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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蛋壳上动刀的男人

在袁家钊眼里,每只鸡蛋都是独一无二的,有不同的形态、颜色、手感,就像人的脸,富有生命力。

一个脆弱易碎的蛋壳,到了他手里,就成了一个可以包罗万象的“乾坤”。

今年63岁的袁家钊是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淞南蛋雕技艺”的唯一传承人,他的蛋雕作品曾代表上海搬上世博会的展览台。

荣耀背后,是所谓“玩了一辈子”的功夫。40年来,袁家钊的夜晚大多是和蛋壳一起度过的。

方形写字桌上一个纸箱操作台,里面摆放着五把刻刀、一只铅笔、一根牙刷和打磨用的橡皮。扎着一头长发的袁家钊拿起刻刀,左手握蛋,神情肃穆。灯光打在蛋壳上,袁家钊沿着铅笔线条,缓慢地将黄色的蛋壳刻出白色的纹路。

工作室寂静无声,只有刻刀和蛋壳的摩擦声在窸窣作响。

专注雕刻的袁家钊。受访者供图

“蛋壳怎么会不碎?”

1980年,在上海手帕厂工作的袁家钊到大连出差。他在火车站门口拿着地图张望时,发现一位体格结实的中年货郎坐在小凳上,正在鸡蛋壳上刻画着什么。他一下被眼前的新鲜事物所吸引,路也不问了,就盯着货郎的手看。

蛋壳一碰就碎,怎么会不碎呢?他感到既神奇又纳闷,也不敢问,在旁边默默看了一下午,一直看到太阳下山,车站没人,货郎也要回家了,问他:“小伙子,看够了没有?”他才回过神来:“能不能教教我?”

货郎答应了,拿给他五个蛋壳和一把小刻刀,让他试试。结果一刻就破,五个蛋壳全坏了。

第二天,货郎师傅又来了,告诉他握蛋的正确手法,左右手怎么配合,刀怎么移动,然后又给了他五个蛋壳。

按照师傅的技法开始练,果然就不“坏”蛋了。他在大连待了6天,便刻了6天的蛋。

熟练之后,袁家钊就开始发挥“小聪明”了。他觉得师傅将字体设计得太大,虽然易刻,但欣赏性欠佳。他压缩了字体的大小,将一个“和”字阴刻成白色,并在外围刻了两个颜色较浅的圆作为点缀,无论从哪一面看,都能看到字的全貌。

货郎见到袁家钊改良后的作品,满意地点点头。

袁家钊蛋雕作品“手拉手”。冯佳倩 图

从大连回上海后,袁家钊继续磨练技艺,慢慢尝试各种花样,还花了两年时间研究蛋壳上的色彩。起初他因为紧张,双手一直绷着,不敢过于用力,使得手腕经常酸疼。手被划伤了,他拿布随意包扎止血,忍着痛继续刻,至今他的左手上还残留着大大小小的疤痕。

蛋雕需要全神贯注,稍一分神,也许就前功尽弃了。但他喜欢的恰恰是这种微妙的刺激感。有次弄堂里的孩子在袁家钊房间外打架,吵得鸡飞狗跳,但别人问起来,他都不知道有这回事。

深夜是他最好的雕刻时间。早年间,母亲曾生病卧床十个月,他彻夜守在一旁,安静地刻蛋壳。每当母亲发出疼痛的呻吟,他正在用劲的手就会一抖,蛋壳就坏了。几年前,他习惯早上睡觉,晚上雕刻,常常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一眨眼就凌晨四点了。

在计划经济时代,每家人购买鸡蛋的数量有限,用完了自家的蛋壳,袁家钊就去问邻居要。“只要是蛋,我都讨来雕。”

雕刻前,他将麦秆伸进蛋壳表面的开孔中,吹出蛋黄和蛋清,“这下子吃不到水煮蛋和荷包蛋咯!”他打趣说,从此家里只能吃炒蛋、炖蛋、蛋花汤。

实现购蛋自由后,他每周在市场里挑蛋,一挑就是几个小时,大的、光滑的、颜色深的、蛋壳厚的、没有黑点的……一箩筐的鸡蛋一个个地挑,为此他会多给点钱。

早期,他雕刻的图案较简单,像十二生肖,一两天就能完成。后来,他试着将其他工艺的手法运用到蛋雕上,例如竹雕的留青、玉雕的薄意,加上设计的时间,完成一个作品要好几个月。

这难不到他,对于喜欢的事物,袁家钊向来有足够的耐心。

疫情期间,袁家钊花了一周完成的作品“齐心协力抗疫情”。冯佳倩 图

在平凡的人生里追寻美

不同于其他匠人,袁家钊并不靠蛋雕谋生。蛋雕只是他用来抵抗孤独、打发时间的一个业余爱好。

袁家钊的父亲是一名账房先生。“文革”时,因家庭成分不好,弄堂里的孩子总是排挤他。一次玩游戏,同伴拒绝将奖品给胜利的袁家钊,两人争吵着打了起来。对方父母来到袁家,不停地指责他。

为了少让他在外面玩耍,父亲要求他在家里练书法。年少的他静不下心,总是赶在父亲下班前随便写几个字应付,也曾质问父亲:“人家都不学,我学干嘛?”父亲说:“任何时候,人都是要有文化的。”

学习书法后,他渐渐对绘画、竹雕也产生了兴趣。雕竹的刻刀是自制的。他捡来别人不要的钢条,蹲在水泥地上磨,蹲累了,就站着在水泥墙上磨,烈日炎炎的一个又一个下午,他磨出了各种形状的刻刀。

1999年,工作的服装厂倒闭了。他想着凭手艺吃饭,开过裁缝铺、理发店,还曾想过开饭店。但他似乎缺乏做生意的天赋,开的店都没有存活多久就关门了。

五十多岁时,他还去应聘过理发店,对方说“这么大年纪还来干什么”。后来他干脆待在家里,照顾身体不好的母亲,做起了家庭煮男,跟着电视学厨艺,每天想着怎么把菜做好吃、好看。

好看很重要,袁家钊是一个爱美的人。不管是做衣服、理发,还是玩蛋雕,他都追求一种有特色的、不落俗的美。他留长发,穿花衬衫,越时髦越好。同龄人说不敢这样打扮,怕被人骂,他说,穿什么是我的自由,谁说老头就没人看?

袁家钊在淞南文化中心的工作室雕刻。冯佳倩 图

2007年,临近退休的妻子开始到虹口公园打太极,看他天天在家里雕蛋,便建议他去公园摆摊,“你既然这么喜欢,就把它推出去,让人家看到,蛋壳可以雕刻。”

第二天一早,袁家钊带上蛋壳和工具,去了公园。刚开始他有些怯场,一个人坐在长椅上,一动不动,“像偷东西一样”。坐了一会,他才慢慢拿出刻刀和鸡蛋,开始“表演”。他不敢看人,也不知道有没有人在看他,也不敢去听别人说话,怕刻坏了当众出丑。半天过去,蛋没刻成,出了一手的汗。

之后他每天都去,锻炼了两周,开始听别人问话,诸如“这个蛋是熟的生的”之类的简单问题。一个月后,可以边刻边回答,也开始有人买,每个20-50元。那时候,有一些熟人笑话他:“你这个东西拿出去,人家排队抢的咯!”

时间长了,他渐渐被周围人熟知。因为蛋雕在俄罗斯比较有名,附近外国语大学的俄语老师成了他的常客,定价50元,他们会给100元。这给袁家钊了信心,“我这个东西还能值一百?”

有位70多岁的老人看过他的蛋雕作品后,曾断言他不出两年就不会来这里了。袁家钊感觉像是遇到了伯乐,偷偷刻了一个兔子送给老人。

事情果真如老人所料。买的人越来越多,他来不及做,13个月后就不去了。

2008年,袁家钊搬到了淞南。他去居委会帮母亲办老年卡,看到门口的黑板上写着要举办家庭手工大赛。他就问工作人员,蛋雕可以参加吗?

“什么蛋雕?”对方不知道,也听不懂解释。他赶紧回家把“福娃”“鸟巢”“水立方”“熊猫”几个作品拿过来。对方一看,忍不住惊呼:“天呐!这是真的假的?”最终居民全票通过,拿了一等奖。

之后,他参加了世博会民间工艺品选拔,交了15个作品上去,两年后还给他11个,另外4个名为“上海风光”的作品入选了。

从事专业摄影的儿子替他高兴:“你终于出头了。”儿子从小看他刻蛋壳,从没想过这是个可以登大雅之堂的艺术品。

袁家钊骄傲极了,在QQ上跟朋友们大肆炫耀,觉得自己碰上了百年不遇的光荣,“不是代表我自己,是代表上海。”

在世博会现场,袁家钊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的作品,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自己第一次看见货郎雕蛋的样子。

袁家钊在展览会上向观众讲解作品。受访者供图

传承的困境

袁家钊说,他做蛋雕就是玩,玩了一辈子。没想到玩出了名堂,成了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淞南蛋雕技艺”的传承人。这项非遗技艺,目前上海仅有他一人。

谈及此,袁家钊原本平和的语气有些波动。他苦于至今仍未找到与他并肩作战的传承人。

早些年,他拒绝收徒。因为这门手艺很枯燥,他怕徒弟耐不住寂寞,学到一半就放弃。也有人来问他,“学蛋雕多长时间能赚钱?”他反感地回怼:“一想到钱,你就不要来学了!”

2012年,袁家钊开始在淞南文化中心普及蛋雕,免费授课,“不可能收费,收了就没人来了。”

在他看来,学生和徒弟并不同。老师只能教学生入门的技巧,而徒弟要继承师傅的衣钵。

袁家钊曾经被两名徒弟伤过心。一位上海徒弟学了几年后,为了自己独立申请到非遗项目,离开袁家钊去了外地;另一位来自广州,学了十年,因为广州申请非遗需师从本地师傅,最后就不认他这个师傅了。

袁家钊正在教授学生。受访者供图

目前,国内不少省市都将蛋雕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也有许多人专职从事蛋雕艺术。袁家钊认为,蛋雕入门很简单,但要制作出让人欣赏的作品,则需要更漫长的磨练与忍耐。

“急功近利的人总比静下心来的人多。”他无奈地摇了摇头。

他现在只收了一名六年级的小徒弟,担心随着徒弟学业压力增大,孩子会中途放弃,所有的努力又付之东流。他患有糖尿病,也担心自己因为并发症倒下,心爱的这门手艺将无人继承。

他愿意将技术毫无保留地拿出来,但比起技术本身,他更重视赋予作品的文化内涵。

比如他耗时六个半月完成的“山河锦绣”,蛋壳上设计了四个屏风,有大江、云雾、高山,连接屏风的是象征长久的蝴蝶扣。如果将蛋壳自右向左转动,可以看到太阳东升西落,永不停歇,寓意亘古不变的中国风光。

袁家钊作品“山河锦绣”。冯佳倩 图

疫情期间,他还记录下了淞南防疫的场景:防控员在路口测量体温,志愿者在街道喷洒消毒水。蛋壳顶部是一面党旗,将它放在转盘上旋转时,旗帜上的镰刀就如旋风一般,象征着张文宏那句风靡全国的金句:“共产党员先上”。

这些在一个又一个夜晚、费尽巧思孕育出来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已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又一个夜幕降临,袁家钊关掉工作室的灯光,轻轻合上门,和一个个精雕细琢的“孩子们”说了声:“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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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编辑: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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