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

【漫谈】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工作本站　　毋庸置疑，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传统出版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虽然这几年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化和融媒体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成效可观，但是困难依旧重重，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出版业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没有找到传统文化出版赖以发展的自身内在的持续经济动力；传统文化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不够充分，基本是表面的融合，换言之，还没有在融媒体出版方面实现自身的影响力；数字时代急近功利和喧嚣肤浅的阅读形式导致量多质弱的深层危机；专业性强、具有工匠精神、“小扣则发大鸣”的编辑队伍后续乏人

　　毋庸置疑，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兴起和蓬勃发展，传统出版业受到极大的冲击，虽然这几年传统出版社在数字化和融媒体的道路上不断追求，成效可观，但是困难依旧重重，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传统出版业在数字经济的冲击下没有找到传统文化出版赖以发展的自身内在的持续经济动力；传统文化出版与数字出版的融合不够充分，基本是表面的融合，换言之，还没有在融媒体出版方面实现自身的影响力；数字时代急近功利和喧嚣肤浅的阅读形式导致量多质弱的深层危机；专业性强、具有工匠精神、“小扣则发大鸣”的编辑队伍后续乏人。面多这种种困难和不足，如何把传统文化出版做强做实，使之在新时代更好地弘扬中华民族5000多年来的优秀文化传统，并且在伟大的民族复兴中起到坚定的文化基石的支撑作用，值得深入研究和探讨。

　　从长远角度来看，数字一定会给出版业插上新时代的翅膀，鲲鹏展翅，未来可期。作为新时代的出版工作者，必须充分认识出版的规律性，拓宽视野，关注现实，立足长远，这样才能承担历史赋予我们的重任。

　　其一，充分利用好互联网数据化时代带来的资料详实，阅读便利的条件，开阔视野，把眼界放宽放远，观千剑为识器、纳百川方成海。数据时代，为出版提供了以前出版工作难以企及的丰富全面的资料，为查资料跑图书馆的时代、主要靠掌握资料发表研究论文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作者队伍的庞大，专家学者的水平之高、作者队伍之广，也呈现出以前出版难以达到的繁荣；而且由于经济基础的发展、个人追求自由度的提高，许多在民间的高手显示出某些方面的精神素养不亚于、甚至超过学院派的专家，呈现出旺盛的研究和创作繁荣，为出版提供了丰厚的基础、为出版工作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这更需要出版人具有宏观的视野和超前的见识。其二，把做强内容作为当下追求的目标，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没有深厚扎实的内容，出版必然落后于时代。出版内容、队伍、经济实力不强，就会依附于互联网。要把互联网作为出版的工具和手段，使之为我所用，否则无力远行。传统文化出版则始终依赖于中华民族浩瀚的文化元典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出版人有责任和义务将这些以最真实、最准确、最学术、最先进的面貌呈现给新时代的广大读者。其三，把做实作为追求做强的手段，无实则不强，传统文化出版须远离任何虚空的形式主义、噱头、网红、吸睛、标题党。其四，目标远大，聚焦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时代同频共振，这是传统文化出版使命和蓬勃发展的必由之路。

　　慎思、明辨、笃行，面对浩瀚的历史文献资料，出版不是复制搬运，永远是选择，传统文化出版更是披沙拣金，“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逸韵”，要做到这一点，强思辨，更有特殊的意义。

　　其一，明确站在新时代的思想高度，把传统文化出版与时代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聚焦主题出版，为时代发展提供优秀传统文化底蕴，融入到为民族复兴伟大征程鼓与呼的行列之中，与时代同行，方能彰显出版的永久生命力，承载文化传承的深远意义。其二，明是非。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如何做到去伪存真、去粗取精，需要具有新的思维和思辨能力。其三，充分认识出版的特殊规律，尊重出版规律，取精用宏，去浮夸，远浅薄，避免急功近利，落实久久为功，规划、整理、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厚重的、规模宏大的精品力作。在整个出版行业中，事业和产业属性并存，但是传统文化出版事业属性更大，这是国家事业、民族事业，是千秋万代的事业。其四，加强创新，与时俱进。创新永远在路上，传统文化出版自不例外。当下传统文化出版创新在内容和形式、作者队伍和读者需求、普及和提高三个方面，尤其需要有辩证的思维能力，兼顾各方面的思想高度。普及和提高的问题，同样需要两方面兼顾，齐头并进，没有普及就没有提高；缺少提高，普及也就失去了方向和价值。正如总给《文史哲》编辑部回信中所指出的：“深入理解中华文明，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出版是学科，出版也是专业，出版更是实践性极强的专业技术产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冲击，出版专业性的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在出版各个领域，传统文化出版的专业性尤为突出和重要，我们必须站在新时代的高度，从出版的规律性角度入手，结合新时代对出版的要求，深化认识出版在传媒中的特殊性和基础性，要高屋建瓴、立足长远，与时俱进，奋力前行。

　　其一，在对出版的认识和坚守理念上，坚持专业性，提高整个行业的专业度，明确没有专业就没有高质量的出版、就没有高质量的出版业，也就不能让出版做强做实，难以使出版更好地为党和国家的大局服务，给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文化柱石。在出版社专业属性分工上也应该进一步强调专业属性，非专业，无出版，蜻蜓点水、面面俱到的出版社难以把出版做实、做深、做透，更不能做精、做强。出版编辑队伍专业能力培养和建设更是当务之急，“艺之精者，无二能也”，工匠建立在专业的基础之上，八面玲珑、“抓到篮子里就是菜”的编辑不可能策划和出版真正的精品力作。其二，专业性建筑在学术基础之上，缺乏学养、对自己专业的学术历史和发展水平没有深入的了解和认知，既无法和作者专家对话，难以提出优秀的选题，更难以起到编辑拾遗补缺、校雠把关的根本作用。其三，厚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如果当下把出版行业视为传媒行业的一种，我认为也是这个行业中最具持久性的行业，也是最基础的行业。基础需要扎实、牢固、深厚、经典，传统文化出版尤其如此。把文化基础筑牢，文化的历史大厦才能高高耸立，才能以文化人，才能筑牢中华民族精神长城。其四，传统文化出版是一项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更需要伟大的精神，不忘初心、精于学术、甘于奉献、不计得失，耐得住寂寞，为传承优秀文化事业勇于担当，十年磨一剑。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更应该弘扬姜椿芳、叶圣陶、韦君宜、周振甫这样的出版家的榜样的力量，传承编辑导师和编辑大家的优良传统。

　　近些年来，在优秀传统文化领域出版产生了大批可以传之久远的精品力作，如中华书局的新校点推出的部分《二十四史》工程、商务印书馆《词源》第三版、上海辞书出版社的《辞海》第七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新近推出的部分《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以及国家出版基金资助的大批传统文化优秀出版物的出版等等，总结这些厚重精品工程出版的成功经验，可以窥见这些工程背后凝聚和坚持的大视野、精思辨，强专业，正可作为本文的注脚！

　　党的以来，我们党强调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要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做好传承和弘扬，为当代中国人培根铸魂。做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工作，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原是一家综合性出版社，1958年以后转型为以出版古籍整理图书和相关研究著作为主，特别是集中于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典籍，新世纪以来又进军古籍普及读物市场和传统文化的大众阅读领域，形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产品层次丰富、多点开花的局面。其图书产品按类型来分，可以大致分为专业出版、普及出版、大众出版和青少阅读四个方面。

　　一、专业出版。以点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资治通鉴》《全唐诗》《全宋词》、“新编诸子集成”等为代表，一般是选用古籍最精善的版本，再通过校勘来订正文字，在保证文字准确的基础上，施加标点分段，方便今人阅读和引用。在形式上一般采取繁体竖排，最大限度保留古籍的样貌。随着时代的推移和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这一类书的读者越来越限于专业研究者，以及部分传统文化的强烈爱好者。经过几十年的积累，中华书局出版了大量文史哲和语言文字领域的基础古籍品种，在学术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以其高质量的整理和编校赢得了读者的信赖，所出版的点校整理本有很多都成为相关研究者引用的权威版本，在海外汉学界也是如此。这得益于中华书局拥有较强的编辑队伍和作者资源，也有赖于它形成的一套审读编校制度和对质量的长期坚守。近年来中华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呈现出两个发展方向：一方面是在优势的文史哲古籍领域继续填补空白，并向艺术、综合、自然科学等领域拓展，不断有原创的古籍整理产品问世；另一方面是对一些核心古籍在原有整理本的基础上，推出修订本或增补本、升级本。前者反映了古籍整理的宽度和面向在扩展，体现了创新活力；后者反映了古籍整理的深度和精度在提高，体现了与时俱进和精益求精。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是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出版工程，是中华书局最具标志性的古籍整理产品，2007年正式展开修订工程，延揽一流的学者承担修订工作，制订严格规范的修订体例和工作流程，搜罗存藏于海内外的各种版本，广泛吸收已有的校勘和研究成果，在修订和编辑工作中慎之又慎，既最大程度保存原点校本的成果，又尽可能体现最新的文献学、校勘学理念，从详尽的校勘长编到写成规范的校勘记，编辑组与修订组、外审专家等反复讨论，辨难析疑，可以说充分体现了古籍整理领域的工匠精神。自2013年第一种修订本——《史记》问世以来，目前修订本已经出版了11种。它们将古籍整理水平推向了新的高度。

　　二、普及出版。繁体竖排的形式挡住了很多想看古籍的普通读者。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2011年推出了“中华国学文库”，选择中华书局历年出版的经典古籍整理本，由繁体竖排形式改为简体横排，以适应当代读者。文库所选的品种均为代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最要之书”，亦为代表当代最新学术水平的“最善之本”，即不仅所选的书是中华文化经典，其整理的版本也须是公认最好的，经过精校精注和时间检验。以它的第一辑为例，所收的10种书是：《四书章句集注》《诗集传》《史记》《三国志》《老子道德经注》《庄子注疏》《世说新语笺疏》《陶渊明集笺注》《李太白全集》和《饮水词笺校》。目前这套书已经出到90多种，受到了广大读者欢迎。

　　还有很多读者反映，这些经典古籍虽然改成了简体横排，但是原文是用文言写的，看不懂，有的书虽然带了古注甚至今人的注释，但由于引经据典或内容专深，看起来还是很吃力。为此我们又推出了“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简称为“三全”，不仅古籍的原文全部保留，还从头到尾对原文加以注释和翻译，有的还有题解、串讲和评析，努力用最通俗明白的话把古书的意思讲出来。由于这个读者群体最大，因此“三全”系列的销售量也最大，到今年底有望出到120种，今年的发货码洋可能首次突破1亿元。今年央视《典籍里的中国》节目热播，第一季11期节目介绍了11种典籍，更是直接带动了这套书的销售。

　　三、大众出版。这是我们中华书局内部给它的概念。刚才介绍的第二类图书即普及出版其实也是面向大众读者的，但它的图书内容还是以古籍文本为主，只不过在形式或内容上考虑了大众的需求，降低了阅读难度；我们现在讲的大众出版，基本上已经脱离了古籍文本本身，是完全从今人视角所作的解读、阐释、赏析或知识类图书，比如叶嘉莹讲中国古代诗词、康震讲唐宋八大家、樊树志《国史十六讲》、楼宇烈《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李零《兵以诈立——我读〈孙子〉》等。这里列的都是名家作品。还有一些是成系列的，如“跟大师学语文”、“跟大师学国学”、名家讲系列、一本书读懂系列等。中华书局的超级畅销书一般是从这个板块冒出来的，早些年有阎崇年、于丹、马未都等的著作，近年则有《中国诗词大会》等，当然还有图书热销榜上的常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大众出版的思路，是要敏锐捕捉社会热点，把传统文化中的某个话题与当下人们的关注焦点串联沟通起来，激起人们的同理心，引起共鸣。往事越千年，但历史和当下是相通的。“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只有善于把传统文化中的内容作精心的选择和提炼，注入时代精神，与新时代中国人生活的热土联系起来，那么一觞一咏、一歌一叹，又或者是一琴一剑、一桥一亭，才有了当下的意义。今年中华书局大众出版的代表品种有黄剑华的《从三星堆到金沙》、齐东方的《我在考古现场：丝绸之路考古十讲》，带领读者领略中华文明的源远流长与宽广雄浑。还有一本安意如的《二十四日》，清新雅致，又充满了人间烟火，顺着这本书的指引，在不同的节气来到最当季的城市，看美景，品美食，体会农耕文明的深刻内涵、生活智慧和在今人看来有些奢侈的那份悠闲。

　　四、青少阅读。就是给中小学生看的书。它不是教材，不是教辅，而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内容的读物，比如中华吟诵读本、“中华诵·经典诵读行动”系列、中华蒙学经典、中小学传统文化必读经典、中华经典故事、大名人小故事等，通过讲故事、配插图等孩子易于接受的方式，让孩子从小接触传统文化经典，潜移默化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厚植国学基础，培养对祖国历史文化的热爱。同时，针对小学、初中、高中不同学段，我们都有与之难度相对应的配套阅读产品。以《小学生必背古诗词75首》为例，有必背版、必练版、硬笔书法版三个版本，后者还配有音频二维码，可听古诗词的吟诵，达到可读、可听、可写、可练，满足小读者不同的需要。不仅如此，我们在已有《中华文化基础教材》的基础上，结合已经在不同省份使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地方版教材，还承担了国家课题，正开发适合在全国中小学使用的传统文化教材。这是中华书局品牌优势与基础教育融合的一次尝试。

　　“十四五”期间，我们以把自己打造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版传播第一品牌为鹄的。中华书局将一如既往深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出版，在持续做强专业出版的同时，投入更多精力，进一步扩大在普及出版、大众出版和青少阅读方面的影响力，努力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让过去收藏在禁宫里的古籍善本以另一种形式走入寻常百姓家，春风化雨，陶铸人才，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助力。

　　古籍整理出版是一项功在千秋的宏伟事业。改革开放之初，中央远瞩，做出了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整理古籍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沉寂许久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乘此东风，江苏出版界前辈经过缜密筹划，于1984年3月创建了江苏古籍出版社，即凤凰出版社前身，建社伊始即确定了以古籍整理出版为重心，兼及文史哲古籍学术研究成果、文史知识性读物等出版物的出版范围。

　　近四十年来，凤凰社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老一辈、新生代的凤凰人心怀对传统文化的敬畏，甘于寂寞，始终不渝为这份事业奉献青春、贡献智慧。党的以来，凤凰社进一步围绕“传承文明、传播文化、服务大众、贡献学术”的出版理念，坚持古籍专业出版定位，发挥古籍专业出版优势，牢固树立精品意识，在专业特色上体现出扎实的出版能力与竞争优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而获得上级主管部门的青睐，受到文史界专家学者的赞誉以及读者的关爱。究其原因，大概缘于以下三个方面：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从国家层面而言，1958年至2012年制定了七个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92年公布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年—1995年—2000年）》8类1004个项目中，凤凰社有《全元文》等13项在列，这第一批富于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并具有开局之功的国家重点项目，为出版社的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到2009年申报《2011—2020年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时，凤凰社经过前期深耕细作，开拓布局，已有丰富的选题积累，五次增补之后列入50项，在全国古籍社中名列前茅。

　　十余年来，凤凰社同仁以重点项目编辑出版为抓手，奋进不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有70个项目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23个项目获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其中《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李太白全集校注》《文选旧注辑存》连续获得中国政府奖，《文心雕龙解析》获得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2013年公布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优秀古籍整理图书”，凤凰社有《说文解字注》等4种入选；2021年公布的“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优秀整理版本”，凤凰社有《论语注译》等23种入选。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表明凤凰社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体系、专心打造精品力作、发挥古籍图书的社会作用诸多方面的不懈努力。

　　近四十年的发展历程，凤凰社尽管有困顿、有调整，但总体上定位明确，谨守初心，勇于担当，始终围绕古籍整理出版制定年度计划和中长期规划。在具有重大传承价值、重要文化意义、重点一流作者的选题上花功夫；在重点内容板块的特色产品线、优势产品线上下力气，从单一到系列，从项目重点到板块重点，注重规划和储备，做到编辑一批、出版一批、规划一批、储备一批，形成良性循环，实现内容生产的可持续发展，保持在全国古籍出版社方阵前列。

　　习总多次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基因”“民族文化血脉”和“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中央出台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等文件，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正本清源的指示。凤凰社充分认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实现文化强国”“坚定文化自信”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审慎整理古圣先贤的经典著述，为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提供可靠的文献支撑。熔古铸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更是出版社作为宣传思想文化阵线一员义不容辞的职责。

　　凤凰社长期坚持“立足江苏，面向全国”的选题策划出版思路，建社初期制定的整理江苏历代学人文集计划，至今仍持之以恒地推进，已出版30余种。从时代来看，从西晋陆机到当代莫砺锋，贯通古今；从地域来看，由江苏扩展到历史上的上海、浙江、安徽等江南区域，形成了成熟的“江南文脉”大板块。这一板块与本社目前全力推进的、江苏省委省政府主导的“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之《江苏文库》五编相辅相成，为全面梳理江苏乃至江南历史文化发展脉络，提炼地域历史文化精神，从而实现“双创”，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此外，依照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五个方向的指引，凤凰社集思广益，顺势而为，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文章。首先，在基础性出版项目上发力，以《文选旧注辑存》出版为契机，顺势影印日本藏《文选》、宋元珍本《文选》，并展开《文选》研究专著的出版工作，又以“诗仙”李白诗文校注为出发点，展开对“诗圣”杜甫诗宋元注本的集中整理，深耕细作，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基础经典文献传世价值的抉发。其次，出土文献整理出版已见起色，《陕西神德寺塔出土文献》获中国政府奖提名奖、《五代石刻校注》《中国古代护林碑刻辑考》获国家出版基金支持、《元代碑刻校注》获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再次，追踪近代社会档案，着力争取民间文书、中国工业遗产档案，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九寨侗族锦屏文书辑存》结项优秀，《汉冶萍公司档案汇编·抗战西迁卷》原貌呈现中国抗战史上汉阳铁厂西迁的壮举，彰显出中华民族古今一脉相承的同仇敌忾、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

　　三是集思广益，全力策划大众喜闻乐见的普及读物，关注市场需求，加强营销工作，实现“两条腿”走路。

　　凤凰社的古籍普及读物，以精心编选、校注、翻译、品评传世名家或名著为主，长期以来在市场上与同品类竞争共存，赢得了读者口碑。总体而言，凤凰社此类普及读物的特点大约有三，首先是立足专业，斟酌选目，文史兼顾，于涵育德行、陶冶情操有所裨益；其次是约请学界知名学者担纲，在编注译工作中充分融入新学术成果，保证内容的权威性、时效性；再次是以十数或百数的丛书推出，整体规模易形成影响，单品互补则产生带动效应。

　　略举一例，2011年凤凰社推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134种，这套书是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响应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在20世纪80年代组织北大、南大、复旦等全国18所重点大学古籍文献研究所的专家学者，经过近4年时间编纂完成的最大规模的一套古籍今注今译丛书，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20年后的“修订版”顺势而为，在封面设计上贴近新时期的审美观念，在版式设计上契合新时期的阅读感受，在内容质量上结合新时期研究成果全面删改订补，满足了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随后衍生出《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珍藏版）》《中华文史名著精选精译精注》等子系列，图书品质进一步提升。应运而生的一套书，三十年来在学界、出版界、读书界的交相呼应中唱响着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旋律，足以称为经典，其中16种入选“首批向全国推荐经典古籍及其优秀整理版本”乃名至实归。

　　得到了学者的积极响应、市场的实在回报和读者的有效反馈，尤其是面临新时代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与考验，凤凰社坚定不移、持续不断地探索古籍整理、大众普及相得益彰的发展模式势所必然，两者将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有效带动凤凰社平稳前进，更有力地承担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任，行之久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