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文化视角看机器人文化现象

从跨文化视角看机器人文化现象本站　　“机器人学”（Robotics）的概念，初现于1942年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短篇科幻小说《转圈》（Runaround）中，其含义是“研究机器人的学问”

　　“机器人学”（Robotics）的概念，初现于1942年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的短篇科幻小说《转圈》（Runaround）中，其含义是“研究机器人的学问”。随后，此概念进入现实技术领域，成为“机器人（工程）学”，或如机器人伦理专家卡普罗（R. Capurro）所言，是“关于机器人的科学”。但机器人在成为技术现实前，早已以想象的形式存在于人的哲思与文艺创作中。比如，古希腊史诗中的青铜巨人塔罗斯，笛卡尔人机对比下的仿人机器，以及当代科幻作品中种类繁多的机器人形象，等等。如今，关于机器人的想象及其影响逐渐发展为一种文化现象。机器人学这一源自科幻领域的概念，本就蕴含着人文维度。基于跨文化的视角，对机器人学的人文维度进行考察，可以使我们更好地把握机器人文化现象。

　　理工与人文机器人学共同组成了“机器人文化”，是与机器人相关的伦理规范、情感接受、科幻文艺、大众文化、技术研发和实践应用等人类文化现象的总和，包括互有交集和相互影响的机器人人文文化、技术文化、应用文化及相关经济文化等。当前，机器人文化属于人类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与参与者。

　　机器人文化的形成，往往受到伦理观念、科幻文化和现代化进程等多重因素影响，尤其是前两者：伦理观念奠定了机器人文化的基调，科幻文化是其推动力与“温室”，持续影响着大众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与之相应，机器人文化的表征体现在大众文化（如机器人科幻影视）、技术应用（如社交机器人外观是否应高度仿真）、经济领域（如工业机器人的应用普及度）、战略政策（如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的差异）等方面。近年来，邓斯坦（B. J. Dunstan）等学者也提出“文化机器人学”（Cultural Robotics）的概念，指出机器人不仅是文化的产物，也是“文化参与者与创造者”。

　　机器人文化根植于人类社会文化，如卡普罗所言，“机器人在不同社会中被以不同的方式所感知……不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我们与机器人关联的程度”，而且不同文化会将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物化到机器人中。所以，机器人现象相应地也具有文化差异性与跨文化维度。工程师维卢吉奥（G. Verrugio）在“机器人伦理学”正式成为应用伦理学分支过程中扮演决定性角色，他在2008年出版的《机器人手册》中就曾提及“机器人接受程度的文化差异”，即机器人文化的差异。

　　以欧美与日本的机器人文化间的比较为例，二者在工业和社交机器人普及程度、人们对机器人的接受程度、科幻作品中的人机关系、机器人战略政策的制定等领域均差异明显。同样的问题，在两种机器人文化中，甚至可能出现截然相反的答案。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际学界开始关注日本机器人文化的独特性及东西方机器人文化的差异性。在此，仅以机器人人文文化为例：欧美焦虑型机器人文化根植于人类中心主义姿态，常以对过度和技术失控的悲观警示为表征；而与之不同的日本愿景式机器人文化则源自万物有灵、物我去差的观念，以对未来人机协存的积极尝试为特点，以至于日本被称为“机器人王国”。

　　鉴于此，卡普罗在2015年提出了“跨文化机器人伦理学”（Intercultural Roboethics）的概念，认为机器人伦理不仅意味着对机器人标准性问题的探讨，同时也要顾及不同的人类习俗文化。实际上，国际学界关于机器人文化差异问题的文化学、社会学及跨学科研究不胜枚举，但相关概念构建还相对滞后。卡普罗也并未解释“跨文化机器人伦理学”的定义、内涵与外延，其概念也难以涵盖机器人在不同文化表征中的呈现、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机器人技术设计、经济应用与应用政策等其他重要领域。

　　随着人文领域关于机器人的探讨日益增多，机器人文化的差异性问题越发凸显。显然，对机器人文化问题的探讨，需要具有跨文化的视角，即一种具有更广泛面向的“跨文化机器人学”的概念。“跨文化机器人学”（Intercultural Robotics）应以机器人文化和文化机器人学为根基，研究机器人文化的异同、交互、影响等现象，旨在更好地解释和解决在机器人文化上的差异性和人机交互中的跨文化问题，并在机器人文化的相遇、对话和通鉴中寻找解决机器人当下与未来发展难题的共识与答案，以更好地应对可能到来的人机协存时代。简言之，这要求我们在解释与解决同机器人相关的现象与问题时，需考虑跨文化的视角或注脚。

　　卡普罗曾设问，“在21世纪，机器人会像上世纪的汽车一样普及吗？”是否如此，尚待观察，但机器人在当下和未来显然将扮演愈加重要的角色。跨文化机器人学看似是个谱系狭窄的领域，但可挖掘和待探索的相关问题众多，而且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人文探讨走向细化也是必然趋势。除了以文化史溯源、哲学思考、科幻文化、社会政策等按照领域的分类方法，还可按照广义跨文化的展开方式进行划分。1.文化平行比较。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欧美与日本的机器人文化对比上。2.文化跨入或流出。例如，在美国科幻电影中与机器人实现耦合与共融的，往往是日本机器人形象。3.文化交互对话。例如，德国哲学家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与日本机器人学家石黑浩关于高仿真机器人问题对话中体现出对机器人的不同态度。4.具有本文化与跨文化意识的自我构建或调适。5.普适化的共识寻求。这要求不同机器人文化的存异求同。虽然跨文化表征不及前三种模式明显，但后两种在文化互鉴与对比中，能够强化本体优势并提供普适方案。不管“跨文化”这个关键词是否被明确提及，跨文化的思维必然在场。

　　同时，跨文化机器人学的研究内容、方法和思路，都具有强烈的跨学科属性。跨文化机器人学可涵盖哲学、伦理、文学、经济、等多个学科领域，而且这些因素往往相互勾连。以德国和日本两国对机器人养老的接受程度差异为例，相关研究既可以追溯到宗教伦理文化、从科幻文艺作品找到例证、从个人思想差异中管窥一斑，也可以基于现实数据进行社会学对比、机器人与社会发展策略比较等方面的研究。但无论是基于各种文本解读的人文研究，基于问卷调查和数据分析的社会学研究，还是基于政策解读的国情研究，都不应忽略相关的跨文化因素。

　　跨文化机器人学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和实践意义。例如，在认识人性和人伦的层面上，由于机器人是人的复制物或镜像，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与参与者，跨文化机器人学可帮助我们反观不同的人类自我和人际文化。在机器人伦理层面的讨论上，跨文化机器人伦理能够展现出人机伦理的多层次性：一方面，可以避免纯理论研究的绝对化，为其增加跨文化注脚；另一方面，能够为现实中不同文化中的机器人伦理嵌入提供指导。在具体的现实技术设计与场景应用领域中，比如在跨文化视角下进行机器人外观设计和应用赋能，可避免因为机器人文化差异带来的沟通代价和实践损失。在应对机器人与人工智能时代挑战方面，各界还可以尝试在不同文化精华中探索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问题的解决方案或新思路。鉴于欧美与日本现阶段不同的机器人文化，没有跨文化维度的普适性机器人伦理探讨是一种原则性缺憾。

　　跨文化机器人学的研究内容、外延和作用不止于以上例举。当今，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与机器人技术及其应用，为不同机器人文化的交汇融合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关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学术交流与经济合作日益增多，跨文化机器人学的重要性与日俱增。接下来的研究，需要处理好机器人文化相对统一与内部差异、文化传承与动态发展、差异冲突与异质启发、文化多元与走向趋同等多种辩证关系。跨文化机器人学的未来发展，可以对以下4个领域进行进一步研究。

　　1.机器人文化的影响因素、差异性和共性研究。当下，欧美与日本等机器人文化如何发展交互、是否趋同，以及宗教伦理、科幻文化、技术应用、政策方针等因素在机器人文化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相互影响，这些问题均可通过文化观察、问卷调查、数据分析等方法进行解答。

　　2.中国机器人文化和伦理探讨。在此领域，我国学界已开始进行初步探索，而这项工作不是孤立的，现有机器人文化研究将成为镜鉴。在欧美与日本机器人文化外，探索发扬我国文化精华、符合我国社会文化特点、适应当今时代发展、以人为本的机器人文化，能够为中国机器人伦理探讨与机器人产业发展战略制定提供参考。

　　3.普适机器人伦理（特别是人机协存关系）的尝试性构建。跨文化视角在普适性问题探讨中无法缺席。日本机器人学家森政弘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了“机器人佛性说”的人机和谐理念，这种受东方文化影响的愿景式思想能否被西方焦虑型机器人文化所接纳与消化，还是个问题。

　　4.“跨文化人工智能学”。相比于被人类探讨更早、在科幻领域早已枝繁叶茂的机器人文化，临近的人工智能文化尚处于萌芽期，但也已体现于各国的人工智能战略构建中。作为近年来风头正劲的事物，人工智能文化在不同社会中如何发展、对相应政策制定有何影响，还有待持续关注。推而广之，在不同文化范畴下思考技术议题都应具备跨文化视角。而跨文化视角，也可为理解和使用技术带来更多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