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1990曾经的青春不回头。。。

往事1990曾经的青春不回头。。。本站　　一、那个叫汪国线日，武汉举办汪国真诗歌朗诵会及签售会

　　一、那个叫汪国线日，武汉举办汪国真诗歌朗诵会及签售会。场面与1990年代他签售会的景象已不可同日而语。

　　尽管大众称他为“最后一个辉煌的诗人”、“诗坛王子”，但在学院派的文学评论界，从来没有他的位置。

　　2014年10月底，第一次向朋友朱顺忠透露自己得肝癌时，汪国真这样问。汪国真说的这首诗，是他写的《怀想》：

　　“我不知道/是否还在爱你/如果爱着/为什么会有那样一次分离……回想你的笑靥/我的心起伏难平/可恨一切/都已成为过去/只有婆娑的夜晚/一如从前那样美丽”。

　　朱顺忠生于1970年代，曾经能整本背诵汪国真诗集《年轻的潮》，“可以交叉着背，可以平行着背”。也正因为这个“特长”，他在十六七年前的一个饭局上，被单位领导介绍给汪国真，从此成为忘年交。后来成为《法制晚报》深度部主编的他回忆说，读汪国真的诗、听李玲玉的歌、看《辽宁青年》都是他们那个年代的潮流，“总要背几句在女孩面前显摆一下”。

　　汪国线年，海子已经卧轨，北岛海外，对着镜子说中文，顾城远走新西兰，陷入万劫不复的孤岛。

　　1988年，汪国真的代表作《热爱生命》登上《读者》杂志的卷首语。无数少年把他的诗句抄在作业本上，悄然传诵：“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只要热爱生命，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记者武云溥曾记录汪国真走红的过程。他发现，是学苑出版社编辑室主任孟光最先嗅到汪国真身上的商机。孟光的妻子在北京太平桥中学教书，有一天她告诉孟光，上课时有的学生不认真听讲，在偷偷摸摸地传抄汪国真的诗。“汪国真是谁？”孟光并不知道，但职业敏感告诉他大有可为。他立马组织人员进行市场调查，居然发现不少书店老板反映经常有人来询问有没有汪国真的诗。

　　孟光辗转找到了汪国真，向其承诺将以“最快的速度、最高的稿酬、最好的装帧”为他出版诗集。此前屡遭退稿的汪国真感觉像是天上掉馅饼了一般。23天后，汪国真的第一本诗集《年轻的潮》面世，一炮而红。

　　《年轻的潮》首印十五万册，连续加印五次达到六十万册，这还不包括盗版诗集所占的份额。他在上海书店签名售书，等待签售的人从楼上排到楼下，转了九个弯，三小时内售出4000多册，书店库存用尽，汪国线支签字笔。他工作的中国艺术研究院将收发室人员由1个增至3个，因为他每天收到100多封来信，还多是挂号信。有拿作品向他请教的，有抒发读后感的，也有求爱的。

　　少男少女们把汪国真格言式的句子引用到作文里、演讲中，写进情书里，留在毕业册上。媒体人安替总结70后男中学生早恋的模式就是：用庞中华的字体抄一份汪国真的诗在贺卡上，托同学转给心爱的女生，约她一起唱小虎队的歌。当年用汪国真的诗来表白的人不在少数，一位女军官写信告诉汪国真，她生日时收到整整八本汪国线年被称为汪国真年，记者孟静曾总结那一年和他并列的热门词语：麦当劳、《渴望》、和。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重要的文化表征之一。情景喜剧《我爱我家》中，当小保姆显得举止怪异时，贾志国说，说不定是汪国真的诗读多了。

　　那时的汪国线年央视举办第一届主持赛，他也参加了。他和许戈辉搭档，上台后紧张得不行，幸亏他会即兴赋诗，在决赛中得到了第6名，前8名都被聘为央视的业余主持人。汪国真却从主持这条路上退了下来：“上千人中进入前8，我的思想负担重，别人失败没人记得。有的人因为有我才去看那节目。”

　　对他的质疑也从来没有停歇。汪国真在全国巡回演讲，到了华东师范大学这一站时，他被夏雨诗社的成员当众批评，称他的诗空洞无物、虚伪矫情。据当时在场的学生回忆，汪国真的粉丝哭着冲上台想顶回这种指责，双方一度剑拔弩张。汪国真匆匆退场。

　　几天后，《上海青年报》用一整版的篇幅，刊登了这些年轻诗人对他的不屑和指责。他们认为汪国真的“诗歌”丧失了起码的自我意识，给本来冷峻而复杂的生活，涂上了一层虚假而单一的暖色，以取消价值判断的方式误导青年。他的诗歌语言不是来自对生活的思考和探索，而是一种低劣的词语七巧板。时间久了，面对批评，汪国真已经有了一套固定的应对逻辑。巨大的销量让他底气十足，他还搜集了各种版本的盗版。“事实胜于雄辩。诗的艺术价值也好，生命力也好，它的思想深度也好，我觉得它既然能连续盗版25年，这个事实已经回答了很多问题。”

　　他还爱拿出1997年北京零点调查公司的调查结果。在那次“人们欣赏的当代中国诗人”调查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诗人里，汪国真排名第一。诸多中学生语文教材里也选了他的诗。

　　他认为检验诗歌价值的权威标准只有两个，一是时间，一是读者。“人民说你是诗人你就是诗人，不被人民承认你就什么都不是。”

　　对此，书评家黄集伟说：“他受欢迎不是假的。这类诗我管它叫做‘贺卡语文’、‘心灵桑拿’，《读者》式风格，大学生尤其是理工科的，语文成绩不好，可以把他的诗用作临别赠言，在励志诗歌上，没人能替代他。他的诗歌没有纵深、惨痛和焦虑，大众认为它是诗那就是诗。”

　　朱顺忠和汪国真熟悉了以后，也曾问他要不要学习一下北岛、顾城，不要那么直白。汪国真还是用自己的诗来回答他，“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他看来，有人是深海，有人是沙滩，各有各的风景。

　　无论怎样争议，在学院派的文学评论界，汪国真其实从来没有一席之地，他从来没有被诗歌界真正接纳。他的畅销一直只是被当作一种流行文化现象。学者们认为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经济正增长但审美趣味负增长的年代，这种像商品流水线和点钞机一样的流畅是文学市场化的结果，在汪诗之后，有手机短信、微博段子。

　　批评家朱大可认为汪国真与流行文化水融，是“肤浅的诗坛流行歌手”：第一，高度通俗（彻底放弃原创性并对精英思想作简陋拷贝）；第二，用过即扔（彻底放弃经典性写作）。他给人们提供了一种非常轻盈的“哲思小语”，像粉色的口红一样，点缀了人们营养不良的文化面颜。

　　到了90年代后期，汪国真渐渐沉寂。媒体采访他也常常把他放在“远去的偶像”、“消失的人”这样的专题里。

　　一直到2002年，汪国真又一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四川《天府早报》发表文章称汪国真为钱所困，开火锅店经营不善，不得已开始练书法，卖字为生，一百多家媒体转载。汪国真看后大怒，将该报社告上法庭，获赔两万元。

　　汪国真练书法是因为总有人找他签名题词，而他觉得自己的字太差。1993年，他从欧阳修的楷书开始临摹，后来逐步学习王羲之的行书，怀素、张旭的草书。他每天都要练上一小时，练好书法，又学国画相配。

　　汪国真还为很多风景名胜作词作曲。为此，他自学了钢琴，用电脑作曲。他写的歌，演唱者有德德玛、殷秀梅等名家。新诗写得倒是很少了。他热衷于各种跨界，上娱乐综艺节目《天天向上》吟诗，上《年代秀》题词。这两年真人秀十分流行，汪国真也投身其中。他在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和陕西卫视的《唐诗风云会》中担任嘉宾。2014年11月，他开始在广东卫视主持一档真人秀节目《中国大画家》。在节目中，他穿着唐装，即兴为每幅参赛作品都配上了古诗词，“当主持人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在镜头前放松自己”。

　　消息传出，在最初的震惊和哀悼之后，场迅速撕裂。有人感念于他励志的诗句对自己青春期的滋润；有人认为死者为大，无限拔高；还有人批评他写的是“伪诗”，败坏了国人的品位。

　　在2015年的世界阅读日（4月23日），有个话题叫“我不想承认读过Ta的书”，汪国真是其中呼声很高的一个名字。承认自己喜爱过汪国真，似乎变成了一件难堪的事。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刚刚出版了一本新书，名字叫《青春在路上》。

　　“网络红人”和菜头说：“汪国真的诗、庞中华的字、琼瑶的小说、小虎队的歌是好还是不好？它们都是当时的流行文化，受众数以千万计。如此多的人接受，注定不会高妙到哪里去。但是，今天喝上了勃艮第的酒，也没有必要为当年喝流水线上的可乐而羞愧吧？”

　　回望汪国真也许就像回想初恋一样，也许是美好单纯的，也许也会生出“当初怎么会喜欢他/她”的感慨。无论如何，这都是一段个人记忆。不用刻意拔高，也不必违心避讳，否则都是一种媚俗。

　　朱顺忠想起曾与汪国真一起在南方小城戴着墨镜看美女，也想起汪国真留给他的最后一句话“他妈的”，那是对被草率执行死刑的呼格吉勒图案的愤怒。这一切，公众都无缘得见。留在人们记忆里的汪国真永远是那个国字脸，戴着金丝眼镜，阳光励志的诗人，直到回忆慢慢淡去，最终消失。

　　1992年，《唐伯虎点秋香》在内地公映，这是第一部正式进入内地市场的周星驰电影。观众原本准备看巩俐重演经典电影《三笑》，却意外接触了来自香港的“无厘头”文化。不适应的人没看完就立刻退场，也有人很喜欢。

　　《唐伯虎点秋香》票房不错，进入了1993年上海十大卖座影片的行列。不过当时内地媒体还不太能欣赏周星驰，有报章如此评论：“影片严重脱离生活实际，内容虚假荒诞，演员表演肤浅，人物形象完全失真，令人恶心的镜头比比皆是，缺乏应有的美感。”

　　1994年，《大话西游》打算和西安电影制片厂合拍。一向出产艺术片的西影厂并不喜欢这个剧本，但考虑到周星驰的商业号召力，仍然与其合作。当时的副厂长张子恩觉得这部电影不能代表西影厂的艺术追求，只能算“文化垃圾”。

　　《大话西游》上映后的商业成绩并不算好。香港观众普遍认为这部电影凌乱难懂，最后香港票房为2532万港元，在周星驰作品中属中下成绩。地区片商也大倒苦水，说“赔得很惨，以后对周星驰都没有信心”。收入最少的是内地，观众反应冷淡，不乏中途退场者，有些地方的电影院干脆没要电影下半部的拷贝。

　　没有人知道，一场狂欢正在惨淡中酝酿。据《大话西游宝典》一书考证，最早给《大话西游》好评的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1996年，结束影院萧条放映的《大话西游》将拷贝传到了北京电影学院，立刻博得满堂喝彩，习惯了传统电影表达的学生初遇无厘头和时空穿梭，惊为天人。他们开始四处寻找剧本，背诵电影台词，研究月光宝盒的意义。有人开始通过盗版VCD反复观看揣摩电影。

　　1996年进校的清华计算机系学生肖刚回忆，水木清华BBS当时文艺气氛浓重，经常会出现一些关于生僻文艺片的影评。1997年国庆以后，他发现有人在水木清华贴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珍惜，等我失去的时候我才后悔莫及。”“月光宝盒是宝物，你把它扔掉会污染环境。”直到有人告诉肖刚那是周星驰电影《大话西游》的台词，他才明白过来。肖刚很快到夜市买了盗版碟，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有光驱的北京同学家中观看。

　　看完电影后，学生们为周星驰所折服，他们认为电影中的经典台词还有很多，于是一到周末大家就集中起来看盗版碟，一起记下台词。几个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按播放和暂停键，有人负责听，有人负责速记，记下来的台词都要被传到BBS上去。这种贴台词行为甚至是有江湖竞争的，好几拨人都在做这件事，一开始学生们比拼的是量，看谁贴得多，后来则变成听写剧本，还有人把台词以外的场景、动作都一并记进去。

　　清华学生对《大话西游》的痴迷令他们“流窜”到其他高校论坛继续贴台词，普及《大话西游》。据肖刚回忆：“到1998年底，如果还有北京的学生说不知道这些台词，很容易就被当成怪物。”

　　来自清华疯狂的普及最终让《大话西游》成为了校园里的仪式和符号。学生们在校园论坛里都用至尊宝、紫霞、菩提老祖等网名，导致大家起名必须要加上复杂的前缀和编号，例如“3号楼拎热水瓶的紫霞”。大学生最流行的说话方式，是把《大话西游》台词嵌进生活里的每个场景。教室外忽然打雷，要喊：“打雷啦！下雨啦！收衣服啊！”被索取物品时会不厌其烦地背诵：“你想要啊？你要是想要的话你就说话嘛，你不说我怎么知道你想要呢……”

　　1999年是《大话西游》网上讨论的繁荣期，鼎盛时网上有四五十个关于《大线月，即将毕业的中国人民大学学生用集体观看《大话西游》的方式作为毕业典礼。

　　这是所谓“集体回忆”和“一代人情意结”，就像罗大佑之于80年代、金庸之于90年代初期的大学校园。

　　2000年，张立宪（现《读库》主编）等人编著了一本《大话西游宝典》，这本书里搜集了网上关于《大话西游》的小说（可视作“同人文”）、影评、周星驰电影的文化分析，甚至包括各主演的明星档案。

　　最让编者们自豪的是他们找到了给周星驰配音的石班瑜，给他做了一次认真的人物专访。在今天来看，这更像一本纯真痴狂的粉丝剪贴本，后来成为著名媒体人的刘春，和专栏作家连岳，都有文章被收录其中。该书首印两万册被一抢而空，各地书店都出现了脱销的情况。

　　在序言中，张立宪写道：“有人以老一代的口味说新的一代是受《大话西游》毒害的一代人，而这些受《大话西游》毒害的新人则做出了这样的回答：‘……我们比前一辈更智慧，人类在不断地更新自己，我们有生命力，因为我们是新的。当我们年老的时候，希望可以看到一个经我们手整理后的美丽中国……’”

　　关于《大话西游》的评价能够引出“智慧”和“美丽中国”这样的词，如何评判周星驰，在世纪之交是判断两代人不同价值观的重要指标。2001年《中华读书报》采访了北大学生后，这样解释《大话西游》的流行：“学生们由于在中学受老师的影响，有一定的语言模式，进入大学后又不可能直接把成年人的社会语言拿来用，于是就出现了这个语言缺乏的过程。他们急于找到一种可以表达自己、表达大学新生活的语言……《大话西游》戏谑的、荒谬的语言就在此时与学生们一拍即合。”

　　另一种常见的解读是把周星驰的流行和网络时代连在一起：“周星驰随心所欲的说话、行为方式，也正好符合网络人群的审美标准：自由至上。同时电影中宣扬的无等级社会，比如唐僧为师不尊，正好契合当今网络的生存状况，没有权力话语，每个人都是传播者，同时又是受众。”而在更多的网络影评中，年轻人更看重电影中的情感元素：小人物的奋斗和对爱情的忠诚。

　　这股潮流中，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亦大方表达对周星驰的喜爱，更复杂的解读随之而来。2000年6月，北大东门的文艺青年坐标“雕刻时光”咖啡馆举行了一场名为“《大话西游》为何会受当代年轻人喜欢”的座谈，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时年56岁）和六个30岁不到的年轻人一起聊周星驰。他提到了解构这个概念：“首先解构了师徒关系，第二个解构了人神关系，第三个解构了时空关系，第四个解构了生死关系。而没有被解构的一个是爱情，另一个是信仰。”

　　后来频频被提及的“《大话西游》是后现代主构”的观点在此时已经基本成熟。一篇名为《从周星驰现象看后现代文化》的文章中，从西方的后现代主义写到周星驰的后现代主义形象，洋洋洒洒俨然学术论文。不过，后来周星驰接受杨澜访问，直接表示自己不懂复杂的理论：“很多事情我都不知道”，“他们看到了我看不到的东西”。

　　2001年，周星驰登上北京大学讲堂和学生交流。媒体也跟进报道了“无厘头文化的流行”，海量的媒体和网络讨论中，对周星驰的“过度解读”显而易见。有个笑话这样说：“周星驰上了一趟网，终于知道《大话西游》的含义是什么了。”

　　2004年10月，文化学者李欧梵和周星驰受邀在香港大学和汕头大学举办了名为“漫游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讲座。在汕头，周星驰受到了比香港热烈得多的欢迎，大批学生通宵排队轮候入场券，网上直播也“挤爆”，无法登录。李欧梵说自己也是周星驰迷，在哈佛讲当代华人文化时选了《少林足球》做例子。

　　当时正值《功夫》即将上映，周星驰经纪人魏达森觉得这种大学里的对话形式可复制到点映宣传中，“显得比较有文化”。于是他找到准备转行做公关的媒体人李梓新帮忙联系，策划了一系列校园行。2004年到2005年，周星驰集中走访了内地的多所大学。

　　“校园行”期间，中国人民大学、西南民族大学都给周星驰颁了“教授”的聘书，一个是“兼职”的，一个是“客座”的。让喜剧明星当教授，引发了一些争议，但是翻看2005年的报道，会发现媒体几乎都是把这件事做了正向处理，反问“有何不可”，并附上类似“周星星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这样的内容作为报道链接。

　　《周星驰映画》作者刘琼雄也提到了这种观众成长带来的话语权变更：“十几年前的程序员都很喜欢《大话西游》的，所以IT大佬一直对周星驰有感情，你看最近跟周星驰合作的企业家，一个是马云，一个是周鸿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