革以后的新教强调个人直接与上帝交流,这自然是教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步骤。然而牧师传教在西方社会中仍占据中心地位。十九世纪以来,西方教面临着种种危机,首先是科学的挑战,其次是忠实对教会和牧师的怀疑。尼采更是发出了“上帝已死亡”的宣告。上帝死亡后的西方人已无法从牧师与教堂那里获得自我的解救了。所以近几十年的牧师和教堂已由心理医生和靠背椅所替代了。西方人精神上的危机已由“忏悔”转向了“心理分析”去求得“解放”与“自由”。西方存在主义者强调现代人的失落、恐慌、虚无和危机感,这些恐怕都与“上帝的死亡”有关。荣格认为人格是自我发展出来的,所以很欣赏亚洲的宗教自由。我们由此也不难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对自我看法的现代意义的一面。

  中国人由于深信价值之源内在于人心,并且注重自我的修养,这使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个人比较具有心理的稳定和平衡。西方近代的行为科学,特别是深层的心理学可以补给中国传统修养论的不足。但西方人遇到自我精神危机时往往向外求救,从这一点说,中国的修养传统正是一种值得珍贵和必须重新挖掘的精神资源。

  对于生死的见解也是每一个文化所必须面对的问题。大体说来,中国人的生死观仍是“人与天地万物于一体”的观念的延伸。以民间信仰而言,在佛教入中国之前,中国人并没有灵魂不朽的说法。中国古代有 “魂”与“魄”的观念,分别代表天体之“气”。“魂”来自天,属阳,“魄”来自地,属阴。前者主管人的精神直觉,后者主管人的形骸血肉。魂与魄合则生,散则死。这是一种二元的灵魂观,在世界各文化中颇具特色。但是魂、魄最后复归于天地之气,不是永远存在的个体。与西方不同,中国古代关于“天堂”与 “地狱”的想象,并不十分发达。最重要的还是人世,天堂与地狱也是人世的延长。简言之,生前世界和死后世界的关系也表现出一种不即不离的特色。佛教东来之后,天堂、地狱的想象当然变得更丰富,也更分明了。但轮回的观念仍是人能在死后不断地重返人世,中国民间之所以易于接受佛教的死后信仰这也是关键之一。在现代观念之下,中国民间关于生死的信仰虽没有完全消失,但也淡泊了许多。

  桓谭论“形神”、王充的“无鬼论”、范缜的“神灭论”,都是中国思想家不看中灵魂不灭的观念的著名例子。但是中国思想的最可贵之处则是能够不依赖灵魂不朽而积极的肯定人生。立功、立德、立言是中国自古相传的三不朽信仰,也是中国人的“永生”保证。这一信仰一直到今天还活在许多中国人的心中。我们可以毫不疑问地说,这是一种最符合现代人的宗教信仰。提倡科学的胡适曾写过一篇题为“不朽我的宗教”的文章,事实上便是中国传统不朽论的现代翻版。根据中国人的生死观,每一个人都可以勇敢地面对个人的死亡而积极地做人,勤奋地做事。人活一日便尽一日的本分,一旦死去则此气散归天地,并无遗憾。这便是所谓“善吾生所以善吾死”。

  本文试图从价值观念的核心出发,分析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不是两个相互排斥的实体。中国文化在现代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西方文化的冲击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但这种激烈的变动并未彻底地摧毁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精神。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并没有完全脱离现代生活,不过是存在与一种模糊的状态之中。人对人、对事、处世、接物的方式,依然有中国文化的价值精神暗中操纵。文化的变迁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物质层次,其次是制度层次,再次是风俗习惯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从大体而言,物质的、有形的变迁较易,无形的、精神的变迁则较难。的表面变动很大,从科技、制度,以至一部分的风俗习惯都与百年前截然不同。但在精神价值方面则并无根本突破。其实,不仅是中国文化,今天的西方文化、伊斯兰文化、日本文化、希伯来文化、印度文化等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现代变迁而依然保持着他们的文化价值的中心系统。这些古老民族的价值系统都是在文化特定的历史阶段形成的,但从此便基本上规范着他们的思想与行为。然而,价值系统不经过自觉的反省和检讨是不能与时俱进的,获得现代意义并发挥创造的力量。西方自宗教与科技以来,“上帝”和“理性”这两个最高的价值观念都是通过新的理解而发展出新的方向,开辟新的天地的,也促进了西方近代的教育与发展。

  今天世界各民族、各文化接触与沟通之频繁与密切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面对着种种共同的危机,也许全人类将来会创造出一种融合各文化而形成共同的价值系统。中国人“大同”的梦想未必没有实现的那一天。但是在这一天来到之前,中国人还必须继续发掘自己已有的精神资源,更新自己即成的价值系统。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期望在未来世界文化的创生中做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⑻[英]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 著 黄正东 唐少杰 译 清华大学出版社 1981年7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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