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教育回归本质！“双减”一周年一线观察

让教育回归本质！“双减”一周年一线观察本站　　后效待观 如今，“双减”后的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不同的声音广泛传播于坊间和网络，有点赞，也有质疑

　　后效待观 如今，“双减”后的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不同的声音广泛传播于坊间和网络，有点赞，也有质疑。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需深入基层调研，出台更细致的执行方案。

　　让教育回归本质。2021年7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由此正式拉开了“双减”工作的序幕。在教育部发布的2022年工作要点中，“双减”依然是重中之重。

　　“双减”政策目的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自去年7月中央“双减”文件发布以来，一系列旨在让“双减”落地落实的举措开始在全国各地积极推进。

　　如今，“双减”政策落地实施即将满一年，执行如何?效果如何?为一探究竟，《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先后前往广东、广西、湖南、贵州、浙江等地进行一线调研。

　　“每天放学后时间安排得满满，周一语文、周二数学、周三钢琴、周四英语、周五绘画，周末舞蹈、篮球、奥数……”上三年级的陈晓晓的家长对《小康》杂志、中国小康网记者如是说。孩子们的课外时间几乎需要精确到以分来安排，家长累，孩子也累，但是没办法。她坦言，“如果不学，将来如何应对这个处处充满竞争的社会。”

　　在2021年的全国上，多名全国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议案、提案都涉及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的话题，彼时，“内卷”“减负”等网红词语深入学龄家长的话资之中，教培行业也在此波讨论中被推上风口浪尖。

　　通常，每一项国策的落地都会经过一番试行、推广。然而，对校外教培机构严管严控的迅速到来，却让所有的教培人深感意外。

　　最初看到“双减”文件，不少教培行业人士并未想到，这场变革速度如此之快，又如此彻底。如今，他们不得不承认，“教培行业一个时代结束了”。

　　在生死存亡的自救时刻，各机构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镁光灯下。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先后两次在朋友圈辟谣。一次是“双减”官宣后三天，一张“新东方将开展中学暑期集训营，学生乘坐大型邮轮去公海，吃住学考全包”的课程截图传播开来，引得俞敏洪在朋友圈质问：“在这种艰难时刻还要落井下石?”另一次则是新东方“转型培训父母”被解读为或将从事针对家长的学科培训。他解释道，新东方已经做过几千场家庭教育讲座，且以公益为主。

　　好未来和高途也无法沉默。先是好未来创始人、CEO张邦鑫发出了“不配论”：“我们这些机构配不上我们的客户了，我们公司也配不上我们的高管和干部了。”紧接着，高途创始人兼CEO陈向东在全员内部信中，连用五个“抱歉”，表明“大裁员”背后公司的艰难处境。

　　教育圈大佬辗转反侧，一些中小型教育企业的掌舵者们也不得不想办法活下去。曾经追捧在线教育的资本更是紧急退场，不敢再伸出触角。

　　一时间几乎所有在前两年风头正盛的K12教育企业，都在收缩，大幅裁员，转型谋生。8个月里，美场教育三巨头好未来、新东方、高途，三家的总市值从最高时的超1300亿美元，跌到如今的70亿美元以下，更有个别教培企业市值几乎归零。

　　一个近万亿的市场，轰然倒塌。首先发生的是教培行业离职潮。在最初的一个月里，几乎所有叫得上名字的教育企业都在大幅裁员。据报道，全国各地的教育机构达70万家，受波及的教培行业从业者数量达上百万。

　　一位行业人士分析，在这波离职大潮中，刚入行的从业者寻找新机会相对容易一些，最难的是那些做了十几年教师或教学相关工作的资深从业者，没有其他的一技之长，转行自然非常痛苦。

　　蓝象资本投资副总裁陈晶曾用电影《古惑仔》的经典台词来形容这场“双减”整顿：“有错就要认，被打要立正!”她表示，面对“双减”，不要钻政策的空子，而是借机反思与总结，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这才是这场大变革真正的意义。

　　不过，校外培训行业的各个玩家调转船头，如火如荼地探索素质教育、教育、教育硬件等方向，这些举动也被部分业内人士解读为“缓兵之计”。“校外培训行业，没有哪一个赛道能够拥有K12赛道的规模。”一位行业人士明确表示。

　　无论是学生、家长、老师、学校，还是教育主管部门，没有人怀疑中央“双减”政策落地的决心。“从各项政策发布的时间表就可以看出，去年5月中旬，教育部成立校外培训机构监管司;5月下旬，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明确对存在不符合资质、管理混乱、借机敛财、与学校勾连牟利等问题的机构，要严肃查处;7月下旬，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正式发布‘双减’意见;7月30日，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的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校外培训学科类和非学科类范围;8月11日，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专门通知强调，为加大工作督促力度，推动问题及时整改，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将建立‘双减’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多次通报仍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直接在媒体上曝光，并依据《教育督导问责办法》启动相关问责程序……你以前看到过哪个行业会从国家层面如此紧密出台政策吗?”贵州省教育厅一负责人如是对记者说。

　　“按照中央的政策，去年下半年一开学，便要实施5+2校内课后托管服务，但彼时，因为大部分都刚刚开始启动该项工作，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以借鉴，大家都是边实施边摸索再总结。困难是巨大的，但这也是死命令，不得不迎难而上。”该负责人透露称，她与各地教育局负责人沟通探讨后，发现大家都有一样的困惑。

　　贵州省六盘水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坦言，因为配套的实施方案没有下来，而5+2又不得不执行，因此，只能先让校内老师把这项工作承担起来。“在第一个月，几乎每天都能接到十几个来自下辖各县区教育局、学校老师、学生家长的来电，反映各种各样的问题，而彼时，市教育局事实上也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做得最多的只能是对来电人进行解释和安抚。”他向记者总结说，最初那段时间，意见最大的是学校老师，他们也有家庭，也有自己的孩子，但却要放弃自己的家庭和孩子，延长两个小时照顾别人的孩子，而且是义务劳动，这导致反对的呼声越来越大。

　　值得庆幸的是，一些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对课后服务并非是一张白纸，如广州、杭州等地早在2017年前后就在推行430项目，其本质便是校内的第二课堂，5+2政策落地之后，即开始进行对接，因为有前期的课后服务基础，对接相对顺利。

　　但是，并非完美对接。记者在粤西北地区调查时发现，尽管之前便实施了430课后服务，但该政策的出台，却被许多有人脉资源的投机者盯上了，认为这是一个更大的商机。据当地一位区教育局局长透露，其中有一家完全没有教育从业资质的安保劳务输出公司，动用相关力量将整个区县的大部分学校收入囊中，实施的这一年来毫无成效可言，管理混乱。“试想，一个做劳务输出的公司，怎么能做好教育?”不过，该局长也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一年里，课后服务工作虽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但家校互动更及时迅速了，在接下来的工作里，我们将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制定方案进行招投标。”

　　该局长强调，“接下来不仅要做好普惠性托管服务，我们还要加强特色课程的引入，做到一校一特色，因此，对平台和机构的要求也将会更严格。”

　　粤北一县级市教育局局长对记者说，“做教育的一定是有教育情怀的人才能做好，不能完全用商人的思维来做教育，要想赚大钱、赚快钱，最好别进入教育行业。”

　　近半年来，该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张华(化名)频繁到各地调研，与各教育局保持紧密沟通。“我要深入到这些去年底就开始实施的地方去了解，才能知道会面临什么问题，才能更清楚我们需要的是什么效果，如何执行、监管的思路才会更清晰。”

　　张华表示，当地正在建立政府主导、部门联动、学校主责、社会参与、家长支持的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机制，加强统筹规划和组织领导。教育部门加强对学校课后服务工作的指导和管理，引入第三方平台实施全面监管。财政、发改、人社等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政策给予保障支持，加大对课后服务经费的保障，确保中小学课后服务工作能够顺利实施。

　　“我市很快就要执行，现在前来洽谈的有几十家机构平台，表面上看，大家都很优秀，但我更担心的是，落地之后他们能不能言行一致。平台系统仅仅是一个工具，技术上大家都没有问题，功能也大同小异。但关键是用这工具的人能力如何、能否用心、可否执行到位?”张华表示，在筛选中对管理团队执行力的考查会更加慎重。“要坚决杜绝转包行为!”

　　去年9月2日，中央电视台播放的一则以“双减政策实施后中小学生的一天”为题的新闻冲上微博热搜，引起了社会的广泛讨论，阅读量达到7826.1万。一年级学生“零起点”教学;没有分班考试;小学一二年级没有纸笔考试;其他年级每学期一次期末考试;课后延时2个小时……这些都是“双减”之后学校教学改变的具体措施。

　　然而，在减负的浪潮下，并非所有的家长对此都认可。新闻发布第二天，北京市西城区和海淀区的家长就把教委和市政电话打爆了。部分家长表示支持“双减”政策，部分家长表达了对孩子将来中、高考的担忧，孩子被分流职高的焦虑，以及想让孩子上大学的渴望。网络上各种留言成千上万，其中相当多的内容是“鸡娃”意愿不减，想自己安排孩子的放学时间，不想将孩子“佛系”托管。

　　有同样想法的不仅仅是北京家长，在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及沿海经济发达城市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记者调查发现，“双减”之后主要对两大人群带来较大的影响。一部分是本来学习成绩就比较差、孩子本身也没有学习的、家长想推都推不动的那一部分孩子。“双减”落地后，曾出现多起孩子举报教培机构的事件，在广州广外附属学校甚至有一学生亲自致电地方教育局，举报学校组织测验考试。另一部分是孩子动力不足，家长比较“佛系”，刚好在国家“双减”政策的环境下，为“快乐学习”找到了政策支持和合理的借口。

　　而对于孩子学习强、家长教育理念积极的群体来说，这项政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变化。“该学的还是学，该报的课还是报，政策要求周末不行，那就周中辛苦一点。只不过孩子更累，学费更高了。”广州学生家长罗海英对记者说，她身边的一大群“鸡娃”家长对“双减”政策具有高度免疫力。

　　记者就此也随机采访了这个人群中的38位家长，结果发现，这个人群中大部分家长是高级知识分子，包括大学教授、医护人员、公司高管等，并且这部分人中很例又是从农村来到城市安家立业的新城市人。

　　越是高级知识分子，对孩子教育越重视。罗海英自称“重视教育的得利益者”，她曾经以地市高考状元的身份，离开贵州的贫困农村，现在南方一家电视台管理岗位任职。2015年，她的大女儿在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学校奥数班考入复旦大学，2019年直升北大硕博连读，现找了一个在协和医院上班的男朋友。“大女儿就是在中小学时努力学习考入华附奥数班并一直延续，才有了今天。如今一对双胞胎女儿也将重复她们姐姐的路。不可否认，走奥数竞赛这条路非常辛苦，但只要孩子能坚持下去，我绝对不会放弃。”

　　还在读小学生三年级的刘玺的一番话令记者深感诧异，“再辛苦也是中小学12年，只要苦了这12年，考上一个好的大学，将来有个好的工作，可以轻松一辈子，你是选择12年，还是未来的六七十年?”

　　这也是很多父母的真心想法。刘玺妈妈告诉记者，这种想法是刘玺的自我认识，父母并没有刻意跟他说过这个话题，也正因为如此，他有足够的学习动力。“孩子读的是私立学校，早上6：40出门送去上学，晚上8：20接回家来，洗漱完毕后，吃个夜宵，还要学习20分钟英语、30分钟奥数，看40分钟课外书，晚上10：30强制关灯睡觉。日复一日，坚持了三年，已养成了固定的学习生活习惯，每周还要外出上两次奥数班，因为有一定的天赋，孩子自己也愿意，所以能坚持下来。”

　　“有时我自己也觉得孩子很可怜，但他却乐在其中。”刘玺妈妈说，刘玺现在才三年级，离中考还有六年，希望他能一直这样坚持下去。“好习惯要几年来培养，坏习惯一天就形成了。我最担心的是初中三年青春期、叛逆期的到来，很焦虑。”

　　记者也曾与多位大学教授谈及“快乐童年、快乐读书”的话题，何为快乐，实为个人感知的问题，有的孩子觉得玩游戏、外出玩耍是快乐，有的孩子觉得下棋、唱歌跳舞、堆积木是快乐，也有的孩子觉得看书写字、挑战难题是快乐。“孩子是一张白纸，关键是看家长如何去引导。”儿童心理行为指导师、家庭教育专家何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孩子不喜欢就别逼他，这句话表面上看没毛病，但是深究之后会发现很可怕。孩子不喜欢就不能逼他，那么作为未成年人,他的自律该如何培养?他的习惯该如何养成?喜欢是本能，但喜新厌旧也是本能。

　　“知彼知己才能百战不殆，如果一味地闷头读书的话，难免会迷失努力的方向和奋斗目标。”罗海英说，现在低年级都不允许考试，不公布成绩，没有排名，如此一来，家长完全不知道孩子学到了什么，老师也不能充分了解学生是否掌握了那些知识点。“简直就像开盲盒，尤其是小学低年级，孩子自律性差，一到高年级考试，才发现连拼音都没有掌握，难道到时候还要从头开始学吗?”

　　广州一小学二年级语文老师吴莉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考试测验是老师了解学生学习效果的重要路径，也是检验教师教学质量的有效手段，如果完全不允许考试测验，老师确实没法对学生进行全面了解。“只能通过别的办法多关注一下。”

　　不过，硬币还有另一面。也正是因为成绩和排名的公布，会在无形中给学生增加很多学业上的压力，引发因成绩或排名不理想遭到老师和家长批评的担忧，并由此产生焦虑等情况。并且，随着学生整体文化成绩的提高，教育内卷也不可避免地出现。

　　现在很多学校都在强调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不过，也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方严重伤害到学生的自尊心。理由是，对成绩优秀的学生来说，他们可以获得很好的教育资源，也可以得到别人赏识的目光，但是对于差生来说，不仅不能获得很好的教育资源，还会招致来自周围人的异样目光，甚至有可能导致他们自我放弃。

　　采访中，华南师范大学一位不愿具名的教育学教授向记者直接表达了对这种观点的不满，“试问，一个学生连这点挫折都接受不了，他将来能有什么出息?”他认为，从小培养孩子的受挫能力也应是学校教学中的一项基本义务。

　　“因材施教，是教学中最有成效的方式之一。吃大锅饭，表面上是实现了公平，但事实上是更大的不公平。”该教授如是对记者说。

　　韶关市某区教育局局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达了对上述教授观点的认同。“就如吃饭，让大小孩子吃一样多，能吃的不够，不能吃的吃不了，这能行吗?”她认为，除了正常的知识点教学之外，应该适当允许给部分优秀孩子“加料加餐”。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也一直在关注教育问题。在他看来，教育焦虑原因在于中考过早分流，而我国技术教育水平比较低，中考后孩子去了技校根本学不到真技术。对农村的孩子来说，中考升学率低于市区中学，这也意味着农村地区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孩子在中考后会被分流到技校读书。未来我国产业升级都需要开数控机床，工厂最低也要求拥有技术学院的大专文凭，这些初中毕业被分流到技校的孩子因知识储备不足，必然达不到高级蓝领的要求，未来等待他们的有可能就是失业。在这种情况下，哪个家长不为孩子升不上高中而焦虑，哪个孩子能不内卷?

　　“通过读书、参加高考，走出农村是农村孩子目前最公平也是最可行的一条道路。”何英说，由此决定家长们对孩子学习内卷的必然性。杜绝校外教培机构，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教育公平问题，但客观的差距还是存在，每个学校每个地区的情况都不一样，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乡镇和城市，教学硬件可以简单解决，但师资软能力却非一朝一夕可实现。如何实现教育均衡将考量各地主政官员更大的智慧。

　　中高考制度不改革，中考升学率不提高，超级中学不消失，内卷就会存在，校外辅导需求就不会消失。比起农村家长，城市里家长的焦虑有过之而无不及。虽然城市的中考升学率要比农村的升学率高，大多都能达到50%以上，但是城市孩子的家长一般接受不了孩子失业，或者到毫无保障的个体小工厂做杂工，因此城市孩子教育更内卷，上辅导班的比农村更多。即使培训机构倒台，这个市场也不会真正消失。

　　姚洋分析认为，缓解教育焦虑，打破内卷，在于教育体制改革。他建议，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合并五年，杜绝择校，让所有孩子读完高中，心智成熟后，再选择走职业技术路线或者大学路线。

　　姚洋的观点与教育界很多教师的观点一致。在他们看来，如果能普及高中，推行十年义务教育，则既能解决中考过早分流问题，也在国家负担范围内，是当前可行之路。

　　如今，“双减”后的第二个学期即将结束，不同的声音广泛传播于坊间和网络，有点赞，也有质疑。各级教育主管部门需深入基层调研，出台更细致的执行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