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舆情频道本站　　历史是什么?我想,不只是过去的事实,还有在当下语境里的解读和构建

　　历史是什么?我想,不只是过去的事实,还有在当下语境里的解读和构建。对于媒体人而言,特别是有关党史教育的宣传报道,应该以正确的历史观去观察和分析当下中国的一举一动。

　　从这样的价值观出发,我开启了自己的甘肃采访之旅。四天的时间里,我行走在蜿蜒盘旋的黄土高坡,拜访过庄严肃穆的南梁纪念馆,偶遇过满身挂满功勋章的老兵,路过开满油菜花的新农村,走访了四家基层检察院,实地查看了三处检察公益诉讼现场……我试着从南梁深厚的红色底蕴中,感受“面向群众、坚守信念、顾全大局、求实开拓”十六字南梁精神,在当下如何焕发新时代的活力。

　　南梁,位于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先辈以此为中心建立了陕甘边根据地。这是土地战争后期我党留存的唯一一块根据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北上抗日的出发点。能够在残酷的“围剿”中生存下来,陕甘边根据地的生存之道便是“面向群众”。

　　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作为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和,坚定不移地走群众路线,老百姓和战士都亲切地称他们为“老刘”“老谢”“仲勋”。习仲勋在创建南梁政府时,“一村一村做调查研究,一家一户做群众工作,相继组织起农会、贫农团、赤卫队和游击队”。刘志丹牺牲后,主席评价说“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

　　新闻媒体尤其是我们党报党刊,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重要任务,是党的群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一篇好的报道,必然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报道。

　　当下的媒体人有一种不好的倾向:人在办公室,新闻电脑来。要么用他人提供的资料堆砌,要么干脆二手新闻整合,反映在法治新闻领域的典型现象就是抄起诉书、抄判决书。没有采访办案检察官、案件当事人、有关专家,全凭司法文书构建想象,这样的新闻,轻则缺乏生动细节、内容僵硬空洞,重则可能出现新闻失实、片面偏激、引发社会不良影响。

　　在条件艰苦的战争年代,先辈们尚能做到“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依然只有“脚底板跑出来”的新闻才能及时反映群众的诉求,才能真正解决群众的问题,才能获取群众的信赖。

　　我从北京飞抵甘肃庆阳时,庆阳市内在下雨,看到社交平台上说南梁在下雪。第二天一早,大雾弥漫在庆阳,住高层推开宾馆的窗户,伸手不见五指。大雾导致高速封闭,考虑到时间紧迫,我们还是决定驱车走国道前往南梁。原本两个小时的路程整整走了五个小时,黄土高坡耸立,不时可见废弃的破旧窑洞,国道沿线也往往数里不见人烟,泥浆河流齐下,恶劣的天气和自然环境,让我不由得感叹90年前在这里搞,只能靠着小米加,需要付出多少的艰辛!

　　——我们要坚守导向。当前社会形势十分复杂,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严峻,我们必须主动引领正确的社会导向,讲好检察故事,传播检察声音,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深入人心。

　　——我们要坚守社会责任。媒体是社会公器,媒体传播的信息要真实、准确、全面、客观,这关系到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道德水准。特别是在抗击疫情等重大社会事件中,体现媒体担当,才能做好党和人民信赖的“喉舌”。

　　——我们要坚守公平正义。如果说守护公平正义是司法机关的历史使命,那么传播公平正义则是法治媒体的历史使命。司法通过法律适用来明辨是非,对合法行为予以确认,对违法行为追究责任。法治媒体如果能够把这个过程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传达,那么就起到了引领作用。

　　在南梁纪念馆,我开始了解南梁发生过什么。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虽然存在时间不是很长,却十分重视宣传工作。1934年11月,政府机关创办《红色西北》,主要刊登陕甘边根据地的、经济、军事、文化建设等消息,尤以红军战讯为最多,并刊登陕甘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的决议和宣传号召性文件,有力地配合和推动了陕甘边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巧合的是,1935年正在长征中的党中央正是从一摞国统区的旧报纸中得知,当时陕西北部有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6000余人和十余个县域大小、十数万民众的苏区根据地的存在而且十分活跃。于是等拍板决定,前往陕北与其汇合。南梁具备的“两点一存”的重要地位也由此而来。

　　传媒行业常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新闻与宣传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方面的论点十分多,总结起来大体是新闻更重事实,宣传更重目的。南梁之行中了解到这两处,可以说都直接影响了当时党和的大局关系,甚至改变了历史的走向,说明了新闻与宣传的重要性。这让我开始重新审视新闻与宣传的关系,法治新闻传播如何做到“顾全大局”?

　　对于我们检察机关报来说,新闻是表,宣传是里,表里要一致服务于大局。我们不能只重视新闻,不重视宣传。要考虑到法治新闻报道中有诸多风险点,容易引发犯罪模仿、模仿等不良连锁反应。现代新闻史上有一个负面典型就是2000年湖南常德张君特大系列杀人案中,杀人凶手就是通过看新闻确定逃向,屡屡逃出包围圈。社会秩序稳定、刑事案件侦查顺利进行、传达正能量等,都是作为法治媒体人必须考虑的“顾全大局”,而不是只想着“抢新闻”。

　　我们也不能只重视宣传,不重视新闻。宣传的重复性容易使人产生疲惫感甚至厌倦感,鲜活生动的新闻事实,丰富多彩的新闻表达手法,更容易把宣传的内容传达给受众。我们常说“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讲的就是案例的新闻性比照本宣科的东西更具备传播度,更能让人民群众了解、接受案例传达的法治思想。这样,我们才能夯实检察的司法基础,厚植党的执政基础。

　　在南梁,我第一次笨拙地拍摄记者Vlog,镜、学剪辑、学脚本写作……这是属于我的开拓;在南梁,我实地探访污染后被治理的河段,查看公益复植林的生长情况,向公益诉讼对象尖锐地提出“你们线口油井吗”,这是属于我的求实。

　　当地南梁史研究专家告诉我,求实开拓、敢为人先是南梁精神的精髓。尽管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只是特殊环境下的一个地方政权,但却在、经济、文化等诸多领域都有所建树,下设土地、劳动、财政、粮秣、文化、工农监察、妇女委员会等十个部门。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方面,印发边区统一货币、保证商业自由、鼓励白区商人来苏区做交易、设立集市等。据说时任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习仲勋,就经常到集市上调查研究。这种经济建设的有益尝试和大胆探索,特别是求实开拓的精神,是党史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当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新技术领域层出不穷,传统纸媒已经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生活的需求,党中央要求推动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融合发展,作为一名已经在新闻宣传战线战斗了十年的法治媒体人,需要积极适应新时代新挑战,不能固步自封,不能自以为是地生活在“一篇文稿打天下”的时代。应当以求实开拓的精神,拥抱新媒体技术,引领新时代新闻宣传的内容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