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双林 欧事研究会成员对一战的观察、分析与预测

郭双林 欧事研究会成员对一战的观察、分析与预测本站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追随黄兴或认同其调和主张的人组成欧事研究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追随黄兴或认同其调和主张的人组成欧事研究会。他们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同时，也对一战展开了系统的观察、分析，并指出：一战的导火线是萨拉热窝事件，远因则是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对峙；战争的实质是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挑战称霸世界数十年的大英帝国；战争在一年内结束，同盟国胜，延及二年或二年以上则协约国胜；战局的延长将会引发部分交战国的国内或殖民地的独立；战后世界格局将由六强变为三强。部分成员还对交战双方的国力做出分析，预言同盟国终将赢得胜利。也有人分析了日本对德宣战的动因，批评北京政府的局部中立政策，对“二十一条”，则认为日方所要的主要是前四号，尤其是第二号，第五号实非所急。欧事研究会的一战研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欧事研究会是“二次”后日本的部分党人组织的一个团体。从1914年8月李根源等人在日本东京举行成立会议，到1916年11月大部分成员加入新组建的政学会，欧事研究会先后存在两年多时间。由于参加该团体的党多不认同孙中山在组织中华党时的做法，而赞成黄兴的调和主张，后来人们在论及这段历史时大多闪烁其辞，甚至有意回避。如欧事研究会原实际李根源在《辛亥前后十年杂忆》一文中就对该团体只字未提；相反，倒是曾经加入中华党的周震鳞在论及辛亥后的孙黄关系时谈到该团体，认为“其中半数为湘籍”。针对周震鳞的这一说法，曾任欧事研究会的章士钊以自己保存的两通电报为基础，写成《欧事研究会拾遗》一文，对该会的情况作了比较完整的介绍。在该文中，章士钊颇为不平地说：“欧事研究会者，乃初年党人违难东京，面对国内外形势，实逼处此，从而应运以兴，逾时销灭之一结集也。数十年来，谈国故者，口边常牵挂此一名词，至进询此名何义，参预者何人，曾起何种作用，谈者往往瞠目不知所答。”“欧事研究会，在现代人脑海中，几不知历史上曾发生此一故实，即年事甚高，与吾辈约略相等之人，提起此会，似亦在若茫若昧之间。否则明知之而故不言，如某，如某。以吾所知，此会目的正大，功用恢宏，身任领导之人，尽力不小，而且不辞劳怨，口碑在人，何故不说一个明白？吾实不解。”话虽这么说，其实章士钊自己在介绍欧事研究会时也闪烁其词，前后矛盾。如一方面说：“虽其时世界第一次大战，业经爆发，此不过假借世运，掩饰内讧，非本会之真实职志也。”另一方面又引用李书城的话说：“黄先生旅美期间，欧战已发生，日本也接着对德宣战。聚集在东京的一部分未加入中华党的同盟会会员，认为时局严重，相约组织欧事研究会，经常商讨当前时局，及应付的方针。”问题是：欧事研究会究竟是只“假借世运，掩饰内讧”来反袁，还是既反袁也研究“欧事”，章士钊并没有说明白。

　　不过，毕竟话题已经说开。自此以后，学术界开始关注欧事研究会，并相继出现一批研究论文，但研究并不深入、系统。有人甚至认为，欧事研究会在存在的短短两年间，其主要活动仍是致力于反袁斗争，没有参与激烈的党派斗争，更没有“研究欧事”。专著方面，李新和李宗一主编的《中华史》第2编第1卷下册虽然对欧事研究会的成立过程及反帝制活动有详细的论述，但对该会的一战（亦即“欧事”）研究却未着一笔。目前有学者开始注意到这一问题，不过在具体研究上尚无实质性进展。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欧事研究会的一战研究做一考察。

　　本文讨论的范围，上起1914年8月欧事研究会的成立，下迄1916年11月欧事研究会成员大多加入新成立的政学会，该会基本停止活动。本文使用的资料，以该会成员创办的《正谊》《甲寅》《新中华》《中华新报》等报刊刊发的文章和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的各种译著为主。

　　李剑农曾说：“溯自辛亥以还，五稔之间，政凡数变。然政力构成之原素，未尝丝毫有所变易。剖而析之，其流品约有四种：一为世人所侧目之顽旧，一为顽旧所指摘之暴民，一为近于顽旧之稳健者，一为近于暴民之稳健者……准以欧西政群通用之名称，如左党、右党、中部左党、中部右党等，适相类似。”在这里，“近于顽旧之稳健者”应指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成员，后来演变为研究系；“近于暴民之稳健者”早期应指以黄兴为代表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后来这些多加入政学会。

　　“二次”失败后，海外和流散各地的这些“近于暴民之稳健者”，继承了同盟会时期的传统，做了大量文字宣传和人才培养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

　　第一，积极创办报刊，以宣传其主张。1913年4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停止活动。1914年1月15日，原众议院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会员谷钟秀到上海创办《正谊》杂志，张东荪、杨永泰、陈沂、丁世峄、沈钧儒等担任撰稿人。1914年5月10日，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甲寅》杂志。欧事研究会成立后，谷钟秀、章士钊、杨永泰、沈钧儒等人先后加入了该团体，这两份杂志也成为欧事研究会宣传其主张的阵地。1915年10月1日，欧事研究会成员又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推张东荪为主编。后以“杂志之效力缓”，遂于同年10月10日在上海创办《中华新报》（日报），参与此事的有徐傅霖、谷钟秀、李述膺、杨永泰、吕复、张炽章等人。毋庸讳言，欧事研究会成员创办这些报刊的主要目的是反袁，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也刊登了大量相关介绍、研究的文字。

　　第二，创办编译出版机构，翻译出版各种书籍。1914年2月，日本的黄兴和彭允彝等在东京创办明明编译社。从其出版广告可知，该社拟出版的著作有莫永贞译的英国法学家戴雪（Albert Venn Dicey）的《英国宪》，宋任、殷汝耕译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斐礼博维（Eugen von Philippovich）的《经济学原论》，殷汝骊译的英国经济学家巴斯台布尔（Charles Francis Bastable）的《公共财政学》，彭允彝重译的法国史学家赛纽伯（Charles Seignobs）的《欧洲现代史》，周子贤译的日本堀江归一的《关税问题》，徐傅霖译的日本牧野义智的《中国近世外交史》，赵正平译的《英法德美教育年鉴》等。

　　同一年，谷钟秀、欧阳振声等人在上海创办泰东图书局，由欧阳振声任总经理，谷钟秀任总编辑，出版各种书籍，同时作为党人的秘密通信机关。该图书局先后出版了李述膺翻译的日本立作太郎的《中立法规》，李述膺和杨铭源、宋元恺合译的德国巴伦哈德将军的《德意志主战论》，瞿湘蘅翻译的德国陆军大将格鲁塞威止（今译克劳塞维茨）的《大战学理》（今译《战争论》），杨铭源翻译的《世界大战论》，杨永泰翻译的日本稻田周之助的《外交政策》；殷汝骊编纂的《鉴》，陈荣广和王几道编纂的《外交新》；刘彦的《中国近时外交史》，雷殷的《世界战祸由来》，周因时的《战学入门》，黄攻素的《外交危言》等著作。其中大多数著译者都是欧事研究会会员，个别人虽非该会会员，但其译著分明得到了欧事研究会成员的认可。如刘彦虽不曾加入欧事研究会，但其所著《中国近时外交史》修订版得到了欧事研究会的高度评价，认为该书“诚吾国外交界唯一之专门书”，“凡欲研究前清外交之所以失败，与国际上之地位者，万不可不一阅也”。黄攻素亦非欧事研究会成员，但其所著《外交危言》不仅由泰东图书局出版，而且由章士钊题签，李述膺作序。

　　第三，创办浩然庐和政法专修学校，资送青年党人出国留学。1914年2月，日本的黄兴先在东京郊外大森创办浩然庐，由殷汝骊主持，负责培养军事人才。同时在日本东京创办政法学校，招收留日学生学习。“迨护起，其军官由此出者，多有声誉。而法政学校学生，其归国成功名者，亦七十余人。”成绩相当可观。

　　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黄兴等人还做了一件对欧事研究会意义深远的事情，即资送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等人赴英国留学。李剑农等人均为湖南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返国，在汉口共同创办《日报》。因宣传反袁，被法巡捕房逮捕，报馆亦被查封。经人营救出狱后，李剑农等人在黄兴的支持和协助下，获得湖南省政府官费名额，于1913年初赴英国留学，先后在伦敦大学、爱丁堡大学学习。一战爆发后，李剑农、杨端六、周鲠生、皮宗石等人在《甲寅》《新中华》《太平洋》等杂志和《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大量讨论一战的文章。

　　以黄兴为代表的这批“近于暴民之稳健者”，虽然在创办报刊和出版机构、培养青年才俊方面做了许多奠基性工作，但他们对一战的爆发并无思想准备。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塞尔维亚首府萨拉热窝被刺身亡，7月10日出版的《甲寅》杂志第1卷第3期仅由陆鸿逵（渐生）撰写一则时评，对此事做了简要介绍。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正式宣战。之后，德、俄、法、英、意、日等国相继卷入，一战全面爆发。直到8月13日，李根源、林虎、殷汝骊、彭允彝、程潜、冷遹6人才在日本东京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欧事研究会。之后，文群、杨永泰、李烈钧、吴敬恒、张继、谷钟秀、赵正平、欧阳振声、黄兴、章士钊、蔡元培、李述膺、陈独秀、张炽章、沈钧儒、周子贤、赵世钰、殷汝耕、章勤士、吕复等人相继加入，欧事研究会的规模迅速扩大，最多时达一百数十人。9月15日出版的《正谊》杂志第5号对一战做出全面反应。卷首刊登了以“世界空前大战之开始”为名的4幅照片：《法军之出发》《俄军之炮队》《奥军之出发》《德军之出发》。“论说”栏目刊出了杨永泰撰写的《世界空前大战之观察》《空前大战吾人所受之教训》，“外国大事记”栏目刊登了杨永泰撰写的《威尔逊国际道义主义之一斑》《德英法比联军西欧之战况》《俄奥两军东欧之战况》等文章。11月1日，李述膺在进步党创办的《中华杂志》第1卷第11号上发表《欧战平议》一文。11月10日，《甲寅》杂志第4号除刊登章勤士（运甓）的《欧洲战争与中国财政》、易坤（白沙）的《铁血之文明》等长文外，还刊登了陆鸿逵撰写的“时评”《纪欧洲战事》。至此，欧事研究会对一战的研究全面展开。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称谓各不相同，有人称之为“奥塞战争”，有人称之为“欧洲战争”（简称“欧战”）。杨永泰对此持不同看法，说：“夫奥塞不过战争之导火线，不旋踵而德、俄、英、法、比、日均次地卷入旋（漩）涡。仅举奥塞安足以概其全？”所以不能叫奥塞战争。同样，“夫战争主动，虽在欧洲，而日本藉口英日之同盟，甘心德人租借地之青岛，以飞跃于东亚。各交战国之非洲殖民地，互相攘夺，而英领濠（澳）洲，又进攻太平洋德国属土之萨摩岛。是战区所及，已蔓延欧、亚、非、澳，仅举欧洲，又安足以概其全？”所以也不能叫欧洲战争。在他看来，“今方发轫，将来是否推广及于全世界，尚在不可知之数，故从空间以定今回战役之名，未见其可也。更从时间观察之，夫世界史上有名之战争亦夥矣。百年以前不必论，最近有巴尔干联军与土耳其之战，有意土之战，推而远之，有俄土之战，有普法之战，有普奥之战，更远则有拿破仑一世之大战。然其关系多在直接交战之一二国，或欧洲之数国而已，未有欧洲以外亦卷入战潮者，实生民以来所未有者也。”所以这场战争的名称应该叫“世界空前之大战争”。《正谊》杂志第1卷第5号内凡关于这场战争的内容，都被称之为“世界空前之大战争”，这应该是出自杨永泰的建议。

　　既然是一场“世界空前之大战争”，那么这场战争爆发的起因是什么，这成为当时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杨永泰将战争爆发的原因分为“远因”和“近因”两种。在讨论“远因”时，他主要从欧洲地理和历史上来考虑。在他看来，欧洲地图酷似一西洋妇人。此妇人身中，以颈之法国，左右手之英国、意大利，背腹之德国、奥地利，以及长裙之合称欧洲六强，其中又以俄、德、英为最，法、奥、意次之。踞欧亚两洲之脊，庞然为世界一大国，但其地荒寒苦瘠，北海及波罗的海皆无良港。自彼得大帝以来，雄心勃勃，先欲伸一足于黑海以出巴尔干半岛，继则经营西伯利亚铁路以窥远东。德国则自威廉第一以来，合日耳曼诸小国为一大联邦，一跃而跻于世界强国之列。其陆军冠绝一时，近年又竭力扩张海军，欲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英国本土只有英伦三岛，而知名殖民地则遍及五洲，故海军力量强大，堪称海上霸王。法国与英国一衣带水，遥遥对峙，自古为欧洲文化中心，地扼欧西险要，足以制限德国北海舰队南下。意大利半岛深入地中海，与巴尔干半岛遥遥相望，环抱亚德里亚海与奥地利隔岸成犄角之势。上述六强以后逐渐演变成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集团。这两大集团不可能直接发生战争，但万一某小国不能维持现状，打破欧洲均势，两大集团就可能卷入漩涡。

　　杨永泰指出，从历史上看，欧洲数十年来的外交局面始于1878年的柏林会议。柏林会议前，俄、普、奥结为神圣同盟，共同各君主国的运动，宰割波兰。俾斯麦执掌普鲁士政权后，联络，才得以一战而屈奥地利，再战而蹶法国。英、法两国则敌视，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联军曾帮助土耳其大败俄军。所以当时的形势堪称德法相仇和英俄争雄时代。柏林会议后，欧洲逐渐形成合纵连横的新格局。在此，杨永泰详细考察了当时欧洲六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三国同盟、三国协约两大集团的形成过程，然后指出：“自合纵连横之新局面既成，于是欧洲外交，遂成一种连锁之关系。苟有一国发难，则全洲列强，必悉数卷入旋（漩）涡，此为十年以来稍知世界大势者所同惧。树植之声援愈大，爆弹之炸发愈惨。列强亦深知其然也，日惴惴焉求消弭之策。三十年来，其唯一手段除国际调停外，纯恃军备之增加，号为武装和平，使各有所惮而莫敢发，敷衍至今。”但最终还是未能维持这种“武装和平”局面。

　　杨永泰之所以在短时间内就对一战的起因做出如此深入细致的分析，固然有个人的思考，但很明显吸收过当时国际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如日本中央大学讲师稻田周之助所著的《外交政策》一书，就曾专节讨论过“俄土战争及柏林条约”“三国同盟及二国同盟”等问题。此书由杨永泰于1914年11月译毕，次年1月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

　　稍后，李述膺也曾就此问题作过探讨。他认为，此次战争肇端虽繁，根本原因则有三：第一，日耳曼民族与斯拉夫民族之争。这个问题已经存在多年。近来由于势力崛起，东欧大多斯拉夫民族也逐渐觉醒。他们以为后援，试图脱离土耳其的羁绊，激烈的大斯拉夫民族主义运动风起云涌。另一方面受势力的刺激，各日耳曼民族也标榜大日耳曼民族主义，与斯拉夫民族相颉颃，使德国、奥地利与、塞尔维亚产生纠葛。第二，德法关系。自普法战争后，德、法两国因为阿尔萨斯和洛林的归属问题反目成仇。法、俄既然是同盟，假如挺身而起，法国必然追随其后。这就是俄、德、奥、塞开战之后，无端而又发生德、法之战的原因。第三，英德关系。自英布战争以来，英德关系越来越紧张，主要是因为德国的世界主义与英国的和平主义势不两立。如果英国不能压服德国，德国就将取代英国的霸主地位，所以英国对德国的崛起最为担心。英国当时为世界霸主，影响遍及全球，所以战争爆发后迅速演变为世界大战。“如上所述，今回战争之原因中，有基于数世纪间之民族竞争者，有基于四十五年以来之国际的怨恨者，亦有基于最近十四五年来之主义的冲突者，虽各为问题，不相联属，而国际关系上，互相结合，遂生今日之大战乱焉。简言之，此次大乱，列强之均衡主义，与德国霸制主义之冲突也。”以上论述，最后一句说到问题的实质，即德国挑战既存的世界秩序。

　　陆鸿逵的看法很明显不同于李述膺，而与杨永泰相近，不过他对两大交战集团中的主导力量要认识得更清楚，把握得更到位。他认为：“今战局弥漫全球，其主要之原因，决非仅仅人种之关系，乃欧洲霸权之谁属也；亦非鳃鳃复仇之僻见，乃世界主义之相逼以逞也。故质而言之，交战国以十余数，而英、德以挟持世界之力，互决雄雌，有此大波澜也。”他考察了三国同盟与三国协约两大集团形成的过程，然后指出：“奥、塞、俄、德既起争端，法又挺身以加入，英不于此时与德一决雌雄，坐待其毛羽丰满，尚有成败之可言耶？故今番全欧鱼烂，在稍研究欧洲最近十三四年间之外交者，殆皆知此战争之不克免，而无庸惊为新奇可骇之举也。”后来陆鸿逵再次指出，此次世界大战虽然“交战国以十余数，其挟持世界之力以决雌雄者，惟英与德，余子纷纷，固附庸也”。何以言之？“英执欧洲霸权，行已一世纪。德自胜法后，毛羽亦日见丰满，久思翻此现状，起而代之。其蓄意已四十余年，平时樽俎相折冲，亦恒具双方不相下之势。故欧洲国际，一有难棼，非先得英、德之默许，即无法排解。往者巴尔干战争，识时者即群忧英德之溃裂，勃发于一朝。天下纷纷，惟以英与德故尔，事不两稔，终见于一九一四年之八月。”

　　对于一战如何结束，杨永泰将其分解为两个问题：第一，同盟国和协约国两大集团，将在未决出胜负时议和呢，还是必须决出胜负后才议和？第二，如果是必须决出胜负后再议和，是同盟国获胜，还是协约国获胜？对第一个问题，杨永泰认为历史上虽然不乏其例，但交战双方不决出胜负而能够言和的原因不外三种：（一）交战双方都后悔发动战争；（二）第三方出面制止；（三）发生共同利害问题，迫使双方重归于好。三种原因中，只要出现一种，就有可能使交战双方言和。具体到此次世界大战，则任何一种原因都不可能出现，所以必须分出胜负才有议和的可能。

　　对第二个问题，杨永泰认为，从参战双方看，同盟国中以德国为主，奥地利、土耳其为辅。德国组织完美，国民品性能力纯良发达。其科学之进步，制作之改良，超群绝伦。军械造成精良迅速，铁钢原料异常丰富，迥非协约国诸国所能企及。其军队之整齐忠勇擅有特长，负责调遣的交通机关异常完备敏捷。而奥、土与德国，虽说三国并列，实际上其行动完全受德国指挥，因此可以收指臂相使之效，而无内部扞格之虞。这是同盟国的优长。协约国以英、俄、法为主，比、塞、葡等国为辅，而英国尤为主中之主。诸国人口统计，陆军兵力，海军吨位，均多于同盟国数倍。而财力雄厚，粮食丰富，地势优越，海外交通便利，尤驾同盟国而上之。只要假以时日，持之以恒，德军西击则俄军袭其后，回师东指则英法乘其虚，深藏以骄之，亟肄以疲之，将使德国疲于奔命，这是协约国的优长。

　　德国和奥地利地处欧洲中央，开战以来即为协约国所包围，与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几乎完全断绝。德国所产的粮食平时已不足自给，需要从外国进口。现在壮丁尽数从军，健壮妇女也加入卫生队，无论如何补救、维持，其粮食产量必然要少于平时。虽然瑞典、挪威、丹麦诸国可以从海道暗中补给，但转运艰难，危险百出，很难满足其需求。德队虽然精良，但兵员总数远不及协约各国，战局愈久，死伤愈多，补无可补，其战斗力必将日益被削弱。这是同盟国的短处。从协约国看，多国联军不利于作战，指挥既不统一，意见动生龃龉，功则争居，过则相诿，这些均为战争史上的常见现象。况且英、俄两国的政策从来就根本不相容。英国十年前之防俄，无异于今日之防德。由于德国锋芒太露，才不得不与联手，一致行动。战败德国后，英国的主要敌人还是。而之所以全力帮助英、法两国，目的是想从巴尔干南下，恢复其第一暖海政策。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在打败德国后再打败英国，否则不可能成功。对此英、俄两国都很明白。如果战局持久，事势变迁，恐怕在英、俄之间会产生破绽。不仅如此，战局越持久，英、法等国的殖民地离心力将会越大，印度、南非、安南等地均有可能发生叛乱，而虚无党比德国社会党更仇视政府，难免不会乘机。这些因素是协约国的短处。因此，“同盟利速决，协商利持久。若一年以内奋全力拼死命突飞猛进，则同盟系胜；过此以往，战局延及二年或二年以上，则同盟系微有不败者，此则吾人所敢预断者也”。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杨永泰的预测是准确的。

　　李述膺也曾就当时战局的发展及战争的最终结果做出过预测：“两方果谁胜耶？此战局果何时终耶？此固视其两方之国力奚若，国富奚若，民气奚若，平时之预备奚若，战时种种之机会奚若，固难独下断语。然以吾个人之窥测，则德纵或东挫于露（——笔者注），而对于西方联合军，恐将转败为胜也。”何以言之？他认为同盟国的不利之处有二：同盟破裂和比利时的持久抵抗。一战爆发后，作为同盟国之一的意大利选择了中立，不仅使同盟国失去100多万兵力，并且使法国可将防御意大利的兵力用来防御德国的进攻。而德军侵入比利时后，意外遭到比军的顽强抵抗，时间长达半个月之久，使德军未能在俄军集中和英军登陆之前打垮法军，然后转而东向。俄军则乘德军东线空虚，攻入东普鲁士，迫使德军后撤，并调整作战计划。李述膺认为，英国陆军战斗力不强，比利时军队已经耗尽了力量，西线德军虽说是与英、法、比联军作战，实际上主要对手是法军。以德敌法，法军未必能胜。东线的为世界第一陆军强国，战时兵力多达550余万，勇悍强鸷，不亚于德军。加之奥军新败，俄军可以全力对付德军。所以说德军有可能在东线被俄军挫败，但在西线面对英法联军，德军将转败为胜。

　　对此次战争的最终结果，李述膺认为，同盟国方面，意大利既然已经宣布中立，奥地利军队又一蹶不振，所以德国的命运，不在天险，不赖地利，不借人援，全在德军自己。如果德军能够凭借自己的力量打败协约国，重新挽回德国即将瓦解的世界政策，将成为历史一大奇观。换句话说，李述膺对德国取得最终胜利并不抱太大的希望。

　　对战局的长短，李述膺认为，即使德国在西线对法国取得决定性胜利，也决不可能使英、俄两国订立城下之盟。为什么呢？如果英国危急，美国断不会袖手旁观，必然让大西洋舰队前来增援；深入腹地，德军恐怕会重蹈拿破仑的覆辙。所以为德国计，假如能够给俄军和法军主力以相当打击，就应该利用时机，通过美国的斡旋，迅速与协约国媾和，此乃上策。假如协约国占优势，德国将有的危险，因此必然会竭死力奋斗，那样战争将会持续很久。

　　如果战局延长，对各殖民地和列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李述膺认为，各参战国的属国、保护国及殖民地因为远离本土，仅靠驻屯军来威慑，会存在很大危险。“胜负未决时，或不至于轻举妄动；若一旦睹其被惩，确已不支，则必挺然而起，脱其籓篱。故此次战争，若两方俱伤，余将睹其有独立国纷纷涌出也。”李述膺还认为，此次大战后，世界格局将发生重大变化。如果协约国获胜，德国将退出强国之列，则会称霸欧洲，英国仍将长期称霸海上。如果同盟国胜，和法国都将退出强国之列，德国将称霸欧洲，而英国则仍会保持原来的海上霸权地位，另外一强则是没有加入战争但时刻雄视欧洲的美国。也就是说，世界列强将由六国变为三国。应该说，李述膺的预测大部分也是比较准确的。

　　与杨永泰的客观分析不同，在李述膺分析的背后，始终有一种对德国难以割舍的情感。他认为，“世人往往关于此次战争，批难德之态度。然余立于局外，以公平之见地观察之，则此次战源，其在德与否，姑置不论。而此次德之态度，则毫无可议，宁不得不归罪于露焉。”为什么说德国在当时的态度并没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而要负责呢？李述膺认为，塞尔维亚与虽然同为斯拉夫民族，但它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两国之间如果没有同盟条约，那么在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发生冲突后，没有置喙的余地。但为了捍卫其大斯拉夫主义，帮助塞尔维亚对抗奥地利，做得不对。德国最初是主张奥、塞两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的，后来之所以加入战争，是基于同盟义务。如果说李述膺在这里还说得比较含蓄的话，那么他在为《德意志主战论》一书所作的序言中说得更直白：“此次欧战中，其最雄长者，惟德意志。仆比倒法，冲英破俄，大刀阔斧，东驰西骋，岂真如德意志人所谓征服世界之天使降临耶！何兴之暴耶也！”他们之所以要翻译此书，就是因为“开战以来，余等敬服德意志国民之伟大，久欲择一佳著，有能洞穿德意志之，而关于此次战争，供吾人以完全的根本知识者”。这可能和清末以来国人对德国的铁血主义钟情有关。

　　当时正在欧洲游历的欧事研究会成员张继（原名溥）则不同，他经常给《甲寅》杂志社写信，报告欧洲各交战国的情况，预测战争结束的时间。1914年12月12日，他在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一封信中说：“欧洲战局，据今日情形观之，非有第三国出助联军，德军非一年之后，不能折服也。”为了解南欧的情况，他专门到意大利跑了一趟。1915年4月22日，他在从瑞士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说：“弟由意大利返法，过瑞士，暂作勾留，以察勘情形……弟之个人观察，今年之内，恐尚不能停战。”不过，对谁将赢得这场战争，张继只做判断，不做分析：“举目旷观，为人道之大敌者，德意志耳。德意志之皇帝、学者、人民，皆以强权为圭臬，目无公法、、共和诸名，世界之恶潮流，皆德人造之……战局了结之后，德人之学理，由根本上颠覆，而日本随之，则中国之擅权谋者，亦无从猖狂矣。”后来他一再表达这一想法，甚至断言，如果德国获胜，“全世界至少有若干年之黑暗时代”。张继不仅把中国与这场战争联系起来，而且把德国的战败当成解决中国问题的捷径。这未免太不切合实际。不过，张继在这里触及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中国在近代国家建构过程中的道路选择问题。

　　或许是因为在以往的反清武装斗争中饱受财政拮据之苦，欧事研究会成员在研究一战时对各交战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1915年2月初，英、法、俄三国为了加强财政经济上的联合，在巴黎召开三国财长会议，经过多次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一）三国政府对现已与三国共同战争或主张相同拟加入战争诸国，已借之款或将借之款，一律平均分担；（二）此等借款总额，自三国所有之财源支出，或以三国名义，于适当时发行公债充之；（三）嗣后三国对于中立诸国，如有购买物品等事，须共同协议行之。此外，会议还就三国纸币的发行、物产的输出、如何保持与其他协约国之间相互借贷的均衡办法、银行对法国银行业者付款的担保等具体问题达成协议。对此次会议，尘公写成《三国协商财政上之联合》一文，及时予以报道，并特别指出：“此次大战，其将来之胜负，虽视武力如何而决，然目下双方之武力，既相匹敌，则终局之胜利，亦唯有让诸经济上能力之较强者而已……德国经济界之实情，一时无从得适当之材料，不能下以正确之判断，然就世间一般之推测言之，则德国政府之财政，虽尚健全，而经济界之情形，则颇不佳。两相比较，终以三国协商之方面为优也。”也就是说，协约国最终将取得胜利。

　　同年3月，英国统计学家克拉芒德在伦敦统计协会发表演讲，就各交战国一年的军费开支做出预测。克氏指出：此次战争如果延长到1915年7月30日，一年间各国战争经费支出，直接间接，总计约91479亿元，这不包括日本、塞尔维亚、土耳其和各中立国的损失。协约国方面支出487079亿元，同盟国方面支出4277亿元。克拉芒德还就此次世界大战涉及的人口、贸易额、轮船吨位在全世界总人口、总贸易额、总吨位中所占的比例，以及德国的财政经济做了测算。根据这些数据，尘公写成《大战一年间战费之概算》一文，认为克拉芒德所言，虽然多少有点偏袒协约国，“然颇足供吾人之参考”。表面看交战双方的损失不相上下，“实则联合军诸国之财力，遥驾德、奥二国之上。其战后之恢复力，亦远胜德奥二国也。”也就是说，德、奥两国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

　　同时，欧事研究会成员还尽可能组织翻译国外的相关研究成果。如《正谊》杂志就先后刊登了殷汝骊（字铸夫）翻译的《各国最近十五年之财政》、姚成瀚翻译的《战时财政上之公债观》，《甲寅》杂志连载了杨端六翻译的《战时财政论》，《新中华》刊载了皮宗石（笔名石公）翻译的《法国战时经济财政》，《中华新报》也曾刊载多篇相关文章。

　　当时在欧洲各地考察的张继，也曾对交战各国的财政经济状况给予特别注意。1914年12月12日，他在从巴黎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说：“据日内瓦新闻云：德国无论南部北部，经济民心之状态，与战前几于无异。物价不贵，存粮颇多，工厂十之皆出烟。人心一致，战在必胜。弟揣此言，不中不远，以日内瓦新闻虽居中立国之地位，确为左袒法国者，决不为德人高其信用。” 1915年4月22日，他在从瑞士写给《甲寅》杂志社的信中又说：“在此颇可得德国消息。据云：‘德人目下粮食虽觉缺乏，然可支至秋收’。‘德人虽不能得大胜利，然亦不致一败涂地。’”

　　当然，最值得关注的还是杨端六、章勤士（运甓）和皮宗石对战时财政及其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一战期间各交战国的财政状况和一战对中国财政经济的影响两方面展开。

　　1914年7月23日，奥匈帝国就皇储夫妇被刺一事向塞尔维亚提出最后通牒，引起欧洲经济的恐慌。25日，伦敦金融、股票两市场告急。英伦银行于30日将利率从原来的3厘涨至4厘。31日再涨至8厘，并关闭股票市场。8月1日更涨至1分，达到近50年来从未有的高位，仍然无法抑制风潮。从8月3日到9月3日，英国政府先后4次出面救市，才基本稳定了市场。此次金融风潮给正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货币银行学的杨端六以深刻印象，他当时就根据此次风潮，并结合伦敦经济市场情况写成《英国战时财政经济概观》一文，寄给《甲寅》杂志刊发。次年2月初，英、法、俄三国为加强财政联合在巴黎举行会议后，英国财政部长雷德佐治于2月15日在议会发表演说，介绍此次会议的情况及结果。杨端六以此为契机，写成《战争与财力》一文，交《甲寅》杂志发表。1915年11月，杨端六还曾写成《二年来欧洲之经济战》一文，交《中华新报》连载（11月4日至23日）。欧事研究会停止活动后，杨端六和皮宗石在《中华新报》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战时财政的文章。因超出本文研究范围，不再展开讨论。综观杨端六在上述文章中讨论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充分肯定国家财政在对外战争中的地位。在《英国战时财政经济概观》一文中杨端六写道：自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后，欧洲列强相继卷入战争漩涡。“吾人际此风云变幻之会，旁观以冷眼，获益良多。而其尤大彰明较著尽人可睹者，则为经济现象。盖今世所谓文明国之战斗，非仅兵强将勇器精粮足所能制胜。将欲攘外，必先安内。则维持社会之安宁，与人民之幸福，尚已。且自大地交通渐盛，国际关系之错综，尤非昔日可比。譬如机械，轮齿相依，平时运行无碍。一旦局部破裂，全机遂为停滞。今列国间之经济关系，亦犹是也。不独是也。古昔战斗，白刃相接，拳足相加，其废财也鲜。今则巨炮坚艟，发一弹丸，以千金计。古昔战斗，营连数十里，带甲数十万。今则战线延长动辄数百里，参加兵弁，几及千万人，军用之浩繁，可以想见。是故国际承平，折冲樽俎，外交官吏负其全责。至国交绝断以后，外事付之海陆统帅，内事当付之财政人员。”也就是说，他把战时国内财政管理人员的作用提高到了与战场上海陆军统帅同等重要的位置。后来在《战争与财力》一文中他再次写道：“参与欧战者九国（日本以实无关除外），实则战争之中心不外五国，即英、法、俄对德、奥是也。五月以来，海陆两面，均无大胜负。”既然双方陆海军在战场上打成平手，难决胜负，那就要看双方谁能坚持下去了。换句话说，财政问题将成为未来决定胜负的一大关键因素，所以杨端六写道：“今世之战，非仅武力，财力之巩固与否，亦为判决胜负一大关键。”

　　（二）分析各交战国的财政状况。杨端六指出，各国财政在战时所产生的效果，主要视其平日所储蓄的财富及对财富的灵活运用而定。所谓各国财富，主要包括土地、人民、资本等。根据德国财政部部长赫夫利希1914年12月的统计，德国的财富为124亿至156亿，法国114亿，英国113亿至127亿，美国245亿，也就是说，美国最富，德国次之，英、法又次之。在此，赫氏没有把统计在内。杨端六认为，如果根据土地和人口推算，的财富不亚于美国。另据1912年发表的英国国势调查会报告，1907年英国的财富为1908亿至2158亿。据此杨端六指出，经过六年的发展，英国现时与德国相较，其每年剩余的财富不在德国之下。法国国势虽然不如英国和德国，但法国人勤俭且喜欢储蓄，加之法国人口增加较慢，人均储蓄的财富不会少。对财富的运用则包括金融、运输、交通、产业组合等。杨端六分别考察了英、德、法、俄等国的财政状况，并对交战各国的金货吸收与信用制度、财力均衡与食物问题作了探讨。1915年2月初在巴黎召开的英、法、俄三国财长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帮助解决财政困难，所以杨端六特别对的对外贸易作了考察。

　　（三）根据各交战国的财政情况对战争的最终结局做出预测。研究各交战国的财政情况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对战争的未来发展态势和最终结局做出预测。杨端六这样做了，而且做得非常漂亮。雷德佐治在英国议会发表演说时曾经提到，在财政方面，当时德国已经出其全力，而英、法、俄三国仅用其1/3。对此，杨端六认为：“雷氏数字上之计算，果切合实情与否，吾人不得知，亦无从证其真伪。今假定其说为实，而两方武力得保其均势永如今日，其他列强如意大利、巴尔干诸国严守中立永如今日，则最后胜利必归于三同盟国（指协约国——笔者注），毫无疑义。”在《战争与财力》一文结尾，他再次指出：“就武力言之，德之陆军似强于俄、法，然合德、奥、土耳其之兵数，不敌英、法、俄之多。海军之技能，英、德约足相抗，而英之质量多于德。自财力言之，俄虽不及德、奥，而英、法则过之。即以中央银行贮金论之，德、奥不过一亿余万镑，三同盟国则逾四亿万镑。更自食物言之，则德之此后供给，颇费研究，三国之需求，似易满足。准情论事，三同盟国其将赢得最后之胜利乎？虽然，事变之来，决无常轨，今后之事，拭目俟之可也。”尽管他在此把话说得非常谨慎，留有余地，但后来历史发展的事实证明，杨端六的预测完全正确。

　　早在一战爆发之前，章勤士就反对举借外债。一战爆发后，他又撰写了《欧洲战争与中国财政》一文，继续反对举借外债。他认为：“此次战争，实为世界空前之大举。惟其战争之大，故影响及于世界亦大。其波及吾国者，一言尽之，有恶而无善，将来更不可知。目前之可举者，约有数端：领地之蹂躏，外债之绝望，贸易之减退，金融之打击是也。”这里的“外债之绝望”，是指无外债可借。在他看来，欧洲各国战时有军事公债，战后有财政整理国债，皆须国内募集。欧洲人自顾不暇，更无法帮助别人。不仅欧洲无债可借，美国也一样。现在除非中国政府以最大利权为诱饵，行极端之举，无论在欧洲还是美国，今后数年间绝对借不到外债。既然如此，怎么解决财政困难呢？他主张实行减政。所谓减政，就是将“政府用度之奢，不急之债，与夫侦探、贿赂等不正之消融”去其大半，其他如公费节约，官俸减半，亦不失为手段之一，不过最有效的办法是裁减军队。对于能否通过加税来解决财政困难，他认为应该由人民来决定。最后，章勤士指出：“吾国已有两次，或为种族，或为，而皆非为财政。财政之价值，吾国人尚不解之，或亦不免于一次经验乎？”他认为这还不算意外之险，如果不能有效解决财政问题，将面临外人监督财政和军队哗变两大危险。监督财政则不啻，军队哗变将兵匪遍地。

　　皮宗石的看法与章勤士略有不同。他认为，欧洲大战爆发后，各交战国的财政经济受到重大损失。靠近欧洲的各中立国为了加强国防，也先后进行了军事动员，导致军费上涨。但美国却凭借其雄厚的国力，尽其所能，来满足各交战国的需要，将各种军需物品源源不断地运往欧洲。美国由欧洲的债务国转瞬间变成了欧洲的债权国。他认为中国地大物博，值此空前大战发生，同为局外中立之国，应该乘机发展工商业，内以驱逐深入腹地之外货，外以接济各国之需要。即使不能随诸大国之后取代他人固有之商场，也应当借机挽回已失之权利。“乃事实所陈，实得其反，是何以故？”英国经济学家季芬（Robert Giffen）曾提出产业幼稚国的三个弱点，即“常乏资本，平时端赖外资之输入。故一遇财界非常之变，则资源立涸，而恐慌随之”；“多产原料品，故每于金融市面滞塞时，不能立时消长其产额，以神〔伸〕供求相剂之用，而生产过剩之害，恒所难免”；“常昧财政经济学理，平时则浪费虚掷，漫不加察，益以外界银根逼迫，影响所至，倍极危险”。皮宗石认为，季芬的这一理论，于理论实际，两极精透，对中国财政经济现象尤得互相发明之助。统观全文，他就是运用这一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中国不能利用一战之机乘势而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中国政府于同年8月6日宣布中立。日本以日英同盟为借口，于8月15日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并于8月23日对德宣战，派陆海军在山东龙口登陆，横截莱州半岛，将沿途中国城镇尽行占领。中国政府宣布局部中立，不料日本竟添增大军，沿铁路线进逼济南，并占领沿线矿山。中国政府提出交涉，日本则乘机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对此，《正谊》杂志迅速做出反应。该刊第1卷第6号（12月15日出版）刊登了日军攻击和占领青岛的大幅照片，杨永泰临时加写的《世界空前大战之观察》之五“东亚之风云”，李述膺新撰的《日德战争与中国中立》，以及惟一的《揭破日人对我积年之阴谋及我国之觉悟》、陈沂的《青岛历史上之回溯》、尘公的《日人谋我之政策》等文章。

　　日本为什么要加入对德战争，这是当时人们考虑的首要问题。杨永泰认为，这首先是由日本历来所秉持的侵略主义决定的。自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相继战胜中国和后，日本朝野上下所目营心注的都是东亚。“虽言论手段，或以急激，或以怀柔，时有不同，而其目的所在，则始终如一。”他以日本人所著的《吞并中国策》为例，说这虽然只是一些个人言论，却能代表其国民的心理。日本之所以迁延至今，不能如愿，一方面是受阻于中国的实力，另一方面是受制于列强的均势主义。一战爆发后，欧洲列强忙于厮杀，无暇东顾，值此千载一时之机，即使没有德国的租借地青岛和英日同盟协约，日本也必然会狡然一逞，更何况有所借口。其次，日本熟思远审，认为攻击青岛利多弊少。杨永泰指出，对日本独大于东方，并非列强所愿，即使盟国英国也不例外。据说日本对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前曾与英国商议，遭到拒绝。日本再次力申前请，英国才同意。英国同时派海陆军行动，就是为了牵制日本。但日本还是悍然不顾，必达其目的而后已，这说明日本已经考虑成熟。当初英国对德宣战后，日本政府内阁和元老院曾连续十多天举行秘密会议，内容虽不可知，但可以推断，日本应该已经意识到此次战争的规模之远大和关系之复杂，断非期年数月所能结束。如果协约国最终获胜，日本攻击青岛，可以杀灭德国的锐气，帮助协约国，战后无论如何处分，日本在山东的地位及在远东的权利，必立于优势地位。如果同盟国获胜，德国也必然精疲力竭，十年之内很难恢复。届时德国挟战胜余威，坐收欧、非两洲协约国的大利，将无余力顾及东亚。因此，日本决心先发制人，不惜一战。

　　李述膺也分析了日本攻占胶州湾及英国承认日本行动的原因。在他看来，日本在对德国的最后通牒中说，青岛为东亚和平乱源，为防护日英同盟所预期的利益，日本不得不出面干涉。这一说法在理论上极为正大，且与保全中国领土、维持东亚和平主义相符。青岛虽然是德国在东亚的军事据点，但僻处一隅，势力薄弱，无论在陆地还是海上，均不可能对日、英双方采取攻势，这一点极为明了。况且东亚和平基于列强的均势，青岛战争足以破坏这一切，日本岂能不知道？由此可见，日本说青岛扰乱了东亚和平，纯粹是借口。

　　至于说日本与德国开战是源于英日同盟，李述膺认为这更不成理由。根据1911年续订的日英同盟条约规定，只有当结盟双方在东亚或印度的领土或利益濒于危殆时，日本才需要履行同盟义务。现在战事全在欧洲，德国在东亚并未侵略其领土与利益，因此不能说是危殆。即使德国有无故攻击或侵略行为，英国为保护该条约所载之领土权或特别利益与第三国开战时，日本才有助战义务。现在德国对英国在东亚的威海卫、香港及印度各地方，以及在东亚的特别利益，并无无故攻击或侵略行动，因此日本并不存在条约义务问题。既然日本人所持的理由都是借口，那么其真实目的究竟何在？李述膺认为，日人是想借此千载一时之机，解决中国和太平洋两问题，以称霸世界。

　　日英同盟与日俄、日法、日美诸协约无不以维持东亚和平保全中国领土为主旨。为什么此次日本假日英同盟为名对德国宣战，英国不仅不反对，反而与其联合行动呢？李述膺指出，日俄战争后，英国与日本在东亚的势力已经无法相容，英国对此非常清楚。日本一直在等待时机，一旦列强不遑东顾，彼即跃马挥刀，独霸东亚。英国人对此也非常清楚，所以当日本以履行英日同盟与英国交涉时，英国多次予以拒绝。“由此观之，英人之本不欲为此承认，而又深知即不承认日人亦为单独行动。与其任其单独行动而不能为临时之干涉，宁执联合行动，尚留将来解决之余地。此所谓不同意之同意，不干涉之干涉也。”

　　其次是局部中立问题。杨永泰认为，中国政府此次宣布局部中立，是援用日俄战争时在东北实行局部中立的先例。在他看来，日俄战争时期中国在东北宣布局部中立，本来就不足为训。况且这次日德宣战与日俄战争时期情形并不相同。中国政府只强调事实相仿，照旧办理，并没有考虑过由此可能带来的后果。他指出：“诚使我政府洞知其情伪，一面约束军队，告诫人民，勿得，而日兵之自山东登陆，亦不以武力阻止之，彼已无寻衅之端；一面提出，至再至三，以至无量数，虽青岛陷落以后，仍依然不辍，则日人之行动，绝非我所许可，德国无可藉口于将来。且日本在山东所扶植之势力，我终始未表同意，则异日列国媾和会议开幕，尚有诉冤之材料。乃政府仓皇失措，一至于此，必悉偿日人之愿而后已，宁得曰非一误再误哉！”

　　李述膺也讨论了此次局部中立与日俄战争时期中国宣布局部中立的区别。在他看来，日俄战争期间中国实行局部中立的“最要点”是日俄两国都正式承认辽河以东为交战地。英国国际法大家贺尔（William Edward Hau）说过：“显然为攻击目的，而欲通过中立地者，绝对禁止。若许通过，中立国即有帮助战争之性质。换言之，即加入战事也。若欲为之解免，别无他术。即该通过事，在两交战国有同等之利益，且为双方所希望。”日本宣战后，前来中国交涉的有贺长雄说，根据海牙和平会宣言，凡武装战斗员上陆或通过中立国者，皆为侵犯中立，但如果得到中国政府许可者，即无妨中立。对此，李述膺指出，有贺长雄并非不知道中立包含中日和中德两层关系。“以贺尔氏之言，证有贺氏之说，则龙口登陆，纵得中国政府之许可，若其事非在两交战国有同等之利益，且非为双方所希望，是徒使中国行动附带帮助战争之性质，虽欲解免，亦无别术。”

　　复次是日本逼签“二十一条”问题。早在1914年底杨永泰和李述膺就注意到日本社会对“处分”青岛的不同主张，不过两人看法并不完全一样。李述膺认为，日本占领青岛后能够做的不外是布设军政，力图恢复秩序，整理万事，于欧战期间厚培势力，缓和华人感情，为日后取得种种权利创造条件。“其终极处分，必俟欧战平熄，列国议和时，始可确定。”他对未来充满希望，甚至拟定了战后各国议和时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他做出这一判断的依据是列强之间存在的矛盾。他的结论是：“中国存亡，基于均势。青岛问题，即其关键。”杨永泰的看法则要悲观得多。在他看来，日本在致德国最后通牒中关于将来把青岛交还中国的承诺，不过是为了“销弭英美之疑忌，而掩饰天下耳目”。他之所以做出如此判断，则是基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今何时乎？美国之实力，不足为轻重于远东，早为世人所共见。而同盟之英吉利，自始虽疑忌丛生，然今因欧战局面持久之故，东方殖民地及一切利益，在在可危，转有渐变而为依赖日本之趋势。是一隅之青岛，欲还附则还附之，否则自取之，高下在心，予夺任意，无所用其顾虑，与发送最后通牒之当时，其情形已大有不同。惟斟酌两方，何者利益最大，择肥而噬耳。”

　　果然不出所料，日本于1915年1月28日公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谷钟秀和李述膺等人再一次做出最快反应。2月15日，谷钟秀撰成《日人之侵略政策与列强之将来》一文。4月15日，李述膺写成《原主权——为中日交涉》一文。由于当时“二十一条”内容尚未公开，两人都是根据外间报纸所载内容立论。谷钟秀指出：“观右列各款，不啻蹂躏我主权，直欲并吞东亚而有之，不啻视我国为朝鲜第二，并欲排斥列强，而为伊所独占。”文章分析了日英、日俄、日美、日德、日法之间的关系，然后指出：“日本之侵略政策……破世界均势之局，蹂躏列强之权利而不顾，诚为危险之政策，无谋之外交，其所得之结果，必不出吾人之所料。”所料什么？“盖列强各国保持其权利计，此次欧战告终，不得不取共同对日之策以自卫也。”李述膺则指出：“此次日本提出条件，迫我于危，吾国上下，咸晓然于吾国之积弱，日本之强横，列强之不能东顾。对于此次交涉，举凡稍可以承认者，无不忍心负痛表示让步之态度，而所争者，惟在‘不失主权一节’。夫吾国当此时机，苟能办到如此，吾人有何异言？”为此他专门讨论了主权概念的性质，并以此为标准对日方要求做了分析，最后指出：“由此观之，日人此次要求诸项，虽重轻不同，缓急有异，要无一不于吾国主权有碍，当能了然。吾国欲不失主权，惟有全体拒绝一途。”此外，尘公在《中日交涉之经过》一文中，还详细介绍了中日双方的历次谈判过程。5月7日，日本就“二十一条”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一时，“二十一条”的内容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殷汝骊迅速编纂了《鉴》一书，并在书后附以5月9日陆征祥、曹汝霖赴日本驻华使馆面递的《中国最近交涉全案》。

　　袭明在《论中日交涉之始末》一文中系统考察了中日交涉的整个过程，认为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与1901年奥匈帝国逼迫土耳其割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二州及1900年日本夺取朝鲜的行径并无二致，其目的不外三个：封锁东亚，以为日本人独来独往之地；掌握中国的内政、外交、军事、财政、诸大权，将中国置于其保护之下；在地理上、经济上占据优势，为将来分割中国做准备。前两个堪称“横吞主义”，第三个实乃“暗削方法”。文章还分析了“二十一条”对中国主权、经济、外交造成的危害，并将希望寄托于国民的自觉。

　　文群（字诏云）的《纪中日交涉》一文虽然面世稍晚一些，但无论是史事的铺陈，观点的提炼，还是文字的选择，都经过精心推敲。在他看来，中日交涉，兆自一战，若追溯远因，则两大不并立，东邻图我，由来已渐。据此他将整个中日交涉过程分为四个时期：1914年8月15日以后至1915年1月18日为“交涉之准备期”；1915年1月18日以后至5月7日为“谈判期”；5月7日以后至9日为“谈判危迫期”；9日以后至25日为“缔约及签字期”。到6月8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日本外务省交换批准条约，强邻所耽耽逐逐之大部分遂乃确定。由于中国政府在答复日本政府的最后通牒时同意将所谓五号中的五项内容日后协商，交涉并未结束。

　　文群认为，国际交涉与对弈一样，不可能没有捭阖钩距，但最终决定胜负的，大多取决于布局之初。等到进入实际谈判阶段，即使强强相遇，也很少能够互相礼让，更不用说以弱对强，企图在焦头烂额状态下获得成功了。此次中日交涉，日本在准备阶段有什么成功之处呢？文群认为，日人准备之功，首奏效于用兵胶澳。通过对德宣战，日本不仅攫取山东权利，更重要的是通过此举进入协约国阵营，借保障远东之名，收独步东亚之效，使中国陷入孤立。自此以后，“日人对我准备，虽极迂折，而节节奏效。综其大要，不外两端：一以酝酿要挟之动机，一以完成要挟之内部。其惨淡经营之心，始终贯彻到底无懈。”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无机会。机会何在？机会就在避重就轻，避极不利以就较有利。“然而吾国处此准备期间，竟不得见其所以为避就之道。逮夫谈判开始，则只有拒诺，无地容吾避就。夫以弱国外交，不能收效于避就之间，而欲挽救于拒诺之际，尚何言哉！”

　　根据惯例，国际谈判必须对当事国都有益处，才能坐到一起。中日交涉进入谈判阶段后，虽然中国政府说双方在协议案件，实际上是日本单方强求，根本没有什么协商。在文群看来，日方此次所要的主要是前四号，尤其是第二号,第五号实非所急。“故通观全局，有谈判开始以前数月之蓄势，吾即不能免开始后第一着之披靡。有第一着强半之应诺，日人即可就二三要项，有余裕以施其专力坚持之策……逮夫逐条讨论，则望吾残垒所在，以施其射击耳。吾以无备之师，披靡于一击之后，相继退却，卒见全败。当此之时，日人之所必欲者，实已大体确定。”既然日方的目标已经基本达到，为什么还要采用最后通牒这种方式迫使中国政府就范呢？他认为日方这么做，是故意折辱中国，为以后攫取第五号中的权益做铺垫。

　　吕复在写给《正谊》杂志社的信中则认为，中国政府此次承认日本最后通牒所提要求，“较之战败乞和，城下为盟，其屈辱有过于万倍者”，“以视塞尔维亚、比利时，当愧死矣”。在他看来，此次交涉失败后，国内方面，人们对政府将更加失望，社会将更加动荡不安；国际方面，列强虽知东亚为将来战祸预伏之地，但经过此次大战，各国饱受无限痛苦，丧失多少元气，以后决不肯轻于言战。所以弭兵戢战之道，必然会在一战和议时与“处分”青岛问题一起解决。具体办法，“虽不必出以条约形式，亦必有一种具体密议”。“处分之议既定，然后列强各本处分之成议，以一种维持和平之堂皇言论，一一责我以承诺。我当局亦如今日承认日本最后通牒，必以维持和平、敦睦邦交之和蔼言论，一一拱手奉献。”这和巴黎和会的结果基本相同，只是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未敢签字而已。

　　总的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部分追随黄兴或认同其调和主张的人成立欧事研究会，并不仅仅是“假借世运，掩饰内讧”，他们对一战也作了及时观察、分析、预测。诚然，欧事研究会的“真实职志”是反对袁世凯，这从《正谊》《甲寅》《中华新报》刊登的文章数量和内容中可以看出来；但反袁和研究一战并不矛盾，不仅不矛盾，一些欧事研究会成员甚至把打败德国的强权主义看成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或捷径。从技术层面看，或许会觉得这一看法多少有点幼稚；但从原则上讲，这一看法却相当深刻。很难想象，借用德国的强权主义理论，能够在中国建立起一个现代国家。

　　欧事研究会只是一个松散的团体，在组织上并没有形成一个高度统一、运转灵活的领导机构。其成员流落海内外，除部分人追随黄兴外，其他人只是在思想上认同其主张，即“对于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因此，在欧事研究会成员中，关注一战的只是一部分人。由于各个成员间存在个人兴趣、价值观念的差异，他们在对待同一个问题上的看法可能会有所不同，有的甚至相反。这完全符合学术研究的常态，即多元化。

　　应该承认，以黄兴为代表的这批稳健派对一战的爆发并无思想准备，甚至萨拉热窝事件都未能引起他们足够的重视。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当时以杜亚泉为主编的《东方杂志》作者群对一战的爆发也无思想准备。1914年7月1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11卷第1号刊登的15篇文章中，涉及国际事务的有8篇，但没有一篇论及巴尔干半岛的紧张局势。一战爆发前的半年时间里，在《东方杂志》刊发的大量有关国际事务的文章中，只有一二两篇涉及欧洲的紧张局势。不过，一战全面爆发后，他们迅速做出了反应，不仅成立欧事研究会，而且对一战展开全面研究。在当时中国的各派力量中，除袁世凯政府外，对一战爆发反应如此之快的人并不多见。如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中华党，当时因忙于准备“第三次”，对一战爆发的反应就要迟钝得多，这从《》杂志刊发的文章中就能够看出来。作为进步党代表的梁启超，直到当年冬天才假馆北京西郊的清华学校撰写《欧洲战役史论》。陈独秀的看法与梁启超相仿，李大钊则直到1915年8月仍表示对战争的结局“不能推测”。

　　透过杨永泰、李述膺、陆鸿逵等人的相关研究，我们得以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一个月后，国人已经意识到这场战争不仅仅是“奥塞战争”或“欧洲战争”，而是蔓延欧、亚、非、澳多洲的“世界空前之大战争”。战争爆发的导火线是奥匈帝国皇储夫妇被刺，远因则是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两大军事集团的形成和对峙，其本质则是新兴的德意志帝国挑战已经称霸世界达数十年之久的大英帝国。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也足令人拍案称奇，如杨永泰就明确指出，战争若在一年以内结束则同盟国胜，延及二年或二年以上则协约国胜。他们还断言，战局延长将会引发部分交战国的国内，导致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战后世界格局将由六强变为三强，其中一强便是雄视欧洲的美国。当时国人中能有此认识的，也就只有梁士诒、严复等少数几人。据说一战爆发不久，梁士诒就明确指出：“德、奥以小敌大，战之结果，必难倖胜。”因此向袁世凯建议对德宣战，以便“将来于和议中取得地位”。一战全面爆发一个月后，严复即在致庄蕴宽的信中断言，“如战局久持，德奥必遭败北”。而同时的其他人，如梁启超就认为，德国将赢得战争，如果德国战败，“则历史上进化原则，自今其可摧弃矣”。

　　重视国家财政与战争的关系，是欧事研究会成员一战研究的一个显著特色。战争爆发之初，杨端六等人就注意到战争对国际金融市场的影响。为了解各交战国的财政状况，欧事研究会的部分成员广泛搜集、翻译各交战国战前或当时出版的各种财政经济著作，并在此基础上对交战双方的国力做出分析，对战局的走向做出预测。严复最初断言“德奥必遭败北”也是从交战双方的资源情况入手考虑的，不过严复只是在私人通信中谈了这一看法，而杨端六等人则是在研究各国财政经济状况后得出的结论，并且当时就将这一结之于世。

　　对于日本为什么要加入对德战争、中国政府为何采取局部中立政策和未来如何“处分”青岛等问题，欧事研究会成员也做出了系统分析。李述膺在当时就预言青岛问题只有在战后列强议和时才能最终解决，他甚至拟定了战后各国议和时中国应该采取的措施。吕复则预测了未来在议和时列强对青岛的处理办法。

　　应该说欧事研究会的一战研究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不论他们的这些研究成果是否对当时中国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实质性影响，都应该予以充分肯定。可以说，他们的许多看法不仅对当时国人了解一战有莫大的帮助，对我们今天认识国际形势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借鉴意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