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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鹤琴: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

  1920年12月26日凌晨,29岁的年轻教授陈鹤琴初为人父,他的儿子出生后2秒就开始大哭,延续了10分钟,以后就是间接地哭,45分钟后哭声停止,儿子连续打了6次呵欠,渐渐睡着了。10个小时后,这个新生的男孩流出了自己人生的第一泡尿……望着自己的“杰作”,初为人父的陈鹤琴来不及兴奋,他拿着照相机,镜头对着襁褓中已经熟睡的婴儿连连拍照,然后用钢笔在本子上记录下婴儿从出生时一刻起的每一个反应。在他的记录中,儿子的哭声停止后,大约是疲倦了,便开始打呵欠,一连数次。他轻轻地伸手接触到儿子的身体……尽管时值严冬,窗外一片凋零,而陈鹤琴的心中却是春光一片,幸福无比。他知道,自己正在做的工作在中国尚无先例,他与新生儿子一道正在完成一项具有开创性意义的实验。他为儿子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一鸣,不仅对于儿子寄予期望,同时预示着他的这项实验将被载入史册。

  作为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心理学教授,陈鹤琴对自己儿子成长发育过程作了长达808天的连续观察,并用文字和拍照详细记录下来。他天天亲自给儿子洗澡。他的实验室就是他的家;他的妻子和母亲是他的两位最得力助手;他的儿子则是他的工作“对象”、“成果”与实验中心。他将观察、实验结果分类记载,文字和照片积累了十余本。他的观察与实验工作,进行得既专心致志,又情趣盎然。他将自己的观察、记录与研究心得编成讲义,在课堂上开设儿童心理学课程。有时,他还会将活泼可爱的儿子抱来课堂作示范,使单调的心理学课程生动有趣。

  在中国,陈鹤琴是最早将观察实验方法运用于研究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之中的教育家。他所做文字、摄影记录并阐明幼儿的动作、好奇心、模仿力、游戏、言语能力、记忆力、想象力和知识、能力、思维发展的特征及其意义,作为第一手资料,成为他日后对儿童心理、儿童教育、儿童游戏和玩具、道德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研究、论述的重要佐证。他的朋友、教育家陶行知评价:陶行知评价说:“陈先生得了这个实验中心,于是可以把别人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印证,自己的学说在一鸣身上归纳。”1925年,他的专著《儿童心理之研究》出版,这是中国第一本儿童心理学研究的专著。

  陈鹤琴的另一本传世名作《家庭教育》是《儿童心理学研究》姊妹书,书中记载了陈鹤琴对于自己儿子一鸣和女儿秀霞进行教育的心得。他以自己的观察、实验结果和亲身经历、体会为例,对儿童心理特点进行归纳,提出共计101条教导原则,。他主张,家庭教育必须根据儿童生理与心理发展规律才能取得成效;要教育好儿童,首先要学会怎样做父母。

  他指出:“幼稚期(自生至7岁)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什么习惯、言语、技能、思想、态度、情绪都要在此时期打下一个基础,若基础打得不稳固,那健全的人格就不容易形成了。”父母对小孩子有“从小教起”以形成健全人格的责任。成年人不仅应该以身作则,还要为儿童营造良好的环境,包括游戏的环境、劳动的环境、科学的环境、艺术的环境、阅读的环境。

  有一天,陈鹤琴看到有一个儿童总习惯于用左手写字,老师要他改用右手写,一直没做到。陈鹤琴就对这个孩子说:“你会用左手写字,大家都不及你,真了不起!但是大家能够用右手写字,而你不会,那你就不如人家了。假如你也会用右手写,两手都会写,那你就是第一个大好佬了!”不久,这个孩子就会用右手写字了。又有一次,一个青年请求陈鹤琴介绍做小学教师。陈鹤琴给了他一支铅笔和一张纸,叫他写下自己的姓名和履历。这个青年刚拿起笔,习惯性地把铅笔尖在舌头上蘸蘸湿。陈鹤琴摇摇头,他认为,这样不讲卫生的习惯会将孩子带坏的。

  1923年,陈鹤琴在自己住宅的客厅里开办了一所实验幼稚园,自己亲任园长,聘请了2位教师,招收了12名儿童,开展儿童教育实验。他有三大计划:建筑中国化的幼稚园园舍;改造西洋的玩具使之中国化;创造中国幼稚园的全部活动。他为这所幼稚园起的名字——南京鼓楼幼稚园。

  两年后,新园舍落成。陈鹤琴和他的学生、助手张宗麟等一道开展幼稚园课程、教材、教学法、设备和儿童习惯培养等实验。幼稚园附近的草地、山坡和农村成为儿童们欢乐的课堂,也是陈鹤琴、张宗麟等人开展新课程研究与试验的“实验室”。他们总结、整理的实验成果,成为若干年后我国首部《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核心内容。当时,中国大多数幼稚园为外国传教士所办;中国幼儿教育的三种大病,即“外国病”、“花钱病”、“富贵病”使陶行知、陈鹤琴等新教育的倡导者们深有感慨。他们痛陈中国幼稚教育的封闭、停滞、落后现状,大声疾呼革除流弊,实行改革。将幼稚园课程逐渐从日本和欧美国家幼稚教育的模式中解放出来,创造符合中国儿童特点和国情的教育和课程,是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1926年2月,陈鹤琴与张宗麟发表《我们的主张》一文,提出适合中国国情和幼儿心理、教育原理、社会现状的15条主张,成为中国现代幼儿园教育的最早纲领与宣言。

  陈鹤琴是中国儿童心理学、家庭教育和幼儿园的开创者,他被誉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之父”和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教育家。(柯小卫撰文)

  柯小卫,1957年9月生,传记文学作家。现为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北京市陈鹤琴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传记文学学会会员。主要著作:长篇传记《陈鹤琴传》、《陈鹤琴画传》;文化丛书《当代北京餐饮史话》、《当代北京剧场、影院史话》、《当代北京环境卫生史话》等;发表过许多教育史与教育家研究方面文章。

  柯小卫:“活教育”三大主张:(1)目的论:做人,做中国人,做人;(2)课程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3)方:做中学、做中礁、做中求进步。

  柯小卫:教育的根本是“做人”;“做人”培养得不好,教育也不会好;而“做现代人”需要有现代意识,能够适应现代生活,了解历史进程和世界的发展潮流;具有做“人”的五项条件。

  重视自然、社会对教育的影响与作用,使教育融于社会,内涵更丰富、意义更深刻,成为传承文化与精神的载体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

  提倡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激发学生的创造与广泛的兴趣,培养学生“手脑并用”能力。“做中学,做中教,做中求进步”。

  柯小卫:中国教育缺乏科学的理论和正确的教育观指引,要按教育规律办事,使教育更纯粹,多一些“真诚”,少一些“铜锈”。

  要“以人为本”。我认为,中国教育改革应学习、借鉴“五四”以来,中国老一辈教育家在现代教育理论、办学理念和教育实践等方面的成果、经验。现在的状况,了解中国现代教育历程和现代教育家的教育工作者越来越少了,如果这一课不能补上,中国的教育改革至少缺少了一部分依据,或许也不会真正成功。

  柯小卫:与世界进步教育潮流接轨、适应中国国情的;公平的;以人为本;具有历史联系与文化内涵、人文精神的,所谓“厚德载物”;与自然、社会融为一体的;科学的、客观的;培养思想能力与研究精神,激发创造热情;倡导运动与艺术;培养现代公民,推进社会进步。

  陈鹤琴(1892—1982),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浙江上虞县人。早年毕业于国立清华大学,留学美国五年,1919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五四运动期间回国后,最初担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讲授儿童心理学课程。东南大学成立后,任教授和教务主任。

  1. 幼稚园这种教育机关,在中国本来是没有的。现在我们既然来创办这件事,就应当先自己问一问,用种什么目标,怎样的办法。倘是一些主张都没有,仍旧像中国初办教育时候,今日抄袭日本,明日抄袭美国,抄来抄去,到底弄不出什么好的教育来。

  2. 儿童在没有进学校之前,一天到晚最亲近的人当然就是父母,父母的言语动作,最是儿童所习见习闻的。就是进了学校之后,放学回家,还是和父母在一块,如果父母的知识习惯好,儿童早已受到好的家庭教育,再加上学校教育,自然就相得益彰。父母的知识习惯不好,那么儿童在未进学校之前,无形之中早已养成不良的习惯,学校教育就算很好,也就收效甚微了。所以,讲到儿童教育,根本上还是要从父母教育讲起。

  3.我们每一个人要有做一座灯塔的信心,发放光明,照见自己的前途,同时又照耀他人,照耀社会,造成光明的世界。

  4.在儿童时期要有良好的开端。如外国一句谚语所说:“开始做得好。一半做到了”。所以一个人应该从儿童时期就注意训练,以养成良好的行为。我们必须教会儿童如何对待别人,这样当他长大就能很自在地生活在变动的社会里。

  5.初生的小孩子在世界上,他的人生观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为我”,一类是“为人”。这两大类人生观,决定了小孩子们一定的所作所为。“为我”的这些利己的人是向内的,利他的那些“为人”的人是向外的。因为他的利己,所以他的朋友不会多,也因为他利己,所以他不满足,于是悲观;“为人”的人却不然,因为他的为人,所以他为别人所爱,于是他有许多朋友,更因为他是为人,所以他知足,于是乐观。

  7.你要做一个成功的教师,你一定要注意环境,利用环境。环境中有许许多多的东西,初看看与你所教的没有关系,仔细研究研究看,也可以变成很好的教材、很好的教具呢!

  3月5日(农历壬辰年二月初七)生于浙江上虞百官镇茅家弄,6岁时丧父,赖以生计的杂货店倒闭,依靠母亲替人洗衣维持生活,受到母亲关于孝顺、友爱、忠信、勤奋的教诲。8岁入私塾学习旧学。二哥的英年早逝,使他痛感旧教育对人才的扼杀。

  在姐夫资助下进入杭州蕙兰中学(现杭州二中前身),学习勤奋,成绩在学校中名列前茅;中学期间,树立“无我”、“爱人”的人生观。1910年冬,中学毕业。

  秋,考入清华学堂,在校期间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创办校役补习夜校和城府村义务小学,立下了“爱国爱人的坚强基础”。

  夏天,由清华毕业,赴美留学深造,同船者有陶行知。曾打算学医,经反复思考,决心学习教育:“我的志向是要为人类服务,为国家尽瘁”;“医生是医病的,我是要医人的”;“我是喜欢儿童的,儿童也是喜欢我的”,遂确定了学习教育和为教育事业献身的志向。

  抵美后,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自奉求学原则“凡百事物都要知道,有一些事物要彻底知道”,三年中广泛涉猎各种知识,培养研究的精神,“方法是秘诀,方法是钥匙;得到了秘诀,得到了钥匙,你就可以任意去开知识的宝库了。”

  夏天,在霍普金斯大学毕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秋天,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专攻教育学和心理学,受到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浸濡。冬天,随孟禄去美国南方考察黑人教育,为黑人在艰苦条件下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感染。同年,当选为北美教中国学生会会长。

  在哥伦比亚大学获教育硕士学位,转入心理学系,准备博士论文。正值“南高师”教务主任郭秉文在美国物色教员,应邀回国任教,于8月15日乘船回到上海。

  春天,参加新教育共进社。12月26日,长子一鸣出生,在妻子配合下,将一鸣作为实验与研究儿童心理的对象,对其从出生起的身心发展进行连续跟踪观察和文字、摄影记录,长达808天,并作系统研究。

  秋天,鼓楼幼稚园新园舍建成,定名为东南大学教育科实验幼稚园,请助教张宗麟协助工作,全面开展实验,被誉为“中国的福禄培尔”。是年,姊妹著作《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出版,成为中国现代儿童教育开山之作。

  2月,与陶行知、张宗麟一同发起中国最早的儿童教育团体——幼稚教育研究会,创办《幼稚教育》并任主编,发表《我们的主张》,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15条办园主张。

  3月,受邀担任晓庄师范第二院(幼稚师范院)院长兼指导员;与张宗麟等一道创办中国最早的乡村幼稚园——燕子矶幼稚园。

  夏天,在收回教育主权声浪中,主持上海公共租界华人教育,任职期间开办7所小学(附设幼稚园)、一所女子中学、4所工人夜校等。

  发表《对于儿童年实施后的宏愿》一文,呼吁全社会、全民族关心和教育儿童,维护和保障儿童权益,在战争来临时,先救儿童。

  8月,大批难民涌入租界,与上海各界知名人士一道投入救济难动。次年初,担任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教育委员会主任,与赵朴初、刘湛恩、陈望道等开展难民教育,在开办难民、难童学校;创办难民工厂,倡导生产自救;发起成立儿童保育会并任理事长;宣传推广拉丁化新文字。

  夏天,在江西泰和创办中国第一所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幼师,担任校长,带领师生“辟荒山为乐园”,提倡“手脑并用,文武合一”。

  因前方失守,赣州告急,带领全校师生跋山涉水,历尽千辛万苦向赣闽交界的广昌转移。大年初一,鼓励师生“相依为命,同甘共苦”。

  9月,抗战胜利后,应邀赴沪,负责接管外国人办的学校。11月创办上海市立幼稚师范学校(后改为市立女子师范学校),培养优良师资,实验及推行“活教育”,提出要求:锻炼强健身体;陶冶道德品格;培养民族文化;充实科学知识;养成勤劳习惯;启发研究儿童教育之兴趣;培养终身服务教育之精神。

  与陶行知一道成立生活教育社,筹办社会大学。10月间,陈鹤琴主持陶行知先生追悼会。陶行知逝世后,陈鹤琴被推选为育才学校顾问委员会主席、山海工学团校董会名誉董事长,与政府当局交涉并向社会募捐,将两所陶行知先生创办的学校和团体迁来上海。

  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邀请,前往布拉格参加国际儿童教育会议;会后前往美国考察特殊儿童教育,回国后在上海筹办上海特殊儿童辅导院(现为上海市聋哑青年技术学院)。

  9月,作为教育界代表,出席中国人民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新中国开国大典。

  5月,在南师开展的“批判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拔白旗”运动中受到批判,年底黯然离开校长岗位。

  10月,在全国心理学会上发言,提出“要加强儿童心理的研究,为振兴教育,适应新时期总任务需要服务。”

  3月,在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应全面、系统地整理与总结“五四”以来的幼儿教育和儿童教育经验;全面、系统地整理和总结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他当选为中国教育学会名誉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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