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从学术意义上引进西学报刊则是从普及意义上传播新知识

教育是从学术意义上引进西学报刊则是从普及意义上传播新知识本站　　教育作为文化载体，是当时中国西学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

　　教育作为文化载体，是当时中国西学传播的另一重要途径。“强兵”、“制器”活动的开展，使新型人才缺乏的问题进一步凸显。洋务派官员认识到，“机器之用，具有至理，必须考究于平日，若临时猝办，即无及矣。故当今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以兴办新式教育培育专才为急务。培养新型人才首先碰到的一个障碍是科举制度。

　　延续了千余年的科举考试制度，无论是内容还是形式，都极大地妨碍了新型人才的培养和发挥作用。正如王韬所说的：“不废时文，人才终不能古若，而西法终不能行，洋务终不能明，国家富强之效，终不能几。”

　　因此，不仅在野士人一再地提出改革科举取士制度的要求（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等），执政的洋务派大僚也对科举制度提出了批评。同一时期其他许多官员也为改革科举考试制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如1870年沈葆桢上奏，要求开算学一科，选拔人才；李鸿章建议另立洋务进取一格取士；御史陈文泰建议特设一科，试以条约、兵法、制造等有用之学；御史陈琇莹奏请将算学归入正途；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学一科，以储人才，得到左宗棠的支持；侍郎宝廷要求特开一科，以算学考试，等等。

　　古老朽腐的科举取士制度受到了内外夹击，科举制度开始动摇并出现了裂缝。1868年1月，总理衙门奏准，广东同文馆的5名学生作为生员，可一体参加乡试，这是第一次有“异类”分子挤入科考的行列；此后，上海广方言馆的5名学生也受到了这样的待遇；1888年的顺天乡试中，有32人被允准选考算学。虽然，最后只录取了一名“算学科举人”，但这是第一次中西学同考，西学第一次攻入科举制度，渗入到传统的育才制度中。而且在朝野改革科举制度的呼声推动下，这一改革成果开始形成制度，1889年总理衙门奏准《变通算学考生规程折》，在乡试中增设算学一科。

　　科举制度的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而是非常缓慢的。而新式学堂的创建，则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在“学以致用”和“培人才”之需要的推动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技术专科类的新式学堂。1862年，清政府为了培养懂外语的外交人才，创办了京师同文馆，这是近代第一所新式学校、第一所外语学校。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创办福州船政学堂，是为第一所近代科技学校；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创办北洋水师学堂，是为第一所近代军事学校。总计在甲午战前洋务派共创办新式学堂27所。

　　其中外语学校7所，科技学堂11所，军事学堂9所。基本上都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专科学校。近代教育开始在中国产生。在创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清政府开始向西方国家派遣留学生。1872年，由容闳建议，曾国藩奏准，清政府分4年向美国派出共120名留学生，开中国官派留学生之先河。1875年后，福州船政局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多次向欧洲派遣留学生，学习兵舰驾驶、制造、测绘、陆军等。至甲午战前共向欧洲派出留学生88人。新学堂的建立和留学生的派遣，极具文化革新的意义。

　　这不仅是因为这些学堂设立的本身，即意味着科举体制的打破，是中国教育体制的创新；更因为这些学堂的教学内容基本上都是全新的具有启蒙性质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学开始以实际上的主角姿态进入课堂。外语类学堂以京师同文馆为例，1876年同文馆制订八年制课程表。至于“中学”，该课程是以外语为主，兼习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而中学则被安排在正式课程体系之外。科技类学堂以福州船政学堂为例，其课程大体有：英文、算术、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锥、平三角、弧三角、代微积、动静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质学、天文学、航海术等。

　　总之，封建主义教育体制开始瓦解，教育功能已从培养忠于朝廷、固守纲常的封建士大夫，转向培养近代型的科技专才，即：“洞达时势之英才，研精器数之通才，练习水师之将才，联络中外之译才”。教育领域中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式学堂，灌输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的头脑中，并开始确立自己在中国教育、以至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报刊是西方人带到中国的新事物，但也离不开中国社会对报刊的内在需要，即：近代以后，中国社会中工商业经济产生并发展，工商业城市的膨胀，人们对信息和新知识的渴求，形成了打破农业社会的闭塞状态，向往流通的社会需要。于是，中国人接受了西方传入的这一新事物。继外国人在中国创办了《上海新报》（1861年）、《申报》（1872年）、《万国公报》（1868年）、《格致汇编》（1876年）、《字林沪报》（1882年）等中文报刊，并拥有一批中国的报刊读者－－中国人开始接受报刊之后，中国人自己也开始创办报刊。

　　1857年，黄胜等人在香港创办《香港船头货价纸》，刊登商业信息，至70年代改名为《中外新报》，这是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报刊。此后，《循环日报》（1874年，香港）、《汇报》（1874年，上海）、《新报》（1876年，上海）、《维新日报》（1879年，香港）、《述报》（1884年，广州）、《广报》（1886年，广州）等报刊相继创刊。据统计，从1865至1895年间，上海、香港、澳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汉口、天津等主要城市创办的中文报刊有86种。报刊作为大众传媒，起着沟通社会交流，反映舆情，宣传新思想观念，传播新知识的作用。

　　报刊最主要的功能是向大众及时提供各种信息，起沟通社会交流的作用。中国人创办的第一家报刊《香港船头货价纸》，一开始即以刊登商业信息（包括商业广告、商情、船期等）为主。著名的报刊《申报》，其商业广告常占总篇幅的1/3左右。这对商品流通、活跃经济显然起了推动作用。新闻更是报刊的主要内容。如1874年6月日本出兵侵台，《申报》即派记者前往采访，7月22日起就连续刊登中民在抵抗日本侵略的战讯；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申报》立即派记者前往朝鲜实地采访，9月9日起连续报道事件及其动向。

　　这种从未有过的信息快速传播方式，使中国人获得信息的渠道更为畅通，改变了传统社会落后的信息流通和获取方式，打破了农业社会的闭塞状态，知识更为丰富，眼界也更为开阔。报刊在中国创办伊始，就表明了自己作为相对独立的公共的身份及作用。它能及时反映舆情，反映进步的社会潮流和社会呼声，如1880年后，清政府内部展开了长达数年的修筑铁路问题的论战。这个论战也波及到社会上。

　　1883年11月2日，《申报》发表了社论：《铁路不可不亟开说》，1884年3月1日又发表了社论《与法战宜筑铁路说》，3天后又发表了社论《续论火车铁路》，以及来稿《铁路卮言》，力言修筑铁路之利，支持修筑铁路，反映了当时社会一些开明人士的主张。报刊对各种积极的进步的社会要求的及时反映，对引导社会、推进社会变革起了重要的作用。更重要的是，言论被打破了，在朝廷之外有了另一种代表社会的声音。报刊还起了宣传新思想的作用。

　　一些进步思想家正是看到了报刊的大众传媒的特性，利用报刊来宣传新思想。如改良思想家王韬，1874年1月5日创办了《循环日报》，并亲任主编。该报每天都有政论文发表，抨击弊政，阐发新论。王韬自己就为该报撰写了《变法》、《变法自强》、《治中》、《洋务》、《重民》等政论文，宣传了他的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起了很大的影响。在传播新知识方面，最著名的是英国人傅兰雅1876年创办的《格致汇编》。该刊实际上是一本科普杂志，主要向中国人介绍自然科学基础知识。

　　从天文学的地球与太阳的关系、地球的公转与自转，数学方面的加减乘除、几何、三角函数，物理学方面的电学原理、光学原理、万有引力，化学方面的64种“原质”（元素）、化合与分解、化学仪器，生物学方面的各种动物、植物，医学方面的各种医药、卫生常识，以及西方工艺技术方面的新成就等等，几乎是包罗万象。而且，很多知识都是中国人此前闻所未闻的。《格致汇编》每期销售达3000至9000册，深受知识界的欢迎，直至戊戌时期仍被一些学堂作为必读书，起了很大的科学启蒙作用。

　　从文化的角度说，报刊既是中国走出死水一潭局面的开端，也是中国成为一个具有活力的、蓬勃向上的社会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