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博士的南通之行

杜威博士的南通之行本站　　从左往右为：白美华、杜威女儿（大）、张謇夫人吴道愔、杜威女儿、杜威夫人、张孝若、杜威、高诚身、张謇、张詧、何尚平、李敏孚

　　从左往右为：白美华、杜威女儿（大）、张謇夫人吴道愔、杜威女儿、杜威夫人、张孝若、杜威、高诚身、张謇、张詧、何尚平、李敏孚。

　　1919年4月30日,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偕夫人及女儿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杜威在日本游历讲学期间，胡适与蔡元培、陶行知等，以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尚志学会、新学会、江苏省教育会等团体名义，邀请杜威来华。杜威在中国各地巡回讲学，一直到1921年7月。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认为：“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

　　1920年6月5日至8日，杜威受邀到南通讲演和参观。 1895年，丁忧在家的晚清状元张謇，根据张之洞的嘱咐在通州（南通）创办了大生纱厂，1899年大生纱厂开车，并很快取得盈利。大生纱厂的连年获利，带动了通海地区（通州和海门）的经济发展。以大生纱厂为起点，张謇在通海地区以棉纺织业为核心业务，创办了一系列相配套的企业。实业的成功给张謇提供了物质基础，使张謇“父教育母实业”的愿望得以实现。通过大生企业的注资、自己和亲友的捐赠，张謇首先于1902年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这是中国师范教育的源流之一，也是第一所独立建制的师范学校。在此基础上，南通逐步建立起涵盖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育、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此外南通的慈善、城市建设、文化事业也取得显著的成就，一时南通有了模范城市的美誉。这大概也是杜威欣然前往南通的原因。

　　杜威是6月4日晚上在上海乘坐大达轮步公司的“大德”号轮船赴南通的。大达轮步公司成立于1905年，由张謇和李厚祐筹建，码头位于上海十六铺。对于杜威的这次旅行，南通方面做了精心的安排，由张謇的独子张孝若具体筹划。时年22岁的张孝若被其父亲寄予厚望，张謇有意识地让他独当一面。张孝若当时担任刚成立的淮海实业银行的总经理，并筹备在上海开设分行。1905年5月31日张孝若给大生驻沪事务所的沈燕谋写了一封信，信中要求沈燕谋把“大德”轮的大餐间完全包下，供杜威一行使用（包括杜威夫妇及两个女儿、两位翻译，共6人。据6月9日《日报》，随行两人为刘伯明和杨英夫，均为南京高师职员。）并在大餐间案上铺上洁白的餐布，同时悬中美两国国旗，“务求清洁，使人一上大达船，即见南通真精神”。张孝若请沈燕谋把欢迎信亲自上船交到杜威手上，至于第二天早起的早餐，关照船上预备好。张孝若还告知沈燕谋，“大德”轮在抵达天生港之前，会在任港停留，南通方面有人上船接站。

　　第二天上午“大德”轮停靠天生港，南通各界代表及军乐队到码头迎接，张謇派张孝若坐汽车前往欢迎。杜威一家在南通期间住在美籍会传教士高诚身（Frank Garrett）家中。当时南通城内外国人不多，主要是会的几位成员，从事着教育和医疗工作。高诚身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坎普坡(Camp Point），1896年赴中国传教。1909年中国教传教协会（The Evangelistic of China）成立时，担任执行秘书。他是金陵大学的创始人之一，担任该校董事会成员一直到1932年退休。高诚身与夫人白美华（Verna Waugh Garrett）1916年到南通传教， 1932年离开南通回国。高诚身多年在南通，与南通各界人士，特别是张謇家族关系密切。1919年高诚身根据张謇的倡议，在会的支持下，建立了英化职业学校，侧重培养具备英语和化学方面职业技能的人才，更强化了高诚身与南通教育界的关系。

　　接下来的三天，每天上午杜威都发表一场演讲。6日上午的演讲会在更俗剧场举行，张謇在演讲之前致介绍辞，向聆听者表达了邀请杜威来南通的目的：“今日南通教育界公请美国教育大家、哲学博士杜威先生来此讲学。博士于世界，极力浚发，又能明白中国之关系及教育情状，甚为难得。南通僻处偏隅，不可不使教员学生亲博士之风采，聆博士之言论，以定适当之趋向。”

　　杜威演讲的题目是《教育者之责任》，他开始就告诉听众，这个话题曾经在南京和上海探讨过，今天再次言及，是因为南通是中国师范教育最早之地，谈论起来更加觉得亲切和有意义。在杜威的心目中，师范教育犹如涓涓细流，最终汇聚江海，浩浩荡荡，灌溉千里。“南通者教育之源泉，吾尤望其成为世界教育之中心也”。

　　7日上午杜威继续在更俗剧场演讲，主题为《社会进化问题》。杜威认为社会进化的标准，就跟个人发展的标准一样，可以从卫生、经济、交际、品性等4个方面概况。8日上午，杜威在唐闸公园作题为《工艺与教育之关系》的演讲。杜威提出：“工艺与教育，其相互之作用，如人之有两足，能合而不能分，分则偏颇不行。”因此杜威建议：“小学教育必须普及，高等专门教育必须注意一国之基本实业。”杜威的三次演讲都由刘伯明翻译。演讲之余，杜威参观了南通有代表性的企业、学校、文化机构、慈善组织和风景名胜。

　　8日中午，高诚身在家中为杜威饯行。张謇也应邀出席，并在农历四月二十三日（6月9日）的日记中记载“高诚身邀同杜威午膳。是夕杜行。”不过张謇记录的时间与其他的史料不同，张孝若6月9日给沈燕谋的信中，提到“杜博士在通招待颇周至，彼十分满意，昨已回沪。博士颇称上船时及船上优待，甚为铭感云”。张孝若的信是当时写的，对“昨”——即8日的情形应该是清晰的。何况据6月13日《日报》的《杜威在禾演讲记》，杜威于6月10日10点半乘车从上海抵达杭州，如果9日晚从南通坐船去上海，那就太赶了。

　　杜威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女儿在南通期间，一直由高诚身夫妇陪同。多年以后白美华在美国回顾南通生涯时，还清楚地记得，“杜威夫人对于我们女性未被邀请参加商会为其丈夫准备的午宴颇为气愤。参加这样的宴会中的一些古板守旧的老先生，甚至从孩提时候开始就没有跟女人同桌吃过饭。可杜威夫人实在无法理解。”白美华还回忆杜威在南通的最后一天，牙齿疼得很厉害，非常痛苦。当天下午，杜威一行到天生港坐船赴上海。

　　杜威南通之行的影像，目前只有一张合影留存。拍摄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不详，合影人物从左往右为：白美华、杜威女儿（大）、张謇夫人吴道愔、杜威女儿、杜威夫人、张孝若、杜威、高诚身、张謇、张詧、何尚平、李敏孚。吴道愔以持家为主，她的出现有点让人意外。在张謇家庭合影中，吴道愔经常出现，但在张謇接待客人，特别是外国客人合影时，似乎是唯一的一次。合影中的张詧是张謇的三哥，也是张謇从事各项事业的重要合作者；李敏孚时任英化职业学校主任，之前担任金陵大学化学教员，为留美学者；何尚平当时协助张謇从事垦植事业，曾留学比利时。

　　这张合影不久刊登在6月16日《申报》的第7版上，标题为《张南通欢迎杜威氏摄影》。美国会的《世界召唤》杂志（World Call）1920年12月刊登了《高诚身的两封来信》（Two Letters from Frank Garrett）,文中配有两张照片，其中一张就是这张合影。有意思的是，6月14日的《时报》第5版登载了题为《张謇与杜威》的照片，细细观察，其实是把这张大合影里的张謇和杜威两个人的人像单剪出来。这个“双人照”还出现在7月3日《密勒氏评论报》（MILLARDS REVIEW）刊登的《杜威在中国》（John Dewey in China）文章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