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时代如何保护未成年人?
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在当今数字化时代,未成年人可以从网络中获得更多知识,却也不可避免地遇到来自网络的挑战与危险。如何帮助未成年人应对网络欺凌?如何提前预警青少年极端事件发生?
6月1日下午,由上海社科院绿⾊数字化发展研究中⼼、民进上海市教委直属系统委员会主办的“加快数字社会建设,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数字社会建设与未成年⼈保护座谈会在上海社会科学院总院总部举行。
会议现场
“少年强则青年强,青年强则国家强。社会环境的变化十分激动人心,当下的数字社会涉及到生活和社会治理等方方面面,对青少年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各行业专家学者今天到场,希望从各自的角度提出真知灼见,真正让孩子们在这个新的时代,新的发展阶段能够健康成长、快乐成长,解决一点家长的焦虑。”上海市⼈⼤代表、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王振在会议开始时发言道。
建立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系统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主任、上海市⼉童发展研究中⼼主任杨雄首先提醒大家,如今青少年极端事件的比例在逐年上升。“近年来上海的未成年人意外伤害事件发生率一直是比较平稳的,然而在疫情期间,发生几率出现了不小幅度的提高。这个势头不仅仅在上海出现,全国的情况也是如此。”
上海社科院社会调查中⼼主任、上海市⼉童发展研究中⼼主任杨雄
谈到归因,杨雄认为去年疫情中断了正常生活是一个诱发条件,另一个原因则是数字化时代的影响。“现在孩子接触虚拟化社会早于现实社会,很多孩子话还说不清楚,都可以自己解锁密码。你怀疑他多动症吧,给他一个手机,他一动都不动。”
杨雄透露,过去一年间,公安部门通过手机终端拦截下来的自杀事件多达40多起。然而这其中又涉及到未成年的个人隐私保护,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身心健康监护也是一个争议点。“有的专家提议每个孩子发一个智能手表,可以测体征信息与压力值,但孩子们也会掩饰,有时候测出来并不完全准确。还有一部分学生是激情犯罪、激情自杀,平时很正常、学习很好的孩子忽然做出了伤害自己的事情。另外,公安和教委掌握的信息不一致,所以需要各方合作,来预防未成年人的自我伤害。”
针对现状,杨雄给出了几点建议。第一,构建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四位一体,防止青少年心理危机的体制,应该由教委牵头;第二,教委已经推出了全员导师制,就是所有的老师都要来关心青少年的心理问题,哪怕你是数学或者是计算机的老师;第三,上海教委建立了“一人一档”制,每个学生都有档案,但是要进行筛选和区分重点人群; 第四,尽快健全整个上海以及全国的卫生心理咨询的联合体制,通过政府购买的方式,使得更多的心理学家进入队伍;第五,对家长进行培训,家庭教育核心问题是引导孩子,但是重点是教育家长,很多孩子的问题是家长带来的;第六,对青少年要加强抗抑郁教育和抗压教育;第七,充分发挥社联、共青团、妇联等各种社会组织的作用;最后提倡大家改变评价认知,我们要培养的不是A型人才社会,而是X型人才,大家各有所长,而不是唯分数论,每个孩子的特长是不一样的。
上海市电化教育馆馆长、宝山教育局副局长张治非常认同杨雄提出的各方协作建议,“教育孩子的问题不仅仅是教育系统的问题,很多人都把这个问题归到教育,实际上教育系统是很无辜的,因为很多教育部门的能力和职责不是全部,需要各方各面共同协作引导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再者就是拓宽赛道,除了考大学是不是还有别的路径,过多聚焦于学历文凭和分数,这是由于社会文化的胁迫导致人的扭曲。”
构建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预警模型
看不见的校园欺凌
数字化时代,网络校园欺凌更加棘手。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易为与会专家展示了一桩案例。一位高中女生,在知名问答社区上被她的同学点名道姓地提问“某某学校某某班女生人怎么样?”“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带有预设性和攻击性的,这个问答的浏览量达到了七千多次,几百条回答。这会带给这个高一女生什么样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个女生找到了律所咨询,在律师的干预下,这家问答社区网站删掉了这条回答,但并没有道歉,也没有为这位女学生发声。”李易提醒大家,这样的网络欺凌并不在少数,然而能够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的可能不到千分之一。
上海社科院绿色数字化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李易
李易说:“2019年上海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个未成年人白皮书,其中提到校园欺凌是校园伤害的一个重要诱因,一半以上的最后发展成为网络欺凌、网络恶意传播和网络暴力。七成的未成年人犯罪和六成的未成年人被害刑事案件都存在未成年人不正常接触网络不良信息的问题。所以它是一个双刃剑,他一方面被害,一方面害别人,现在这个问题确实很复杂。所以未成年人欺凌现在呈泛在化的趋势,有时空性、群体性和持续性的特点,网络的浏览记录有时候是永久存在的,即便删帖了,依然能够找到记录。”
根据最新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12月底,中国网民人数逼近10亿,其中在校学生是一大主力军。李易将学生网民称为“数字原住民”。李易说:“数字原住民的特征就是不惧权威、去边界化、碎片化。现在孩子的视野广阔,什么都知道,但碎片化信息导致逻辑匮乏,极易被影响。还有就是拜搜化,什么内容都可以搜一搜得到答案,深度思考与自己琢磨的能力降低。数字时代是成人世界的大门毫无遮蔽地向未成年人敞开,他们随波逐流,进入到一个充满战争与追求财富的成人世界,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警惕。”
人工智能、大数据与心理学结合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人工智能如何为未成年人保驾护航
校园里装了这么多的摄像探头,那么能否加上算法后,做到异常行为预警?上海市电化教育馆馆长、上海市宝山区教育局副局长张治就“数据智能助力未成年人保护”这一主题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张治说道:“比如视频拍到一个孩子在某个地方徘徊,就可以捕捉到这个异常行为发出预警。我曾找过一家做视频处理技术和分析的上市公司,他们表示这个从技术上是可以实现的,但目前没有一个学校提出这样的需求。我们在保护青少年方面看似装备很现代化,但其实技术层面含量很低。现在校园的摄像头形同虚设,只是起到记录、存储和回放的作用。”
张治指出,大部分人自杀之前是经过长达一个月的纠结期,冲动型自杀极为罕见,特别是中学生自杀之前有长达一个月的纠结期。部分学生在自杀之前有自残行为、服药行为等。很多人在自杀之前有异常行为,比如说正常交作业的突然不交了,比如说突然在楼顶上徘徊。
“能不能追踪孩子发生极端行为前的记录?我们希望通过人工智能的技术,构建高度可信的中小学生心理危机预警。然后形成长期目标,通过复盘数据集和学生心理健康的数字档案,每个人构建一个数字档案,这个档案平时都是隐私,一旦有预警的时候就可以定位。数字档案是有必要的,建立好之后最大的问题就是伦理的边界和法律的边界,我出于保护而制定它,包括为了救他而触碰他的隐私,这个可以不可以,这个问题要严肃地讨论,否则我们永远避免不了悲剧。”张治说。
预警机制模型
“另外就是学校的维度,包括学业情况、教学理念等等,我们通过这种方法构建数据集,现在这个数据集一般来说是人工智能进化的阶梯,如果我们有了这个数据集,人工智能才能更好地通过机器学习找到这个规律,如果没有数据集,算法是不会精准的,这个也是事实,现在我们通过这样方法尝试构建。”张治说,通过这种方法构建心理健康的数字档案,都是可以实现的。
同济⼤学校董、爱⽴诚教育集团董事长李懿也表示,学生坠亡事件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学校,在惋惜和同情的同时更应该把讨论的中心放在如果落实好未成年人的关爱和保护,落实在数字化时代,怎样把学生培养好、教育好。数字化时代无处不在,数字化教材、数字化课堂、数字化学习、数字化评价、数字化生活,这就是一个数字化的海洋,青少年在海洋中游泳时,网络保护的规定,就是孩子们在数字化海洋中的救生圈。有了“救生圈”后的下一项工作是要让学校、家长、社会、政府明确重要性,并指导如何使用。数字化时代,最重要的还是要五育并举,德育为先。
座谈会最后,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倪闽景表示,幸福权、发展权、生存权在数字世界上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是要让数字世界充满阳光,二是我们的社会终究会不再焦虑。他坚信我们会走过这个阶段,孩子们现在碰到的困难终究会过去,这些都是我们对孩子成长的关心与当下面临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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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辑:瑪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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