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禁捕退捕调查：财政有缺口，渔民保障问题待解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已成为长江经济带建设发展的首要规矩。

发源于世界屋脊的“母亲河”长江，自西向东奔流6300余公里汇入东海。2019年是《长江保护修复攻坚战行动计划》的实施之年，摸清了长江生态状况的家底，修复行动陆续开始实施；2020年，将是长江大保护的成效验收之年。即日起，澎湃新闻将通过一系列报道，用文字、图片、视频、360度全景、H5等多种形式，呈现和记录长江大保护行动中，“人、水、鱼、场”等元素发生的转变。

自从两年前第一次听说长江流域要实施禁捕退捕，很多50岁以上，像梅燕安一样的渔民就陷入不安，他们一面期待着政策尽快确定，一面又为未来担心。

梅燕安今年56岁，她的丈夫张华文也已年过六旬，夫妻二人常年在江西鄱阳湖捕鱼，他们觉得上岸后无法找到新的工作。2019年10月前后，退捕方案确定后，他们听说政府在回收渔船渔具，还将为每一户有捕捞证的渔民家庭解决两个名额的社保问题。他们随即决定，拿到补偿款后，今后靠着社保安度晚年。

但很快，有渔民发现，渔船渔具的收购价格、社保的档次标准并不如他们所想，许多渔民虽然在2020年1月1日前将渔船拖上了岸，但并没有交给相关部门进行回收销毁，“许多人还在观望”。

2019年12月30日，江西九江市湖口县农业农村局工作人员称，目前该县已将渔民的渔船拖上岸，确保2020年1月1日前鄱阳湖及长江上没有渔船进行生产型捕捞，“社保、补偿及培训等相关工作将在之后陆续展开。”

实际上，在退捕工作中面临相应问题的不止湖口县。九江市都昌县农业农村局2019年12月25日作出的“关于长江禁渔政策实施相关影响”情况工作汇报提到，目前江西省没有统一的社保政策，现有的中央禁捕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渔船和渔网具的收购，该县财政缺口较大，能够出台的社保标准档次较低，退捕后，部分渔民可能会出现返贫现象。

“各县农业、人社和财政部门都已经参与进来，困难的确不少，我们会全力克服。” 九江市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称。

不少渔民近几年面临转产转业都选择合资购置工程船。 本文图均为 澎湃新闻记者 柳婧文 图

上岸转产

上岸转产17年后，叶晓文仍然以渔民自居。2013年，他与其他8名渔民一起购置了一艘工程船。此后，他的主要工作从捕鱼，变成了码头建设、吊机安装、趸船定位等。这艘工程船每年能给船上的每个人带来十余万元的收入。

每年夏末秋初，在捕鱼旺季，叶晓文和他的渔船还是会出现在鄱阳湖上捕鱼，他说，自己是渔民的儿子，不管做什么，捕鱼的本事不能丢，就算转业，他仍然在水上讨生活，“渔民就是这样，一旦离开水，有再大的力气都使不出来。”

实际上，转产对于叶晓文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他回忆称，从1998年开始，鄱阳湖开发采砂，此后渔民的作业区逐渐被采砂船、工程船和货船等大型船只抢占，收入大不如前，那时他已经有了危机感。

2003年前后，湖口县对叶晓文所在的渔村进行了整体移民搬迁，一百余户渔民全部搬至湖口县洋港小区。

那一年，叶晓文与其他8名渔民花光了的拆迁补偿款，并在银行贷了上百万元，筹钱购置了现在的工程船。“现在想起来，其实当时也是冒了很大风险。一开始也过得很苦，接不到活儿就没钱赚。新房验收后，我因为贷款压力，一家人就住在毛胚房里，直到一年以后才开始装修。”

在叶晓文的意识里，如果没有来自生计的压力，他更愿意捕鱼为生。他说，小时候跟着父母捕鱼，一家人勉强能解决温饱问题。后来随着机械化捕鱼的普及，捕鱼不再需要太多体力，“如果长期在水面上搞，最多时，一年能赚到20万元，即便是一些只在闲暇时捕鱼的渔民，一年也能挣到七八万元。”

叶晓文说，现在国家开始禁渔，即便是对于他这样已经不靠捕鱼为生的人，每年也要损失七八万元，而那些没有土地，一年到头都在水上捕鱼的专职渔民，生活就更难保障。

正如叶晓文所说，梅燕安在禁捕前两年开始就一直在为之后的生存问题担忧，她与很多和她一样年纪偏大又没有耕地的渔民进行过讨论，希望能从中得到一些思路，好为以后早做打算，但最终她得出退休一个结论，“如果政府能解决社保问题，我就指着这个生活，搞点伙食费就可以了。”

为节约成本，渔民们的工程船通常自己画出草图交由造船厂打造，很少购买成品。

生存难题

据九江市农业农村局统计，2018年，九江市全市水产品产量共45.15万吨，产值约84.46亿元，这在九江市当年农林牧渔业产值中的占比超出了四分之一。2019年，九江全市水产品总量较上一年又上涨了3.2%，达到46.6万吨，这组数据对应着九江市约13900余名渔民，其中包括兼业渔民9300余人，专业渔民4600余人，覆盖九江市13个县(市、区)16个专业渔村。

梅燕安等失地渔民对于未来生存问题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九江市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2019年12月24日作出的《九江市重点水域禁捕退捕工作进展情况汇报》(以下简称：《情况汇报》)中也曾提到这一问题。

《情况汇报》显示，涉及退捕的专业渔民没有生产性土地或人均在三分地以下，世代以捕鱼为生，老弱病残居多，大部分在45岁以上，文化程度低、就业技能和门路少，鄱阳湖的渔民绝大部分患有吸血虫病，重症患者占有三分之一，医疗花费多，本来就生活困难，上岸转业更难，所以渔民退捕后，光靠社保养老金，会有诸多生活困难。

除渔民转产转业的实际困难外，上述《情况汇报》中，还提到了退捕工作的资金缺口问题，其中提到，都昌县、永修县、庐山市等鄱阳湖退捕县(市、区)退捕渔民多，财政相对困难，退捕工作除上级部门拨付的资金外，需地方财政配套兜底，解决船网回收、社保医保、过渡期生活补助、就业引导培训等资金，缺口较大，财政捉襟见肘。

上述《情况汇报》作出的次日，都昌县农业农村局作出《“关于长江禁渔政策实施相关影响”情况工作汇报》(以下简称：《工作汇报》)，其中提到，该县于2019年6月开始启动捕捞渔民调查摸底工作，该县渔民人均耕地较少，保障水平不高，95%以上渔民选择了300元最低缴费档次参保，60岁以后每月仅能领取141元养老金。

关于补偿和社保政策问题，都昌县农业农村据在《工作汇报》中指出，全省没有统一的社保政策，现有中央禁捕补偿资金主要用于渔船和网具收购，该县财政缺口较大，能够出台的社保标准档次较低，退捕后，部分渔民可能会出现返贫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