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跨国教育的“中国样本”

贡献跨国教育的“中国样本”本站　　近年来，作为教育对外交流最为深入、合作程度最高的涉外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实现了长足发展，在引进优质资源、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办学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有效提升了教师国际化水平和能力，培养了一批富有家国情怀、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胜任国际事务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作为教育对外交流最为深入、合作程度最高的涉外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实现了长足发展，在引进优质资源、完善管理体系、提升办学质量等方面进行了探索与实践，有效提升了教师国际化水平和能力，培养了一批富有家国情怀、具有全球视野、通晓国际规则、胜任国际事务的高水平创新型人才。12月3日，在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联合贵州省教育厅、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主办、贵州大学承办的第十二届全国中外合作办学年会上，许多中外合作办学一线管理者、专家学者围绕“世界大变局下的中外合作办学：以高质量发展助推新发展格局构建”的主题，为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把脉”“支招”。

　　年会披露了一组数据：截至2021年10月底，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共有2447个，其中本科以上机构和项目1295个，专科层次机构和项目900多个；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项目占办学机构、项目总数的90%左右；高等教育中外合作办学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艺术学等11个学科门类200多个专业；合作对象涉及39个国家和地区，800多所外方高校，700多所中方高校。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一个时期以来，中外合作办学切实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融通中外优势育人才，取得有目共睹的成绩。

　　“党的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教育对外开放，先后出台一系列文件，采取一系列重要举措，积极推进中外合作办学在范围上增加、在规模上扩大、在管理上规范、在质量上提高，力度和密度前所未有。”贵州省教育厅党组、厅长邹联克有感而发。

　　教育部中外人文交流中心主任杜柯伟认为，长期以来，中外合作办学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说：“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中外教育领域专业人士和教师学生友好往来的平台，不仅在办学理念、专业与课程、教学技术和手段等方面推动合作，也是推动文明互鉴、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开展中外人文交流的重要手段和渠道，肩负着培养中外人文交流使者的重要使命。”

　　在厦门大学中外合作办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中外合作办学研究分会理事长林金辉看来，党的以来，中外合作办学顶层设计日臻完善，改革创新不断深入，规范化进程快速推进，治理能力持续提升，质量建设成效显著，各个方面取得重要成就。他认为，总体上看，中外合作办学发挥了四个方面的独特作用：一是在满足社会对多样性、国际化教育的需求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二是在促进高校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三是在推进国家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四是中外合作办学创造的跨国教育“中国样本”、提供的“中国智慧”，使许多国家高等教育受益，提升了我国教育的世界影响力和竞争力。

　　2020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中外合作办学在师生流动等方面面临困境。深圳职业技术学院校长许建领认为，要积极拥抱数字技术，开展数字化转型，深度开发在线课程和在线教学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和水平。

　　当下，国际形势变化也给中外合作办学带来一些挑战。电子科技大学格拉斯哥学院党总支邸爱英认为，在学生出国深造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之时，中外合作办学作为“不出国的留学”被赋予了新使命。中外合作办学要加强内外部教学质量保障体系建设，包括目标体系、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方法体系等，从源头把控教学质量。

　　上海大学党委、副校长龚思怡认为，当下中外合作办学已经进入“双循环”新阶段。疫情虽然给中外合作办学造成一定影响，但也凸显了中外合作办学的特色，一些中外合作办学机构面向国内市场扩大了国际教育供给力，同时保持与行业的紧密对接，构建起国际合作交流立体化网络。

　　近年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实施办法，教育部不断完善中外合作办学退出机制，并向公众及时发布有关信息。批准终止的机构和项目中，大部分为经中外合作高校自愿协商并主动提出终止办学申请，还有部分存在优质教育资源引进不足、教学质量不高等问题，在教育部开展的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中因不达标而终止办学。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王奇才认为，退出机制常态化制度化运行，是新时代中外合作办学回应社会主要矛盾转化，满足人民群众更高质量教育需求的必然要求。

　　在中国农业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冯伟哲看来，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需要更高质量的评估。中外合作办学评估工作能够督促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坚持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切实增强我国教育机构吸收、利用优质教育资源的能力，维护学生及其他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推动形成办学者自律、社会和政府监督相结合的中外合作办学管理机制。要在《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指引下，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

　　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运行过程中，还存在引进资源优质性不明显、“四个三分之一”不足、办学投入不足等问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副处长邹宇锋建议，坚持依法依规办学，加大教学投入，着眼优质资源的内化与提升，提升合作办学质量，实现中外合作办学从引进、消化、吸收到融合、创新。

　　宁波诺丁汉大学副校长沈伟其总结了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要坚持的四个原则，即坚持党建引领发展、坚持学术高标准、坚持国际化特色、坚持为地方服务。

　　新时代对国际化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专家一致认为，《关于加快和扩大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等文件已经为中外合作办学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外合作办学要提质增效、增强能力、服务大局。

　　贵州大学李建军指出，学校要在高质量发展的视野下统筹规划中外合作办学。上个月，教育部批准设立贵州大学北阿拉巴马国际工程技术学院，填补了贵州省高校没有以工科为主的中外合作办学机构的空白。贵州大学将统筹谋划、协调推进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的各项工作，全面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扩大学校教育对外开放，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

　　杜柯伟建议，以人文交流理念为指引，以中外合作办学为抓手，形成更多中外教育交流合作成果，在促进民心相通、文明互鉴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林金辉强调，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是规模、速度、质量、效益相互协调的发展，是中外合作办学者（中外合作教育机构）相互协同的发展，是治理效能与教学效能相互促进的发展，是统一要求与学校实际相互结合的发展。这些基本要素是中外合作办学者在办学实践中应该重点关注的，也是中外合作办学政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未来走向。

　　龚思怡认为，中外合作办学已经成为具有特征化、使命感和时代性的“系统性工程”，要重审初心和使命，从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上谋划思路和行动。比如，上海市高校要积极融入区域创新发展，面向国家发展战略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等战略任务，优先在微电子、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相关领域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推进与世界一流大学的实质性合作，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与软实力。

　　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筹）校长倪明选介绍了学校筹备历史与进展以及整体学术架构，强调学校的办学目标是迅速为粤港澳大湾区培育国家需要的多元化高端人才。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回答好如何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培育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的时代新人；如何实现优质资源吸收融合，开展高水平、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如何促进国内国外“双循环”，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如何推动互学互鉴，促进中外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等一系列问题。

　　新时代，坚持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不动摇，是我国政府的决心。作为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重要载体的中外合作办学，无疑将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和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在这一背景下，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