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综合治理的中国实践

网络综合治理的中国实践本站　　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成功建网、用网、治网，使互联网从“最大变量”变成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自1994年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以来，我国成功建网、用网、治网，使互联网从“最大变量”变成推动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特别是党的以来，我们党坚持以信息化驱动现代化，以建设网络强国为目标，着力增强国家信息化发展能力，提高信息化应用水平，优化信息化发展环境，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网络综合治理之路，巩固扩大了“中国之治”的显著优势。

　　网络治理牵涉和经济社会稳定运行，是世界各国面临的新挑战。我国准确把握信息化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以我为主，开拓性探索网络治理规律，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用管并举、依法治网。对于互联网这样一个新兴领域，我们既没有盲目排斥和拒绝，也没有一味纵容和放开，而是始终坚持积极利用、科学发展、依法管理、确保安全的方针，既抓繁荣发展，又抓引导管理。2011年，设立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统筹协调互联网信息内容管理工作。2016年，中办、国办印发《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强调建立法律规范、行政监管、行业自律、技术保障、公众监督、社会教育相结合的网络治理体系。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我国依法管理网络力度加大，网络综合治理能力不断提高。

　　齐抓共管、良性互动。随着信息技术和人类生产生活交汇融合，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领域越来越广。技术的社会化创新与应用为个体化行动的无穷性、场景化行动的无限性提供了技术支持，使技术与规则迭代的异步性成为治理面对的困境。整体提升国家网络安全水平，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在强化政府监管职责同时，压实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把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正如习总指出的，“企业要承担企业的责任，党和政府要承担党和政府的责任，哪一边都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网上信息管理，网站应负主体责任，政府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监管。主管部门、企业要建立密切协作协调的关系”。

　　网络综合治理，既是中国党善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和信息化手段开展工作，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部署；又是完善风险综合治理，维护民众安全，确保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路径。

　　丰富和完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2018年4月，习总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提高网络综合治理能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社会监督、网民自律等多主体参与，经济、法律、技术等多种手段相结合的综合治网格局。2019年7月，习总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时，进一步指出要坚持系统性谋划、综合性治理、体系化推进，逐步建立起涵盖领导管理、正能量传播、内容管控、社会协同、网络法治、技术治网等各方面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全方位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加强和创新互联网内容建设，落实互联网企业信息管理主体责任，全面提高网络治理能力，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从提出要求，到形成格局，再到建立体系，网络综合治理日臻成熟。

　　构建综合治网格局。内容治理是网络综合治理的关键。作为信息内容聚合与流散中心的网络平台企业，在新时代顺势承担起“守门人”角色，逐渐形成了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结构。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强调以互联网思维与系统思维重新审视政府、企业、社会、网民等主体在网络治理中的功能和作用。2020年正式施行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突出了多元主体参与网络生态治理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及“提升网络综合治理能力”的制度化，有助于构建综合治网格局。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作为中国特色治网之道，坚持系统性谋划、体系化推进，兼顾、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既实现秩序和稳定，又为世界其他国家平等自主发展互联网、治理互联网提供了中国方案。

　　领导管理是核心。坚持党管互联网，进一步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和网络安全工作责任制，压实各级党委（党组）主体责任，将网络综合治理工作纳入党委议事日程。政府着力提升监管、服务和保障能力，构建网络综合治理协同机制，推动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的高效协同；同时进一步完善属地管理责任，创新属地管理模式，补齐市县两级网信部门队伍建设短板。

　　正能量传播是总要求。坚持正确方向、导向、价值取向，做大做强网上正面宣传和引导，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网络文明建设。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应用开展分众化、差异化、个性化传播，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引导能力。走好网上群众路线，及时回应社会关切、群众诉求。

　　内容管控是硬实力。建立健全网上风险防范管控机制。坚持党管媒体，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实行一个标准、一体管理，压实互联网企业主体责任。推动网络治理从事后管理向过程管理、多头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实现线上线下一体化治理与网上风险闭环管控。

　　社会协同是基础。就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而言，社会协同就是在社会分工基础上，通过各类网络社会组织与网民的共同努力，构建网上网下同心圆。一方面，网络社会组织要利用自身优势，整合资源，发挥社会化协同治理效应；另一方面，最大限度提升广大网民自律意识与网络素养，引导网民文明上网、理性上网。

　　依法治理是保障。党的以来，我国基本形成了以网络安全法为基础、以行政法规为主体、以部门规章为支撑的网络综合治理制度体系。确保互联网在法治轨道上健康运行，要立足网信部门工作实际，统筹推进互联网领域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工作，厚植网信工作特色制度优势。同时突出重点，加强网络执法体系和能力建设，着力探索分业分层监管、联合联动执法新模式，建立健全互联网信息内容行政执法协调工作机制。

　　技术治网是关键。借鉴敏捷性治理理论，重视基于大数据和算法的动态式、预判式监管。善于把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的理念贯穿网络综合治理全过程，保持技术敏感性，跟进新技术发展，转变监管方式，以便既能及时发现、反馈、动态调整监管策略，又能预见性地发现可能存在的风险暴，并基于风险概率进行精准有效的监管。

　　（作者：王崟屾，系浙江省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浙江省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副所长、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