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民族关系史之力作——读《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
1950年6月,中央派出第一个民族访问团即中央西南民族访问团,前往西南民族地区进行调查慰问。西南访问团第二分团系统调查了云南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情况,对20个村进行了10余个专题的典型调查,整理近百万字的调查资料编印《云南民族情况汇集草稿》。20世纪80年代《草稿》部分内容被编入“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21世纪初,国家民委对《五种丛书》进行修订再版,主要对原书中的错别字、脱字、格式等做订正;增加注释,增补了人口数字变化情况及所涉地方行政隶属与沿革的变化,2009年6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
《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云南边疆少数民族各方面情况介绍的集大成之作,分上、下册,上册载原丽江、保山、大理3个专区所辖各县各民族情况,下册载原楚雄区、武定区、宜良区、普洱区、蒙自区及滇西各县民族情况。主要包括各民族的分布、民族关系、社会制度、风俗习惯、经济发展、生活情况、贸易情况、文教、卫生及历史等诸方面情况。如此详实的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为国家层面民族政策的制定及民族工作的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中央访问团出访西南的主要任务:一是代表中央向西南地区各兄弟民族进行宣传、慰问,宣传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关怀,密切云南各民族与党中央的联系。这是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首创,树立了中央对地方少数民族主动关怀的新形象。二是对西南各兄弟民族之、经济、文化情况、民族关系、群众要求以及当前民族政策的执行情形,有重点地进行调查研究,并搜集有关资料。
中央访问团受到中央各级机关的重视,在接见中央访问团全体成员时,亲笔题写“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族团结起来”的条幅;朱德题词“全国各民族亲密团结起来,为建设独立、、和平、统一、繁荣、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周恩来、宋庆龄等国家也都题词,内容围绕“民族团结”“各民族一律平等”,表明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态度和民族政策,为中央访问团的工作指明方向。出发前,访问团全体人员进行了为期一个多月的系统培训,周恩来专门召集访问团的领导开会,指示访问工作中要掌握的四条原则:一是“准备受冷淡”,二是要“决心赔不是”,三是“一切听人家”,四是“先做自我检讨”。(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第3页)这四条指示体现了中国党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根本态度,也成为访问团工作遵循的基本原则。
1950年7月2日,中央访问团从北京出发“南行万里”奔赴西南。西南访问团由党政干部和专家学者共120余人组成,中央民委副主任刘格平担任团长,夏康农、费孝通担任副团长。访问团下设三个分团,刘格平、费孝通分别任一、三分团团长访问西康和贵州;夏康农任二分团团长、王连芳为分团副团长,赴云南访问。每个分团设文工队、医疗队、录音队、摄影队、电影放映队等小组。8月6日,第二分团带着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对边疆少数民族的深切关怀来到云南,受到云南党政机关和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云南省委抽调干部30余人加入访问团,第二分团人数扩大到70余人,云南省人民政府张冲参加分团领导工作。
访问团从昆明出发,先后访问了宜良、丽江、保山、大理、楚雄、武定、普洱、蒙自、文山等9个专区,访问路南(今石林)、丽江、永胜、华坪、碧江、福贡、中甸(今香格里拉)、宁蒗、德钦、大理、蒙化(今巍山)、鹤庆、永平、潞西(今芒市)、陇川、盈江、梁河、莲山(今属盈江)、腾冲、泸水、孟定(今属耿马)、镇康、车里(今景洪)、澜沧、江城、沧源、蒙自、元阳、金平、红河、建水、元江、武定、文山等42个县。访问历时10个月,行程达26300公里。访问团沿途均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宋伯胤回忆,福贡公房门口的对联写道:“欢迎中央访问团带来关怀消息辉两岸 感谢恩人毛主席送给我们幸福遍一江”;每到一地都先征求当地少数民族干部和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意见,再制定工作计划,并在取得当地领导机关的同意后再开展工作。
访问工作主要采取四种形式:一是对与群众有联系的领袖人物或各族各界代表人物进行个别访问;二是召开各种座谈会,依照民族、职业划分,参照当地情况而定;三是召开各民族群众大会;四是召开民族代表会议,如,10月14-20日丽江区在丽江中学大礼堂召开民族代表会议,全区25个民族代表出席,藏族代表吉福、阿坚,傈僳族代表霜耐冬等用不同民族语言述说着过去民族隔阂、压迫等现象。(《云南日报》1950.11.20)访问团利用群众大会、民族代表会议,宣讲民族政策,取得良好的宣传效果;少数民族群众亲口讲述过去所存在的隔阂与压迫,与当时党的温暖慰问和关怀形成强烈对比,凸显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的真心。
访问沿途,摄影队放映电影如《红旗漫卷西风》及反映我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影片,文工队演出文艺节目,摄影队展览照片,以多种形式宣传新中国的民族政策、展示新风貌。少数民族群众通过访问团的一言一行,感受着“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收到来自中央和毛主席的礼物,如题字的锦旗和中央各的题字,各种画报、纪念章等具有象征性的物品和毛巾、布匹、针线、扣子、盐巴等少数民族缺少的生活日用品。(《云南日报》1950.9.16)各族群众也积极赠予访问团和“毛主席”回礼,在群众大会上抬着礼物冲上主席台,对访问团成员说:“我们只能送一些土产,与毛主席送我们的布匹相比就太差了。”(王连芳《云南民族工作回忆》)普通的土特产充分表现少数民族的真情实意,也印证了周恩来总理所说的“以心换心”,消除隔阂,对于密切党和国家与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具有重大意义。
1951年6月11日,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返京当天,《云南日报》发表社论写道,“其影响的广阔,是难以估量的”。《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为中央及云南处理民族关系、制定民族政策提供重要的意见和参考。今天我们打开《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一书,回顾中央访问团的云南之行,可以说对于云南民族关系、民族发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据资料记载,多年来,边疆少数民族村寨盐巴、糖等生活物资奇缺,由于地处边境与内地相隔甚远,加上交通不便,边民的食盐等生活物资主要从缅甸进口。“由于食盐销路广、价格高、获利大,为官僚资本家所垂涎,他们或垄断居奇,买空卖空,或高价出售,牟取暴利,大发横财,而广大民众则为食盐尝尽了辛酸苦楚。”有的农民卖一只大肉鸡只能买一斤盐,边远地区七斤猪肉才能换得一斤盐,盐价不断上涨,少数民族群众无力买盐吃,只得淡食。买得少许盐巴的人家就用少量的作蘸水,沾点盐味。因为缺盐及饮水内缺碘,男女均生长大脖子,大者状如葫芦吊在胸前或横担在肩胛骨间,生产生活极不方便。(《广南县文史资料选辑》第2辑)碧江县群众回忆缺盐巴的情况说:“想起盐巴泪汪汪,大人小孩吃不上,生病过年没有盐,吃饭吃菜无盐味。”访问团在福贡县腊乌村调查,村里的傈僳族村民几乎都吃不起盐巴,很少吃油。傈僳族村民简免欠家“盐很少吃,都是由简妻背柴到上帕街换得一小块(约2~3两)回家,吃时用舌头一舔,其他油、菜、肉等从来不吃。夫妻二人穿的衣,是由简妻在亲戚家新开土地周围种一点麻,自纺、自织,但不够穿,只好今年丈夫穿新衣,妻子就穿破衣;丈夫明年穿破衣,妻子才得穿新衣。”(《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
访问团成员将调查到的情况上报后,引起了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央贸易部根据中央访问团的调查资料,在充分了解各族群众生产生活需要及困难的基础上,建立国营贸易公司并派出民族贸易小组,排除万难将盐巴、肥皂、布匹、针线、农具等生产生活资料送到深山峡谷中,以低于市场价格甚至是无偿捐赠的方式将物资送到老百姓手中。这样的救济与扶助,有效改善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水平与生活质量,老百姓在收到物资后与过去遭受的不等价交换形成鲜明对比,转变对中国党的态度,实现了对党和国家的认同。历史说明,党的民族工作方针一直以人民为中心,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幸福,不但短时期内改善了边远村寨数百年缺盐缺糖的困境,而且拉近了和群众的关系。
由于历史上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隔阂根深蒂固,边疆民族地区一直存在着汉人不能交朋友的谚语,该书资料显示,访问团成员到地方后,少数民族群众防范心理很强,对中国党疑心很重。访问团到达小中甸时,藏族头人汪学鼎对党和民族政策持有相当大的怀疑态度,甚至是抵触态度。因此,中央访问团一进入小中甸坝子,迎面而立的是数千名藏族骑兵,每名骑兵配备一支长枪、一支短枪、一把藏刀,胸前挂着护身符匣;立马持枪,威风凛凛。面对访问团的同志,半是欢迎,半是地对天鸣枪,然后是万马奔腾,烟尘遮天……面对这样的形势,访问团成员多次沟通谈判,进入中甸后,便反复向各族人民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一再强调民族之间与民族内部的团结尤为重要,使人们深受教育。同时,访问团真心诚意地帮助百姓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困难,与各族人民交朋友,为他们做好事。给他们发放粮食、寒衣,组织生产自救;帮助他们挑水、建房,发放农具和籽种;医疗队为各地群众免费看病治疗,送药上门,把科学卫生知识送到少数民族村寨,提高群众健康水平;办教育,动员群众把子女送到学校读书。通过做好事,交朋友,转变了民族群众对访问团工作队的认识和看法,同时培养一批带头搞好民族团结,搞好生产的积极分子,为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增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以上这些,有助于今天的民族工作者了解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民族工作。党和政府通过解决各族群众生产生活物资的需求、医疗健康的需求、读书学习的需求,用真心换取少数民族的信任,完成党和政府所托付的使命,为建立一个平等、团结、互助的中华民族做出巨大贡献。通过解决民生,得到民心,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这样的重要经验值得学习与深思。
总之,如果说中央访问团的云南之行是新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创举,那么《中央访问团第二分团云南民族情况汇集》(上、下)一定程度上就是这次创举的精华所在,值得阅读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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