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惠锋：用系统思维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全局和长远出发，全面总结党领导人民在我国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取得的成就、积累的经验、形成的原则，重点阐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部署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为新时代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指明了方向。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是一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书。 

中国航天系统科学与工程研究院院长薛惠锋教授  图/刘景

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战略工程、系统工程，您是系统学专家，首先请您谈谈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性特质。

薛惠锋：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项战略工程、系统工程。这是一个严密完整、内容磅礴的巨系统。四中全会从13个方面概括这个制度体系，即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行政体制、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这13个方面的制度体系勾勒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宏阔格局。

和任何系统一样，这个巨系统里各个分系统的存在不是无主次平等的，而是有主次分别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这13个方面内容中，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起“四梁八柱”作用，其中具有统领地位的是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实现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体目标的根本保证。我们推进各方面制度建设、推动各项事业发展、加强和改进各方面工作，都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自觉贯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是对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作出的制度安排。我们无论是编制发展规划、推进法治建设、制定政策措施，还是部署各项工作，都要遵照这些制度，不能有任何偏差。涉及方向性问题，必须以这些制度为准。涉及制度层面的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不能有丝毫含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历史已经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实践、渐进改革、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全会总结出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13条显著优势，全面反映了我们党在长期治理实践中取得的成功经验，深刻揭示了中国发展奇迹背后的制度逻辑和优势，可以说是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真理与价值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统一。

记者：新中国70年来，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及时总结成功经验并转化为制度成果，使国家治理体系从初步确立到逐步完善、从探索前进到更加成熟，既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请您谈谈70年来新中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薛惠锋：第一，开创性地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制度体系。从1949年新中国诞生到1956年基本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对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及其政权组织系统作出了明确规定，建立了全新的国家制度。1954年9月召开的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用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固定下来，为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全面确立奠定了根本法基础。“五四宪法”赋予国家的性质以崭新的属性与内容，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经验以及国家政权机关工作的经验，对国家根本政治制度作了更加完备的规定，强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一个以国家权力机关为核心的更加完整的国家机构体系；进一步丰富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完善了国家结构形式；形成了与国家制度的性质与形式相适应的公民权利体系，为当代中国公民权利制度创设了宪法保障。

第二，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集中统一领导的制度体系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具有统领地位。新中国建立后，毛主席反复强调，领导我们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党中央是坐镇军帐中的“帅”，各级党委书记是“班长”。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形成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文化大革命”期间，党的领导体制遭到破坏与削弱。改革开放后，我们党进行改革探索，进行党和国家制度改革，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从党政分开体制，到党政机构合署办公，再到1999年精简机构，减少重叠交叉，再到新时代深化对党和国家机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地方各级各类机构系统性、整体性改革，重构性健全党的领导体系、政府治理体系、武装力量体系、群团工作体系，使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适应新时代要求，同时，党中央先后制定和修订党内法规180多部，架起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四梁八柱”。健全了党领导人大、政府、政协、监察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武装力量、人民团体、企事业单位、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等制度，健全各级党委（党组）工作制度，确保党在各种组织中发挥领导作用。坚持和完善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终结了旧中国民族压迫、纷争的痛苦历史，各民族的面貌、民族地区的面貌、民族关系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坚持和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各阶层各领域的群众积极有序参与政治生活，98%以上的村委会依法实行了直接选举，村民参选率达95%，形成了治国理政的强大合力。

第三，建立和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为尽快实现工业化，借鉴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建立起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一片废墟上迅速全面地恢复了国民经济，同时，在“一化三改造”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的“一大二公”，即全民与集体所有制。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作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重新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性地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党的十四大以后，逐渐建立和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呈现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的局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分发挥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提出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优化和调整经济结构，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了国有经济竞争力、创新力、控制力、影响力。进行了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健全支持民营经济、外商投资企业发展的法治环境，健全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制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坚持多劳多得，增加劳动者特别是一线劳动者劳动报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的市场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健全以税收、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等为主要手段的再分配调节机制。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推进要素市场制度建设，等等，70年的经济制度体系的建立与完善，极大解放与发展了我国的生产力，国内生产总值从1952年至2018年实际增长174倍，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

第四，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制度体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就一直坚持文化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建立并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制度。健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工作体系；不断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建立了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体制机制。建立了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建立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的制度。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不断利用各种形式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教育，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完善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法律政策体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制定了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政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健全人民文化权益保障制度，完善文化产品创作生产传播的引导激励机制，完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动基层文化惠民工程扩大覆盖面、健全支持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机制。建立了党管媒体制度，坚持团结稳定鼓劲、正面宣传为主，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构建了网上网下一体、内宣外宣联动的主流舆论宣传格局，等等。

第五，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治体系。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段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法治建设一个明显特点就是与群众运动交织在一起，形成有机的互动关系。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进入了新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从实体和程序两个方面把刑事司法工作建立在法治化坚实基础之上。1982年12月4日，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以下简称“八二宪法”）把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推进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上升为宪法规范，确立了国家法制统一的原则。1997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五大，第一次郑重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党的十五大精神指引下，到2010年底，我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这三个方面。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个重大政治论断，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个新时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而不是别的什么新时代。”这当然也是法治建设的新时代。

第六，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战略任务和重点工作。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随着改革开放逐步深化，我们党对制度建设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党的十四大、党的十五大、党的十六大、党的十七大都对制度建设提出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制度建设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日趋成熟定型，为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发挥了重大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确立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强调要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党的十九大作出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的目标是：到2035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到本世纪中叶，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会后，为深入贯彻落实四中全会精神，有关方面推出了一系列制度的深化与完善。

第七，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制度体系。建国后，由于西方国家对我进行封锁，我们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并不断扩大同第三世界国家进行友好交往。改革开放后，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在重视推进大国外交关系的基础上，高度重视周边国家关系，不断完善全方位的外交布局。健全了党对外事工作领导体制机制，全面贯彻党中央外交大政方针和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维护完善多边贸易体制，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多边主义和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变革。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维护联合国在全球治理中的核心地位，开拓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二十国集团等平台机制化建设，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等。

第八，建立了强军兴军的制度体系。在强军兴军方面，坚持和完善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人民军队忠实履行使命任务；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永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本色。坚持人民军队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属于党中央，建立健全了中央军委实行主席负责制，建立了全国武装力量由军委主席统一领导和指挥的制度。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查处了郭伯雄、徐才厚等一批腐败分子，维护了党中央、中央军委权威，确保政令军令畅通。健全了人民军队党的建设制度体系，坚持党委制、政治委员制、政治机关制，坚持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支部建在连上，完善党领导军队的组织体系，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全面贯彻政治建军各项要求，突出抓好军魂培育，发扬优良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把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贯彻到军队建设各领域全过程。坚持战斗力根本标准，进行实战练兵；进行战区改革，建立健全基于联合、平战一体的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体系，重塑了我军建军治军强军的新格局新形象，等等。

另外，还建立了社会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一国两制”维护保障体系、党和国家监督制度体系，等等，新中国70年来特别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在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方面进行了系统化的制度建设，形成了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国长期稳定与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记者：请您谈谈当前我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所面临的形势与挑战。

薛惠锋：应该看到，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际形势和世界格局看，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崛起，国际多极化力量对比更趋均衡。同时，世界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因素增多，世界经济增长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贫富分化日益严重，地区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面对中国前所未有地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西方国家不甘心，亡我之心不死，始终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国际强权与贸易霸凌主义时有发作，不断从各方面寻找借口打压中国。从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点看，当代中国正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取得重大成就的基础上，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和重塑。我们具备了过去所没有过的良好发展条件，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前所未有的困难和挑战。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深入发展，社会主要矛盾的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已稳步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2020年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多。

从历史来看，我们还要看到国家治理体系多年来形成的积习和弊端，在深化改革过程中很难一次性改掉。我们各项工作中一些不合时宜的工作理念、工作流程、方式方法与当前实际要求不匹配，不适应当前社会形势发展需要。社会各界对国家治理与服务质量要求越来越高、群众公平正义观念与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经济学告诉我们，人均GDP进入1000美元到3000美元时，既是黄金发展期，又是矛盾凸显期。这种不均衡、失衡的状况会相对量的扩大，这不但会拖累和牵制发展，也给国家治理带来困难。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党和人民浴血奋斗多年，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尽管这个制度还不完善，又遭受了破坏，但是无论如何，社会主义制度总比弱肉强食、损人利己的资本主义制度好得多。”然而，“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些具体做法就表现为体制机制。也就是“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建国后的一段时期，尽管国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性和传统的体制机制的束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很好发挥出来。为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诸多领域进行全面的、系统的改革。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前提下，对原有的体制机制进行变革和完善。虽然我们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是在工作中的确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与不足等。

针对我们面临的形势与挑战，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要求不断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决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突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题研究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并作出决定，准确把握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演进方向和规律，深刻回答了“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阐明了必须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部署了推进制度建设的重大任务和举措，体现了总结历史与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与改革创新的统一、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必将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记者：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请您谈谈如何利用系统科学系统思维与智慧落实四中全会决定，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薛惠锋：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们要用好系统科学与系统思维。

第一，必须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系统论里有一个明确的要求就是强调整体性与协同性。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也必须适应时代变化，既改革不适应实践发展要求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又不断构建新的体制机制、法律法规，使各方面制度更加科学、更加完善、更加配合协调。各个分系统之间不能有相互矛盾、干扰或冲突。当前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紧紧围绕建设美丽中国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紧紧围绕提高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水平深化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要保持改革战略定力，推动改革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党的领导和尊重人民首创精神相结合，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统筹各领域改革进展，建章立制、构建体系，增强治理体系的合约集成、协同高效。形势在变、任务在变、工作要求也在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正是考虑新时代要求提出了《决定》，我们必须以此为指导，从整体上推动各项制度更加成熟协同定型。

第二，必须不断解决问题，削减系统内部的熵值。系统科学告诉我们，任何系统内部都有一个紊乱值，叫做熵值。熵值越大，系统越紊乱。同时，任何一个系统都必须保持开放性，克服封闭性，不断与外界交换物质、能量与信息，这样才能减小熵值。因此，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也应该分析各个大系统、各个分系统存在的不统一、不协调、无序性、无效性，增强系统的有序性协调性。要增强问题意识，在谋划改革发展思路、解决突出矛盾问题、防范风险挑战、激发创新活力上下功夫，要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的出发点与导向抓手，把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改革、涉及重大制度创新的改革、有利于提升群众获得感的改革放在突出位置，优先抓好落实。明者见于小，知者见于微。“良医者，常治无病治病，故无病。圣人者，常治无患之患，故无患。”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不断查找解决系统内部的问题，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特别是不要轻视内部的风险与不足、问题与隐患，补短板、强弱项，不断减小系统内部的熵值。

第三，必须既注重系统的常量，又注重系统的变数，不断给系统添加正能量。系统学告诉我们，在驾驭与管控一个系统时，必须既关注常量，又关注变量。常量保持常值，变量不断变化，要保持系统优化，就要不断添加正能量。这就启示我们，要搞清楚哪些是不能变的，不能变的东西就坚决不要变，比如，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制度，无论环境怎样变化，这个制度都不能变，必须在全部工作中贯彻执行。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就是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必须把坚守道路与自我完善结合起来，把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既牢牢坚持的重大制度和原则，又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推动制度创新，使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多方面的显著优势更加充分地发挥出来。习近平总书记说过，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制度体系，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美好蓝图变为现实。十九届四中全会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制度、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多方面部署了需要深化的重大体制机制改革、需要推进的重点工作任务，体现了总结历史和面向未来的统一、保持定力和改革创新的统一、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的统一，对此，我们必须全面抓好落实。

记者：谢谢您接受采访。  （李孝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