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说清当前教育的问题：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思考

一文说清当前教育的问题：关于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顶层设计的思考本站　　“中考普职分流”政策下的过早分流加剧了学生的升学压力，更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

　　“中考普职分流”政策下的过早分流加剧了学生的升学压力，更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可以说，家长和学生都在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中国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到底如何？有什么问题？本文作者从教多年，做了大量调研，对教育改革提出了自己的思考。文章篇幅较长，但分析透彻，切中要害。

　　以下文章来源于公众号在作文里成长（ID：lvshicai8），作者高校教师杨昇，1篇文章被《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刊登，1篇文章被国务院内参《国是咨询》选登，《互联网巨头正在夺走卖菜商贩的生计》一文更是引爆了关于“社区团购”的话题，随后的海啸导致了最高层系列政策的出台。

　　2021年全国“”在3月11日落下了帷幕。“”上关于教育问题的代表建议和委员提案数量不少，且这样的建议和提案一旦曝出，就会在全网引起热烈讨论，可见，有关教育的问题，不但代表和委员们关注，普通老百姓也很关心。

　　1. 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建议高考实行双考双筛制，让学生可以选择性考试。即第一次是资格线、水平线考试，题目简单些，不给学生过多压力；第二次可以通过划定分数线，在这个分数线内学生有侧重、有专业的选择性考试。

　　此外，唐江澎委员在“委员通道”的发言全网疯传，他提出教育不能只关注升学率，好的教育就应该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中，优雅生活者。他认为教育的真谛就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这八个字。

　　赵超代表高调的建议和一些省份代表的低调建议如出一辙，比如“新湖南客户端”3月5日报道了全国代表、湖南省长沙市雅礼中学党委、校长刘维朝的电话采访。刘维朝代表带到的建议之一是：调整高中阶段教育模式，启动普职并轨制培养体系，全面普及普通高中教育，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打通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发展通道，切实优化我国中等教育质量。因为目前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割裂开来，凸显诸多问题，加剧了学生的升学压力和家长、社会的教育焦虑。

　　关于教育中的这些问题，代表委员们的发言三言两语，媒体的报道也是寥寥数语千篇一律，至今我没有看到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文章，老百姓从这些只言片语中很难了解教育真正的问题所在，也就很难判断谁的建议更有利于孩子的发展和国家的未来。而教育几乎是每个家庭都要面对的问题，牵扯面很广，教育改革牵一发动全身，任重道远。所以，教育改革之前应该先把教育的问题找准确。

　　鄙人作为一名在教育一线年的老兵，斗胆冒着某些忌讳撰写此文深入分析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当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为教育改革投石问路，为教育政策抛砖引玉。想法未必完全正确，敬请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

　　我认为目前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之所以让人诟病，其根本原因在于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上有瑕疵，这些顶层设计上逻辑互反的矛盾点导致了教育实践的系列问题。因此，要想解决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中的重大问题，必须修正顶层设计上的瑕疵。

　　目前义务教育最大的问题正如很多代表委员提出的，就是太过关注分数和升学率，是“唯分数论”的教育，用极致的“唯分数”教育绑架了孩子们的少年时光，让孩子们压力过重不堪重负，同时让孩子们分数之外的其他素质欠缺，尤其是身体素质。

　　小学6年，初中3年，这9年当中，6-15岁的孩子们承受了太大的学习压力，这些压力几乎超过了一个孩子能够承受的极限，甚至压力导致了一幕幕悲剧的上演。

　　今天早晨娃妈微信发来消息，是“水木社区”上正在热烈讨论一处悲剧，一个初二年级的孩子跳楼了，社区里贴出了知情者的讨论和孩子的作文：

　　孩子的作文字迹工整，字形峻秀，观察细致，描写入微，绝对是好学生的特质，只是孩子的作文读来让人沉重，他对父母每时每刻监控他的学习感到厌烦。

　　我和妻子简单地就此事交流了几句，我们都为孩子目前卷入这种极端的分数竞争感到担忧。孩子们健康长大才是父母最关心的，小学初中的分数不好又如何？我和妻子小学初中都不是冒尖的学生，也就是高中的时候发力，才在那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年代，在本科录取率只有19.5%的1998年成为了当年全国62.5万本科生中的一员。我们认为小学初中拼成目前这个样子，让孩子们 All in 文化课学习完全没有必要，让他们长大一点儿，再用独木桥和996虐他们不行吗？

　　我忘了帖子中提到的孩子的年龄，但看这个字和作文，应该是个小学低年级孩子吧。这个孩子抱怨每天6点起床，7点上学，8点上课，还有半小时读书。上学的时候被老师说，回家被父母说，觉得很苦，特别向往父母小时候的童年。

　　版友们看了这个孩子的作文，大多表示出了深深的忧虑，就跟这位家长一样。很明显，这是孩子的呐喊，这种被家长和老师紧锣密鼓安排着以“分数”为核心的生活，孩子感到痛苦，感到压力大，感到不快乐。

　　孩子感受不到快乐是个大事，是一件严重的事情。孩子心理还不成熟，如果他们感受不到生活的快乐，是很容易出事的。近几年中小学生的事件层出不穷，而且根据《中国教育发展报告（2014）》显示，率最高的是初中学生。两个月前当我听说儿子小学旁边的初中一个孩子了之后我还写了这篇文章:《全国中小学者中初中生比例最高，我们的教育应该反思什么？》。

　　不知道是因为近几年媒体太发达，还是的孩子太多，反正每年都要听到好多起孩子的事件。为人父母，听到这样的消息谁能不痛心？我们的教育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

　　按理说，我国在2000年就已经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而2000年之前的至少二十年中，小学和初中教育已经覆盖了全国绝大部分区域和人群，所以，义务教育不是个新鲜事物，我们搞了几十年了，可为什么在当前却搞得如此压力山大？

　　原因正如全国代表、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说的：“目前将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割裂开来，凸显诸多问题，加剧了学生的升学压力和家长、社会的教育焦虑。”

　　其实这个话说得直白点就是：目前施行的“普职比大体相当”的“中考普职分流”政策是这个压力的源头。这种过早的分流加剧了学生的升学压力，更加剧了家长的教育焦虑。可以说，家长和学生都在重压之下苦苦挣扎。

　　关于“普职分流”的政策，只要家里有孩子的家长，这两年都知道了，那就是初三毕业的时候，根据中考成绩进行约1：1的普职分流。成绩好的那一半孩子上普通高中，学习传统文化知识，参加高考，考普通大学，只要高考成绩好，双一流大学随你考。成绩差的那一半孩子只能去上职高学校，重点学习职业技能，辅修一点文化课，为当好技术工人做准备。

　　“普职分流”直接把孩子的前途甚至命运导向了两个方向，上普高的前途远大，上职高的虽然有机会成为大国工匠，但更多的将流向最普通的蓝领岗位，其发展前景将非常受限。

　　这一政策在受教育程度高的城市引起了父母的恐慌，父母当年考高中上大学是自由的，只要成绩过得去至少有高中上，有考大学的机会，可是在自己的孩子这里，初三就要强行剥夺一半孩子上高中考大学的机会。这对于一个家庭而言，是无比严重的事件，绝对不能马虎。

　　有人可能要说以前上高中也不容易，那我说说以落后著称的我的老家甘肃平凉。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上初中的乡中学就有高中，市里面的中学大部分都有高中，其中三中、四中因为办学质量差，高中经常招不够学生。从乡中学到三中四中，差不多想上高中的学生基本都能上吧。而现在，升为镇中学的原乡中学早就停办了高中，三中、四中撤了高中，一个有着212万人口的地级市，市区有高中的普通中学只剩4所，当然，有些县可能还有普通高中吧。

　　世事轮转，“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以前指的是高考，现在指的是中考。因为近几年高考实际录取率已经超过81%，而中考的孩子却要面对近50%的淘汰率。考不上大学可以复读，考不上普高连复读的机会都没有。就算考试的时候身体不适考砸了，也毫无翻盘的机会。

　　十四五岁正是孩子最叛逆的时候，最叛逆的青春期与最沉重的学习压力及最重大的人生抉择叠加在一起，这份压力和压力之下的反抗使得无数家庭鸡飞狗跳，简直已经成为家长和孩子们不能承受之重了。

　　教育是在为一个人的一生打基础，是为成长服务的，教育要培根、铸魂、启智、润心，这既是教育的真谛，也是我们的教育理想。教育的核心是为了把人培养好，培养出健全的心智、良好的品格、丰富的知识和创新的头脑，分数和升学率只是教育的副产品，不应该成为教育的唯一目标。

　　可是现在，孩子们为了考上高中不得不全身心地“拼分数”。很显然，目前的教育现状与教育理想之间有太大的差距，而且这个差距还在继续拉大，因为普通高中的录取比例还在下降。

　　如此竞争惨烈的普通高中录取，且录取与否的唯一准绳是考试成绩，也就是“唯分数”，那么，在“分数”这个唯一的考核指标面前，任何教育的“真谛”和“理想”都得靠边站。每一位家长和孩子都明白，只有分数才能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孩子只有考出高分数才能有好前程，所谓教育的“真谛”和“理想”都没什么用。

　　中国人都明白“有奶就是娘”的道理，都知道把精力用在最有用的地方，这种“以结果为导向”的利益抉择就是我们的生存智慧，哪种选择能个人利益最大化就选哪种。既然出线%，衡量标准是考试分数，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紧紧围绕考试分数，全力争夺这50%的出线机会就是了，其他的都是浮云。

　　既然我们基础教育的“顶层设计”就是“唯分数论”，那么让家长和孩子不要过度关注分数就是不合常理的。这种教育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教育理想之间的自相矛盾，导致教育主管部门耗费了巨大的行政成本，想让这个顶层设计下的自然结果人为地改变方向，向教育理想靠拢，这就好比种的是颗“豆”，但想让它结出“瓜”来。

　　流传了几千年的“大禹治水”故事被写进了小学二年级的语文教材，面对滔滔洪水，大禹的父亲鲧采取“堵”的方式治理了9年，然而洪水并没有消退。鲧的儿子禹吸取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采取“疏导”的办法治水，他和千万人一起疏通了很多河道，让洪水通过河道流进大海里，终于治水成功。大禹“变堵为疏”的智慧流传了几千年，希望这个智慧也能反映在我们的教育政策上。

　　当前教育主管部门为了减轻学生负担，落实教育理想，制定了很多措施，派出很多人监管，要求各地严格落实。可是这些措施除了让局面更混乱，让老师和家长更为难外，能起到多大的“减负”效果呢？

　　我儿子小学一年级，这学期学校不能布置家庭作业了，我们做父母的更头疼，得自己去书市买家庭作业，得自己监督孩子做，还得自己批改，比上学期老师布置作业老师批改费劲多了。我们敢让儿子不做家庭作业吗？不敢！我们想让孩子上高中考大学。道理就这么简单。

　　过早地以“分数”为标尺定型孩子的前途，使很多有潜力的孩子错失接受普通高等教育的机会，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人才浪费。

　　一个国家，能对科技和社会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真正高精尖人才还是需要传统的大学来培养，而这样的人才好苗子要通过高考来选拔。可是目前我们在初中就把50%的青少年直接分流到职高院校学技术去了。

　　男孩子普遍比女孩子晚熟，那些成熟较晚懵懵懂懂的男孩子，还没明白学习是怎么回事，就已经与普通大学和科技创新无缘了。可是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上了高中才懂事，而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智商非常高，只要懂事了，学习成绩会突飞猛进，很多天才往往开化得迟且慢，这在全世界有很多例子。

　　俞敏洪参加了三次高考才考进了大学，马云参加了三次高考也只考了个专科成绩，很显然他们在高中不是成绩突出的学生，可是因为他们上了大学，就像获得了超级能量一样，人生连连开挂，都成为了优秀的企业家。我国著名物理学家，41岁成为中国科学院最年轻院士之一的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考研考了三次，七年才拿下博士文凭。

　　所以， 取得大成功的人，没有几个是少年天才，他们大多是通过后天努力才成功的。而大成功者大多是在科技领域和商业领域，可以说我们的社会在这两个领域群星璀璨。而真正能与这两个领域的杰出人才比肩的“大国工匠”凤毛麟角，这当然与杰出人才进入工匠领域数量少有关，但恐怕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会需要更多商业和科技方面的杰出人才，而对“大国工匠”级别的高水准技能人才的需求没有那么多。毕竟普通的制造业有普通的技能就可以了。

　　杰出的商业和科技人才职业院校能培养出来吗？肯定不行！只有上过普通高中，在传统大学进行过思维洗礼的人才有可能成为商业和科技方面的杰出人才。因为商业和科技的核心在思维在智慧，不在技能，以教授职业技能为使命的职业院校根本不可能培养出杰出的商业和科技人才。

　　在信奉“有奶便是娘”的中国老百姓眼里，往往把孩子读书的短期收益看得很重，却很少从一个人一生的发展上看待孩子接受的教育。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也迎合了民众的这种短视。因此，家长看重的是孩子毕业后能不能找到工作，工资高不高，教育部门看重的是哪个专业毕业生就业率高。这种看法虽然务实，但是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太急功近利，没有看到教育对一个人一生的作用。

　　我们习惯于对传统大学毕业生没有学到什么硬技能冷嘲热讽，从很多年之前就开始嘲讽他们“眼高手低”，甚至一无是处，因此我们才觉得学个手艺好像更靠得住，这恐怕也是职业教育呼声那么高的原因。

　　一个资质一般的年轻人上了一个很一般的普通大学，没学到什么硬手艺，就真的一无是处吗？眼高手低就是这类人最大的缺陷吗？关于这个问题，我在2015年写过一篇文章《农村孩子到底要不要上“烂大学”》（点击阅读），这篇文章因为对“上大学”的意义论述得很到位，深得广大读者认可热传，最后文章被最高党报之一《光明日报》全文转载，其他媒体也跟进报道，还曾形成一个就此问题范围较广的辩论热潮。

　　把农村孩子投入大学，尤其是大城市好城市的大学，他们混迹于城市，耳濡目染，再加上老师的启发和身边见识多条件好的同学的刺激，他们必然能够快速成长。这种成长不是某项技能的提升或手艺的精进，而是他整个人的眼界、见识和人生观、世界观的提升。有了这份提升，他的自卑和狭隘就会少一些，自信和雄心壮志就会多一些，想要改变自我，提升自我阶层的冲动就会强一些。

　　不管他所上的大学有多烂，至少有一个“大学生”的名号罩在他头上，有这个名号带给他的虚荣感长留心底，所以他从内心深处就不会把自己看做一个农民工或农民。城市的繁华，物质的让他很压抑、很痛苦，这些痛苦促使他思考人生、谋划未来。

　　虽然他没有学到什么实实在在的技能，但他收获了人生的自信和向上的生长力，这份自信和向上的生长力促使他在未来的日子伺机抓住一切机会努力向更高的阶层爬升。经 过五年、十年不懈怠的努力，最终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完成了自身的“阶层跃升”，也就是在城市有了房子，成了家，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

　　这就是一个人，尤其是底层孩子上大学的意义。“眼高手低”不是罪，“眼低手低”没有想法才是罪。大学，即便很差，她也能点燃一个人的自信和自我。大浪淘沙，有一些人就会在大学教育的加持下不甘平庸，最终上下求索，活出自己的精彩，这也会客观上为这个社会增光添彩。

　　所以，我们的教育应该立足于发现人才、发掘人才、激发人才，而不是早早地给总数达一半的十五六岁的少年划定一个狭小的范围，让他们心中没有月亮，只有赚钱打工的六便士，这对这些孩子的长远发展是不利的。

　　对于整个国家而言，想想看，直接把一半的青少年，每年近千万计的孩子，从商业精英和科技精英的培养和选拔体系中剥离，让他们只能在简单的职业技能训练中度过三五年的青春时光，这当中，有多少马云和薛其坤被埋没啊，这绝对是我们国家不能承受的人才损失。

　　如今，我国人口出生率越来越低，近几年新生人口数量更是断崖式下跌，我们国家如何保证在未来有如现在一样的大踏步发展？我想，最重要的举措恐怕就是释放人才的潜力，让每一个劳动者创造的财富是以前劳动者的很多倍，这样才能减缓人口老龄化和新生人口骤降带来的巨大冲击。

　　而现在，简单粗暴的“初中普职分流”政策让另一半孩子的成长成才空间变小，国家对这些上职高的学生未来的上升路径并没有设计好，就像全国代表、湖南长沙雅礼中学校长刘维朝所呼吁的：“改革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打通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发展通道。”为什么要打通？因为现在不通啊！

　　国家的教育政策应该着眼于人才发展的大局，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整体的知识和技能水平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但是，从人民群众中为国家广泛地培养和选拔精英人才也是教育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一个精英人才创造的社会财富可能会超过千千万万个普通人。人类社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精英人才推动，而由普通人维系的。有效的教育应该是从数量庞大的普通人中培养甄选出精英，而不是把精英变成普通人。

　　大部分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上职高的原因之一是职高学校的学风不好管理混乱。网上时不时曝出的校园霸凌，甚至校园性侵（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此类爆料）等恶性事件，大多都出自职高学校。可以说，职高学校校风不好是大家的共识。可是这也不能全怪职高学校的领导老师没有把学生管好，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是职高学校缺乏“榜样的力量”。

　　“普职分流”以成绩为标尺，把成绩好的那一半学生纳入普通高中，而把成绩差的另一半学生丢到职业高中。于是职业高中差孩子成堆，甚至没有最差，只有更差。学校也是江湖啊，小小年纪的孩子在这样的环境中要生存，必然得与大环境同流合污，让环境接纳自己，所以这种“向下的牵引力”严重阻碍了好孩子的上进心，他们缺乏好的榜样，也缺乏变好的环境，变坏倒是挺容易。

　　其实这也不难理解。水果店里的水果，如果好的和差的混在一起卖，顾客挑的时候未必看得那么仔细，一些差的水果也会卖出好价钱。可是店主如果事先把差的和好的水果分拣开来，那么差的这一堆水果不大降价根本无人问津。

　　这个道理放在十五六岁的孩子身上也是相通的。假设一个班级由1/3的好学生、1/3的中等学生、1/3的差学生构成，只要中等学生和好学生占到大多数，少数的差学生也翻不了天。这些学习不好的学生大部分可能也就学习不好，不见得都是品德上有瑕疵的问题少年，他们中的大部分也有颗向上的心，只是不擅长学习而已。

　　把这些学习差的学生和学习好的学生放在同一个班级里，差学生耳濡目染，有“榜样的力量”，且有普高学校严谨的管理，至少变成品德低劣的坏孩子的可能性小很多，将来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对于国家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而言，这种不对青少年过早归类的益处应该受到重视。

　　把好学生差学生混在一起，好学生的家长可能有意见，觉得这些差学生影响了自家孩子的学习。可是家长们想一想，如果把这些差学生隔离出去，让他们在坏孩子成堆的地方长大，让他们沾染上坏习气，甚至变成坏孩子，等他们长大了，没有人能把他们隔离在主流社会之外，他们终将身处在你家孩子身边。所以，与其把问题留在将来，还不如现在加强教育。

　　这里说了很多职高学校的不好，可能很多人不爱听，可是从逻辑上，我们是不是把成绩差的那一半孩子挑出来放到职高去了？如果是，有什么不愿意直面的呢？

　　对于未成年人而言，学校教育不止是教授知识，更是陪伴和监督成长，也就是学校教育具有“保姆功能“，而且这个功能一点儿也不逊于“知识功能”。因为培养孩子善良正直的品格远远比孩子掌握丰富的文化知识更重要。

　　我们目前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太过强调“知识功能”，而轻视“保姆功能”，用填鸭式的教育硬塞给孩子数量庞大的知识，而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心理问题、青春期问题、心智成熟、性格完善等重视程度不够，孩子们在自身成长的重要问题上几乎都在独自面对无师自通，这也就难怪很多孩子会出问题了。

　　而“普职分流”更是剥夺了一半未成年孩子被教育的“保姆功能”庇佑的机会。普高学校秩序好，环境单纯，离家近，有父母的监督呵护，这些条件给上普高的孩子提供了良好的“保姆功能”，使孩子在青春期的成长中多了很多走正道的保障。而上职高的孩子，因为学校离家远，父母的监督鞭长莫及，学校的生源鱼龙混杂，老师的管理宽松自由，教育的“保姆功能”弱化很多，这对孩子的健康成长并不好。我们在设计未成年人教育模式的时候应该更多考虑教育的“保姆功能”。

　　当前，人们对普通高中教育的认识普遍太狭隘了，基本上大部分人都认为上高中就是为了考大学，而如果大学出来也没学个实实在在的手艺，那就不该上大学，也就不该上高中，早早去学个手艺还实在些。可以说，很多民众这样的想法也是推动“普职分流”的民间呼声，所以“普职分流”这个政策很大程度上也反映了，不是教育主管部门单方面的想法。

　　但很显然对普高的这种认识是狭隘的。上了普通高中就拥有了考大学的机会，这是事实，但把普通高中教育仅仅看作考大学的工具，这是对高中教育最大的误解。实际上，普通高中教育才是当前教育体系中对人的综合素质提升最大的教育，这一点上甚至远胜大学。

　　首先，普通高中教育学的是“全科”文化知识，从理工科的自然科学基础常识到文科的社会科学基础常识，普通高中都学了，物理的力学、热学、光学；化学的有机、无机；数学的三角函数、立体几何；语文的阅读、写作；英语的词汇量扩展和口语书面表达；的国情认识和哲学思想；历史的宏阔视野和以史为鉴；生物的细胞基因和遗传机理；地理的地球知识和人文认识……

　　请问，这些学科哪一个对人的综合发展没有好处？人的成长就是一个从无知到有知的过程，人类社会发展至今，积累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汗牛充栋，一个新时代的人要想看得远走得稳，必须得先拥有这些最基本的知识和常识。不去高中好好学习，怎么能掌握这些有用的知识？就初中学的那一点儿文化知识的皮毛，根本应付不了未来社会的知识需要。

　　我们强调科技创新，甚至把人类的未来都寄托在了创新之上，可是，不先认识人类社会，不先认识人性，不先吸纳人类社会的知识文明，不先把无知变成有知，怎么可能产生创新的思想？

　　网络上有一句自嘲很有名：时至今日才明白，高中才是自己这辈子最博学的时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文可以写千字作文，武可以解三角函数，可现在我啥也不会了。可以说，这是很多人的感受。

　　有人可能要说，这些知识没什么实际用途，不知道又如何？这种认识显然肤浅了。二十多年前，我上高中的时候，暑假去建筑工地打工，发现工程二把手房间的墙上贴了好多三角函数的公式和基本算法，这个二把手高中毕业，就是因为上过高中，会三角函数等算法，才被总工头委以重任，关于建筑的很多证都让他去考，什么预算员、技术员之类的技术活都让这个二把手做了，也因为二把手有这些证，才更方便总工头包工程。上过高中的二把手和那群小学初中毕业的搬砖民工有着肉眼可见的层次差别。那是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高中的知识如此有用。

　　我们应该从新时代人的全面发展的角度来看待普通高中教育，高中这种知识密集型的全科教育在人的一生中很少遇到，何况高中教育是16-18岁期间，正是一个孩子长成的前夕，是孩子开始深入思考社会思考自然的特殊时期，宏大深邃的人类各科知识结晶有助于这一时期的青少年养成宏阔的眼界和对未知的好奇，这种眼界和好奇就可以发展成日后的创新意识。可以说，对于想要向创新要未来的现代人类，绕不开高中所学的基础知识。

　　我们往往夸大大学教育的功能，而忽视高中教育的功能，其实这种认识不全面。大学是分专业的，不同专业的学生进入大学之后学的课程是不一样的，如历史专业和物理专业所学课程截然不同。每个学生在大学都被各自的专业培养成了某一方面的专才，但“专”往往对应的是“窄”，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机会能像高中那样全面学习综合知识的机会了。所以上大学之后我们会明显感受到，高中所学是大家共同的知识基础，所有大学生都是站在高中的基础知识之上开枝散叶的。

　　现在，从中央到地方，对职业教育都很重视，但是却又都无视职业教育中最根本的矛盾，那就是我们“以职业教育之名，搞着学历教育之实”。现在的职业教育，无论是职高还是高职，都只是披着“职业教育”的外衣而已，其里子，都是正宗的学历教育。

　　那就是：“进入有门槛，学时有期限，教育得脱产，耗满期限攒够学分就能毕业有没有技能没人管。”普通大学教育就是如此，入学者必须拥有与高中毕业同等学力的学历资格，高考分数必须在某个线之上，这是门槛；本科得脱产学习4年；什么专业开哪些课程教育部有规定，修够多少学分才能拿到毕业证也有规定，只要时间耗够了学分修满了，就能毕业。可以说修满学分是拿到毕业证的唯一条件，发毕业证之前没有人从实际工作的角度考核学生有没有真实的工作能力和技能。

　　职业教育本应该是以学会一门手艺或技能为主要目标，甚至是唯一目标，学生应该是奔着“学技能”而去，学校也应该是为“教技能”而来，所有的考核和评价体系都应该是以“技能水准”为核心。应该是：“入学没门槛，学时没期限，教育不脱产，只要能学到真技能有没有学历证书我不管。”职业教育应该是开放的，社会上任何需要这种技能的人，想学我就来，学会我就走，不需要耗在学校攒学分。

　　可是，看看现在的职业教育，无论是职高还是高职，无不是高高的围墙，紧闭的大门，招生基本上全部是从应届学生中招（因生源不足，有些学校也在慢慢放开资格），职高从初三学生中招，高职从高三学生中招，至于应届学生之外的人想学个技能，如生完孩子的妈妈，中年失业的大叔，想进职业院校学个手艺，基本上门都没有。政策上有没有这样的口子我不知道，但是纵观所有的职高和高职院校，学校院子里有几个来上学的娃妈和大叔？

　　而这些应届毕业生进入职业院校，根本就不是抱着学技术的想法来的，他们是为了拿学历证书而来，专业是不是自己喜欢的都无所谓。进校之后按部就班学3年，主要目的是攒够学分，以便3年之后以攒的学分换来一纸文凭。

　　而职业院校也不是以教授技能为核心，而是以完成学历教育过程为整个教学管理工作的核心，主要的工作是招到足够的学生，然后让这些学生平平安安地在学校里待3年，不出安全事故，选够课程，修够学分，最后顺利发放毕业证，就完事了。有学生半年就学会了本专业技能，能让他早点毕业吗？不能！学生毕业时啥技能都没学到，就是混够了学分，能让他不毕业吗？不能！

　　那还职业教育个啥呀？从始至终就没有职业技能的考核，所有教学工作都围绕着完成学历教育的过程在进行，请问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在哪里？虽然有些省份在学生毕业的时候会抽检学生的技能，可是也就是抽几个人做套试卷，纸上谈兵而已，各学校把通过抽查的套路摸得门儿清，所谓的抽查最终都流于形式而已。

　　所以我才说，当前这种在学历教育之上的职业教育，就是披着职业教育外衣的学历教育而已，在这个根本矛盾下，职业教育整体上很拧巴，这也是职业教育效果极其低下的根本原因。

　　如前文所述，长期以来，职业院校干的是“学历教育”的工作，为了保证学历教育的完成，为了帮学生攒够教育部要求的学分，整个的师资配备就不是以“职业技能”为导向的，而是以完成“学历教育”为导向的。职业院校的老师基本上是从普通大学毕业生中招的，以前要求本科毕业，近几年要求硕士或博士毕业。老师大部分都是从学校到学校，从课桌到讲台。工作经验，职业技能？不存在的！能好好地“从本本到本本”就不错了。

　　职业院校不光老师入职不看技能，老师晋升也不看技能，看的是论文，课题等，拿来评审职称的所谓科研成果，语惊四座高谈阔论宏观政策大政方针世界和平的比比皆是，关注专业技能精进的科研凤毛麟角。不会谈世界和平，那就谈教学教改，你一套我一套，谈就是了，成果发表就是唯一目的，至于可行性，能否落地，谁管？

　　有科研成果就能晋升职称，职业院校用与“职业技能”毫无关系的评审标准打造了一整套区分鉴定老师的体系，在这个体系之下，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格局稳定，等级森严，职称越高的，越是不教书，学校里会技能的没几个，闲杂人等一大堆。就这个格局下，大家稍稍想一想，职业教育能搞好吗 ?职业教育体系中这个已经四平八稳了的格局可以说很难改变了。

　　职业院校的师资和评价体系决定了职业院校先天欠缺“职业性”，职业院校在核心功能上的这个短板使得职业教育本身教不了学生什么过硬的有用的职业技能。

　　我的这个说法不用怀疑，也不要说我以偏概全。世间的事，合乎人情事理的逻辑往往比你耳闻目睹的表面现象更接近。任何人评价职业教育的时候先想想我上文提到的这两个基本矛盾，以学历教育的师资，用学历教育的方式，能教出有职业技能的学生吗？“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是天地之间的大道理啊，我们不能连这样的基本道理都不认同吧？

　　职业院校欠缺“职业性”也不是我一个人说的，这是明眼人都能看到的事实，陕西省代表周苏萍去年末在省上的建议案中明确说了：“很多中等职业高中开设的学科门类条件不成熟，教师大多属高中教师转岗，专业性不强。” 高职院校在师资方面的问题跟职高学校一样一样的，在这种现状下，职业教育怎么可能出成果？

　　上文提到的职业教育顶层设计上的根本矛盾阻碍了职业教育的正常发展，使职业教育没有了健康地自我生长的能力。国家想让职业教育发展，职业教育却又缺乏体系之内的健康生长和发展，结果，在充足的资金、粗放的管理、自由发挥的办学权限等因素的综合推动下，可以说职业教育已经整体走上了歧路。教育体系之外的人也可以想想，在当前的人性之下，以上几条放在一起会产生什么，你懂得！直白点说，职业教育领域已经乱象丛生，大小触目惊心。

　　如果把国家的教育分成学前教育、K12教育、职业教育、本硕博教育这几类，完全可以说，职业教育是所有教育中问题最严重的。职业教育中浪费国家资金、侵犯学生权利的事件经常出现在媒体上。为什么经常出现？因为太多太普遍了。曝出来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实际上职业教育几乎每个环节都有大大小小的问题，只是没有人提出，也没有人管而已。

　　职业教育问题这么严重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顶层设计上的逻辑互反。逻辑不顺，就是“气”不通，机体就会出问题。不解决职业教育的基本逻辑问题，职业教育就不可能搞好，不管国家花多少钱，耗费多长时间，都不会有预期的效果，就像你无论如何努力种豆，也不可能长出一个瓜一样。选择大于努力，职业教育的发展已经不是如何努力的问题，而是如何选择的问题了。

　　作为教育工作者，有义务和责任把教育的问题呈现在公众和管理者、决策者面前，在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教育不仅决定着每一个个体的一生，也决定着国家的未来，现在校园里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国家的人力资源，都是未来国家的主人，我们必须要正视教育中的问题，及时修正，给孩子们提供更有效的教育。

　　为了写好此文，我做了大量的调研，面谈了38个职高学生和很多个高职学生，越调研心头越沉重，心里只有一个清晰的想法，职业教育不能再这么搞下去了。

　　当学了3年英语专业的职高毕业生用英语自我介绍时只会说一句“My name is ***”，连今年多少岁都不会说的时候，当一个个或前卫或落伍的专业毕业的职高生呈现出几乎一致的茫然和苍白的时候，我的内心升腾出一股强烈的悲哀感，是的，悲哀！

　　他们是一批孩子，人数如此众多，在最应该获得知识的大好年华里，大部分人却脑袋空空。因为没有学到专业技能，他们自己也不自信，所以大部分职高生都想着换专业深造或换专业就业，那么，普职分流，让一半孩子上职高学技术，必要性在哪里呢？用学历教育的模式搞“职业教育”，效果在哪里呢？

　　我觉得，要改革中国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首先就要有对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现状和问题有一个客观的全面的调查和研究，国家应该组建最高级别的调研队伍，展开大范围的调研，摸清问题，为决策提供最真实的情况。

　　有多例的职高生毕业后干的是专业对口的工作，用人单位对职高生如何评价，毕业两三年后懂事了的职高生对自己的职高教育如何评价？为了防止学校造假，这个调查要绕开学校，做纯粹的社会调查，不与学校的考核挂钩。对高职毕业生也应该做同样的调查。调查目的是，国家投资了那么多教育软硬件办职业教育，开了那么多专业，让那么多的学生不上普高上职高，那么，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到底如何？我们需要对职业教育的效果做一个全面的检验。

　　教育是为人民服务的，人民的满意度应该成为衡量教育成败的标准之一。所以，职高教育办的如何，“普职分流”的满意度如何，这个，应该问问职高学生及其家长，应该做大规模的访谈。

　　要掌握义务教育中家长和学生最焦虑的问题，找到“唯分数论”的问题所在，以便从顶层设计上为孩子和家长减轻压力，理顺教育逻辑。

　　减少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按照现有中职软硬件条件及社会对中职生的需求，其招生比例应为初中毕业生的20%-30%。扩大普通高中招生比例至初中毕业生的70%-80%，普高尽量应收尽收，让学生想上就能上。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减少教育资源浪费和人才浪费，提高全民素质。

　　其实以上政策建议应该说正在形成共识，近期媒体曝出的提出以上建议的代表有陕西省代表周苏萍，全国代表赵超、刘维朝等。我略有耳闻但没有被媒体曝出的全国代表和政协委员，在本次上提出类似建议和议案的也有那么几位。今年全国前，有全国代表找过我，我参与了此类建议案的撰写，情况还是略知一些的。可见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普职分流”的问题，只是形成共识需要时间。

　　关于减少职高，普及普高的问题，我在2020年前写过一篇文章《普通高中太少，让更多的孩子上职高，这种工业时代的思维，适合商业社会吗？》，这篇文章在全网流传甚广，仅在“今日头条”就有19万阅读，近2600条评论，读者参与讨论的热情非常高，我觉得决策部门可以参考那些读者讨论。

　　总之，“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的政策提法最早是在2002年提出的，文件是《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自此，“普职比大体相当”成为一项重要的职业教育政策。文件要求：“到2010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800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

　　职业教育现在倡导的一些理念和遵循的一些做法，如：校企合作、工学结合、学分制、最后一年到用人单位顶岗实习等，都是在2002年这份文件里规定了的。

　　但是，如我在《未来15年将新增3.8亿退休老人，何处去养老？》一文中所言：“19年后的今天，国际形势、经济状况、人口状况都不同了，尤其是互联网和智能化超出预期的大发展，使得重复性的简单技术越来越被自动化生产线所替代。这种状况下，人才到底该怎么培养？社会发展这么快，国家不应该太过考虑每个孩子将来干什么，因为那都是没谱的事，所有的技术，更新换代太快了，辛辛苦苦学会的技术，转眼之间可能就用不上了，所以终身学习才是学习的正确姿势。”

　　从任何一个角度看，2002年制定的普职分流1：1的政策都已经不合时宜了。2002年我们的教育要解决1987年左右出生人口的初中后教育问题，而1987年的新生人口是2550万。2001年是我国第三年大学扩招，大学录取人数才达到260万，国内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高考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不在初中毕业时给孩子们解决前途问题怎么办呢？

　　而现在形势完全不一样了。2020年全国有1071万人报名参加高考，近几年高考实际录取率已经超过81%，2020年高职还扩招了200万，2021年高校毕业生已达909万，再加上去年的扩招，未来高校毕业生肯定每年超过1000万人。也就是说，现在我国高校可培养的学生规模已经是2001年的四五倍了。客观上我们已经没有了要在初中毕业时给孩子们找教育出路的压力了。

　　其实我们的压力已经渐渐变成如何把如此大规模的高校校园装满了。毕竟我们的新生人口在断崖式下跌，2020年实际新生人口数量到现在还没有公布，但公布的2020年出生并上了户口的新生儿是1003.5万，很多人估计实际的新生人口可能在1100万左右。如果我们以后都严格实行初中毕业普职分流1：1的政策，那么随着高等教育的容量越来越大，18年后，恐怕即便把所有的青年都投入高校也未必能把中国的高校填满，何况还只有一半孩子上普高，届时高等教育的资源将会产生巨大浪费。

　　基础教育问题应该放在国家老龄化加剧和新生儿断崖式下跌的大环境下，从大局上来考量，并提前布局。国家应该重点给青少年普及最基础的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让青少年具备终身学习的知识基础，以便灵活应对变幻莫测的未来，有能力在不同的行业和职业间自由切换。不要用工业甚至农业时代的思维，企图用一门技能决定一个人的一生。

　　如人口学者、携程网创始人梁建章就建议：将初中3年和高中3年合并，缩短为中学4年，取消中考，读完4年中学后直接参加高考。

　　如全国代表张红伟在本次上建议：缩短教育学制，小学由6年制改为5年制，高中由3年制改为2年制。推行“10年义务教育”即小学5年+初中3年+高中2年的学制。

　　这些建议当然有合理的地方，但是他们忽略了教育对青少年过早分层带来的压力，现在的基础教育让家长和孩子喘不过气来的核心原因在于，初三毕业，十五六岁的孩子就得面对“普职分流”这个大的人生分水岭。孩子如果在初中稍一懈怠，就被分流到职高学校学技术去了。如此，自家孩子的人生可能就与另一半孩子大不一样了。

　　以前，教育的大分层是高考，孩子18岁左右，好歹快成年了；现在教育的大分层变成了中考，孩子刚刚15岁左右。现在有小孩子的家庭得鸡飞狗跳的关键原因就是教育分层的提前，减轻压力的方法也只有把教育分层的年龄退回到高考，退回到18岁。

　　那些缩短教育学制的建议，解决不了基础教育压力过大的问题，只有把教育分层的年龄推后到18岁，才能让家长和孩子稍稍喘口气。

　　梁建章先生作为著名人口学者，为我国新生人口断崖式下跌痛心疾首振臂疾呼，那就应该多分析影响人口出生率的因素，教育分层年龄太提前对人口出生率的影响绝对不容忽视。

　　这些年，我们为了办好职业教育，在全世界拜老师，全国的职业院校和主管部门无数次去德国、瑞士、日本等国寻求职业教育发展的真经，为此花费的经费恐怕非常巨大。学到如今，我们学到了什么呢？不但德国、瑞士式的职业教育模式没有建立起来，我们自己的职业教育模式也是越搞越别扭。

　　其实我国的职业教育很容易搞好，职业教育市场很容易激活。这个老师不在德国，也不在瑞士，它就在我们身边，就是我国的“驾照学考”。

　　我国的“驾照学考”可以说是这些年最成功的职业教育。截至2020年末我国获得驾照的人数已达4.7亿，这项开车的技能不但使无数人过上了有车的现代化生活，更使无数家庭以开车致富，摆脱了贫困，使无数人得以新生。国家也在“汽车经济”的推动下上了一个大台阶。可是国家在“驾驶技能培训”方面付出的成本并不高，甚至可以说微乎其微。

　　别把驾驶技术不当技术，别认为这个技术很容易学。给一个五六十岁的大妈教烹饪、教理发，甚至教导游、教酒店管理，难度恐怕都比教她学会开车容易。可是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驾校和私人教练，他们就有能力给那些“学车困难户”教会驾驶技术。为什么？因为制度设计激发了驾校和教练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在普及驾驶技术的过程中，国家没有太多财政投资，更没有复杂的教学监管和检查，国家只抓住了一点：明确考试科目和规则，严格考试纪律。就是因为这个顶层设计做得好，抓住了牛鼻子，所以整个“驾照学考”市场用最少的投资最简单的管理，取得了最大的经济效益。

　　“驾驶技能培训”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完全市场化。国家没有规定驾校必须是国有，没有给驾校老师给编制，没有掏钱建设多少国有驾校，也没有派出庞大的团队监管各驾校驾驶技能培训的各个环节。国家只是制定了考核驾驶技术的标准，只是在技能考核端严格管理，而把技能培养端完全放开。一个人要学习驾驶技术，国有驾校可以，驾校也行，自学也行，只要能通过考试都可以。

　　“驾照学考”这一“举重若轻”的顶层设计真是我国职业技能培训的经典之作，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这一模式给国家创造了效益，给人民带来了便利，同时也节约了大量的财政资金，还没有发展出百万千万之巨被财政供养着的体制内教练和管理人员，减轻了现在和将来政府的财政压力。可以说“驾照学考”的技能培养模式是“轻资产、无负担、高效率”的职业技能培养模式的典范，这个模式完全值得中国职业教育界认真研究和借鉴。

　　而且“驾照学考”模式还催生了无数教授驾驶技术的民营公司，这些公司带来了投资，解决了就业，创造了税收，为经济创造了活力。

　　如果我国的职业教育能以“驾照学考”的思路去发展，必将短期内取得巨大成功，因为以“驾照学考”模式来发展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能够避免当前职业教育领域的大部分弊端，能够激活方方面面的活力。很多问题，方向和思路决定着出路，理顺逻辑，激发活力，让这个体系能有一种积极向上的自生长能力，比你天天用鞭子抽着往前赶有用得多。

　　不要认为“驾照学考”就应该这样发展，如果当初从顶层设计上，把学习驾驶技术也像学习其他职业技能一样操作，恐怕今天大部分人都没法开车。关于这一点，我2016年写过一篇文章模拟了一下，标题叫《如果驾照学考如此来管理，戏码是这样的！》，大家看看就知道，同样一件事，顶层设计不同，结果会有多大的不同。

　　今年上全国代表张红伟提出的建议案中明确说到：建议高职和普通大专实行开放教育。高职改为春秋两季招生，开学时间为春季每年3月和秋季每年9月，学制二年。普通大专学制改为两年半。开放教育是一种全新的办学形式，入学不用考试，业余时间学习，采取教师面授辅导与学生利用网上资源自学相结合的办法，学生可不受空间和时间的限制进行学习。

　　这个建议里有着部分“驾照学考”模式的想法，关键是“开放教育“。前文分析过，目前的职业教育基本上只是为应届毕业的学生提供的一种学历教育，基本特征是：“进入有门槛，学时有期限，教育得脱产，耗满期限攒够学分就能毕业有没有技能没人管。”庞大的职业教育机器不能为全社会所有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

　　只有拆掉职业院校的围墙，采取“开放教育”的模式，实行“入学没门槛，学时没期限，教育不脱产，只要能学到真技能有没有学历证书我不管”的培养制度，并且把职业教育市场如“驾照学考”一样向社会资本开放，那么追求效益的社会资本才会推动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才会有真正的职业技术教育。

　　其实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为企业服务，为企业培养技能人才的，按理说其技能培训过程应该和企业无缝链接，让更多企业主动参与，把企业真正的技术拿出来和院校共享。可是大家看看，现在所谓的“校企合作”中，有几家实实在在从事生产和经营的企业参与了校企合作？较少极少！目前参与“校企合作”的企业，绝大部分都是“提篮子”的教育公司，这些公司自身既不生产也不经营，没有任何实际的技能，他们只是为了做学校的生意而已。而职业教育圈里这样的“校企合作”遍地都是。都这么干，职业教育能不乱吗？

　　真正有技术的生产经营型企业为什么没有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那肯定是机制上有问题，它们参与“校企合作”的利益所得太少嘛。

　　所以，职业教育必须要在机制上做出大的改革，既然职业教育本身是为市场服务的，那么其教育本身就必须走市场化道路，把职业教育办成封闭的院校教育根本没有出路。

　　要像“驾照学考”一样，教育主管部门从技能培训和学习的过程监管中抽身出来，把职业技能培训交给自由市场，主管部门专注于制定职业技能考核标准和主持职业技能考核就行。以教育部为主导，联合科技部、工信部、商务部等所有有职业技能需求的部门，并联合各行业的标杆型企业，把这些行业分成有限的大类，制定各个大类的职业技能考核标准，规定出获得职业中专、大专、本科文凭的职业标准。

　　并结合以慕课（MOOC）为基础的文化课标准，把职业技能的培养和职业文凭的获得完全自由化。不再要求准入门槛，不再要求学习年限，不再要求集中在校学习，只以技能和文化课的考核达标为门槛颁发职业文凭，彻底释放自学职业技能和有技能的企业教授学生技能的积极性。

　　把职业中专、大专、本科的文凭向全社会开放（注意，本科文凭区分职业本科和普通本科，这里说的是职业本科），取得这些文凭不要求起步文凭，不要求在校脱产学习，仅仅与职业资格证和文化课的慕课（MOOC）成绩挂钩就行。任何人，不分男女老幼，不分残疾正常，不管上没上过学，只要有本事通过严格的职业技能考试，拿到获得职业中专、大专、本科文凭规定的职业资格证书，慕课（MOOC）成绩过关，就给他颁发学历证书。就像任何人只要通过驾照考试就给他颁发驾照一样。

　　这里要说一下慕课（MOOC），全国各大学都在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构建免费的网络课程资源，经过这么多年努力，慕课资源已经非常丰富了。可是庞大的慕课资源却缺乏应用场景，国家没有把学历证书的取得和慕课挂钩，这是教育资源的严重浪费。何不把职业类的文凭变成可自由学习的文凭，把这些文凭的取得和慕课挂钩，彻底激发广大低学历青年自发学习的积极性，让慕课资源成为提高全民素质的利器呢？

　　如果职业教育成为“开放式教育”了，那么就可以把职业教育的拨款变成生均奖励，奖励资金跟着学生走，学生考过某个职业资格证奖多少钱，取得某个层级的职业文凭奖多少钱，规定清楚。鼓励社会人自学，鼓励社会资金参与这个奖励金的争取，总之，用过关奖励驱动所有职业教育主体的积极性。

　　想想看吧，如此一来，想要挣这份钱的企业和学校恨不得把吃奶的劲使出来，恨不得不睡觉培训学员，因为不努力就没饭吃。职业教育中的低效、欺诈、、侵权等问题将自动消失，全社会的职业技能将在短期内迅速提高。

　　国家专门举办职业技能本科大学是没有必要的，问题的核心就跟我前面分析的一样，职业技能大学里的老师从哪里来，是不是从学校来的？老师的职称是怎么评定的，是不是根据科研成果？如果老师没有职业技能，你在大学名称里加个“职业”进去，它也变不出职业技能来啊！大学的技能总得有个来处啊，这是基本的逻辑呀！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换个名字有什么用呢？还不如把职业本科文凭全面放开。

　　1、取消初中毕业时“普职分流1：1”的政策，全面普及普通高中教育，让孩子们尽量上高中，把高中文凭作为未来全社会年轻人的基础文凭。职高学校保留很少的部分就行，让不想上普高的孩子有上职高的权利。

　　2、实行12年义务教育，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取消中考，各阶段实行就近入学，注重教育对未成年人的“保姆功能”。在孩子18岁的时候再用高考进行分层，不在低龄的时候分层，减轻孩子和家长的压力，让孩子们从容长大，让家长们从容生育。

　　3、高中毕业时普通大学招收约50%的学生，进行普通本科教育；另外的一半学生自由参与开放型职业教育，让年轻人边工边读，在工作中寻找职业兴趣，根据职业兴趣自由学习自己需要的职业技能。如此将把千万计的劳动力从职业院校里释放出来，这会大大缓解当前的招工难。

　　4、职业教育以“开放教育+社会办学”为基本的顶层设计，让有技术的企业加入进来，用市场的力量推动职业教育高效发展。

　　过年回家，我跟几年没见的侄女好好聊了下，她当年没考上普通高中，就去职高读了不喜欢的幼师，毕业后一天幼师工作也没干过。先在北京打工三四年，期间我建议她利用业余时间报班学习，至少拿个大专文凭或者有用的职业资格证。她后来报网课学习会计证，考过二门后会计证取消了。

　　之后她换了城市。现在毕业应该快8年了吧，文凭还是没有提升。她工作也蛮好，收入也不低，就是想提高文凭，却没有路子，想学习没有方向。那些所谓的自学考试，她总觉得不踏实，感觉没有几家是正规的，而且那些纯文化课她觉得用处也不大。

　　社会上，如我侄女这样的年轻人太多太多了，他们错失了普通高中后，就再也找不到上升的通道了。想想看，如果把职业中专、大专、本科文凭全面向社会放开，这些早早出校门打工的孩子想要上进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努力的方向了，而不会像现在这样迷茫和无助。让他们丢下工作脱产学习三年拿个毕业证是不现实的，因为他们身后的家庭无力供给他们三年脱产学习期间的耗费，而他们完全有能力边工作边学习，自己也觉得脱产学习的机会成本太高了。

　　这些年轻人，尤其是农村出来的孩子，想要努力奋斗扎根城市，可是很多城市买房要资格，落户要文凭。当我们看到这么多低学历青年因文凭不够而无法在喜欢的城市安居乐业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给他们一个获得文凭的上升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