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接收日本战犯70周年︱新中国为何宽大处理日本战犯？

新中国接收日本战犯70周年︱新中国为何宽大处理日本战犯？塞门娅 距今70年前的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小镇绥芬河车站，新中国政府接收了苏联政府移交的969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该所之后又陆续接收了由其他公安机关转来日本战犯4

距今70年前的1950年7月18日，在中苏边境小镇绥芬河车站，新中国政府接收了苏联政府移交的969名原侵华日本战犯，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该所之后又陆续接收了由其他公安机关转来日本战犯4名。故抚顺战犯管理所在20世纪50年代初共关押日本战犯973名。其中属于军队系统的607名、关东军宪兵队系统116名、伪满洲国铁路警护军系统55名、伪满洲国警察系统146名、伪满州国司法行政系列的官吏49名。属于将校级和相当于将校级的二百余名，尉级及以下七百余名。

从人员构成看，这些战犯绝大部分是侵华一线的基层官兵；另有负责军队指挥作战的旅团长、师团长；更有伪满洲国高级行政长官、各行政职能部门的高级官员、末端的政策执行者；还有在日本侵华战争中负责细菌战、谍报战的机关要员。这个特殊的群体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侵华集团的缩影。其中，在侵华战场实施“三光政策”的军队占多数，原侵华日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为军队最高指挥者之一，也是这批战犯获释回国后成立的和平组织“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简称“中归联”）的首任会长。正是这名职业高级军官，接受新中国的管理和教育后实现对侵华历史认识的转变，余生全身心投入到了“中归联”“反对侵略战争·促进日中友好”的和平活动之中。这批战犯获释回国后始终有半数左右坚持在战后日本社会从事和平活动。2002年4月，“中归联”总部因高龄解散，其中一部分人将之前的“支部”（山阴支部）改成“中归联”（山阴中归联），誓言坚持到最后一个人。部分原“中归联”成员在总部解散后也一直以个人身份从事证言活动，向日本社会讲述日本侵华战争真相以及中国的和平政策。

“悔罪教育”

“中归联”成员的认罪，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奇迹”。近年来，又有部分日本学者认为新中国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是争取日本“中立”离间日美关系等的“外交牌”。如果单纯从将忠实执行“三光政策”的“日本鬼子”转变为反对战争的和平人士这一结果看，倒也是不可思议，但实际上，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管理是基于国际惯例给予日本战犯人道主义待遇基础上进行的，而对日本战犯的教育则是中国共产党优待俘虏、改造旧军队等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一贯方针和政策的延伸与发展。至于宽大处理日本战犯，更是新中国人民民主法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一个发展。从结果看，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是成功的，但并非把全部战犯都改造过来了，而且过程也是充满了艰辛和曲折的。

对新中国来说，管押大批国际战犯尚属首次。如何管理这些顽固嚣张且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侵华日本战犯，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并没有经验。探索就意味着失败，比如，战犯入所初期的身份之争：战犯入所初期，为便于管理，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处理战俘时“和缓矛盾，减少敌对”“在管理方法上要少刺激或不刺激他们，使他们对我们的管理不引起仇恨，不增加敌对”等一般方针，战犯入所初期看到房间内张贴的《监房规则》中的落款处“战犯管制所”的“战犯”二字不满而撕掉踏在脚下，管理人员便去掉了“战犯”二字。但这种“老办法”不但未解决罪犯的各种错误认识，反倒增加了罪犯恐惧心理和敌对情绪，在工作上造成被动，使罪犯的思想更为混乱。而初期忽视教育的“猪倌式”管理方式也使得部分将校级战犯嚣张不可一世。然而，多年后发现，初期反抗激烈的战犯大多获释回国后积极参加反战和平活动，如藤田茂、岛村三郎、山冈繁、泽田二郎等等。

抚顺战犯管理所在中央政策指导下对日本战犯进行的管理之正确性已经得到时间的验证。首先，在中国方面的人道主义的管理下，战犯的身体健康状况明显得到改善：平均体重由1951年的56.6kg增至1953年的61.1kg；肺结核的人数约减少一半，死亡人数由1952年的21名减至1953年的4名。末梢神经炎等也大幅减少（图1）。健康问题的改善，稳定了战犯的情绪，也为接下来的侦讯工作奠定了基础。

图1 抚顺战犯管理所1951-1953年日本战犯健康状况变化图

1950年10月，因朝鲜战争爆发，抚顺战犯管理所北迁至哈尔滨，将校级战犯关押在道理监狱，尉级及以下战犯在呼兰监狱。

呼兰监狱的七百余名下级年轻战犯中，80%是日本劳动人民的子弟，这其中90%以上是应征入伍当了兵或生活所逼当上了官吏的。当时日本国内找工作困难，所以大批人员自愿报名到伪满政府当上了官吏，年龄绝大部分是三十岁上下，总的思想情况是不认罪。这些年轻的战犯对管押不满和反抗心是最强烈的。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某部营教导员的吴浩然了解到上述情况后，为稳定年轻战犯的情绪，以谈心诉苦的方式率先对尉级及以下战犯开始了教育。一部分战犯联想到自己受剥削、受压迫的家史，痛哭不止，思想感情开始发生变化。就这样，吴浩然从下级士兵中找到了突破口，为接下来的理论学习以及后期大规模开展的认罪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相对于下级战犯，将校级战犯一直顽固嚣张。1952年2月，周恩来指示对日本战犯进行“悔罪教育”，战犯中自此开始了大规模的认罪学习。

周恩来之所以下达“悔罪教育”的指示，也是源于其丰富的旧军队改造的成功经验。彼时正在朝鲜战场英勇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就是典型的例子，这是一支被中国共产党教育改造的国民党起义部队，这支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打出了军威和国威，获得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彭德怀等新中国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其荣获志愿军总部最高荣誉称号“白云山团”的第50军149师447团，前身就是辽沈战争中在长春起义的国民党军第60军暂编21师63团。这支滇军旧军队内部也曾盛行打骂士兵恶习，该军“起源于云南陆军讲武堂，早期讲武堂启用的教官多为留学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自然承袭了日本军阀野蛮的治军方式”（高戈里著《心路沧桑：从国民党六十军到共产党五十军》，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4月，211页）。如今这支部队在朝鲜战场上英勇作战屡立战功，可见新中国领导人对日本战犯进行的悔罪教育的指示，只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部分延伸。所不同的是，日本战犯人员构成更为复杂、接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时间更长、程度更深，并兼有语言障碍等。悔罪教育具有可行性，成功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事实证明，两年后的1954年3月，最高人民检察院东北工作团开展侦讯工作时，已有50人左右战犯通过教育实现了转变，表现比较好了。其余的600余名表现一般，200余人表现差的主要是将校级战犯，他们公开抗拒管理，否认侵略犯罪行为，否认战犯身份和应负的刑事责任。有的战犯认为“中国无权处理”，要求把他们送交国际法庭，甚至猖狂质问东北工作团“懂不懂国际法”，表现极端反动傲慢。根据中央指示“上层从严，下层从宽”“少数从严，多数从宽”的原则，工作团把审讯的对象锁定在了245名将校级战犯，采取了巩固和利用确有转变的，教育提高较好的，争取表现一般的，动摇分化较坏的，揭发打击和孤立顽固反动的等中国人民解放军一贯的斗争策略，贯彻了管理和教育相结合的方针。一年后的1955年3月，表现好的增至300人，而表现坏的则由200余人降至50余人，人数减少160人左右（图2）。

图2 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在侦讯期间的思想变化

战犯回国

1956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关于处理在押日本侵略中国战争中战争犯罪分子的决定”，决定了宽释大多数，审判极少数，并一律不判死刑和无期徒刑，对于判刑的在服刑期间表现良好者还可以提前释放的宽大处理原则。最高人民检察院根据人大常委会决定精神，对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职位高罪恶重大，或职位虽低，但罪行特别突出的具有充分证据的36名战犯，按其不同的犯罪性质和特点，先后分两案（高级军人一案、伪满高级行政官吏一案）交付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依法进行了审判。对其余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决定从宽处理，免予起诉并释放。

大批获释回国的战犯于1957年成立“中归联”，成员包括全体获释战犯，图3汇总了“中归联”会员会费缴纳的情况（部分年份）。图3可以看出，60年代“中归联”组织分裂前，缴纳会费的人数基本稳定在400余人，1962年一度超过500人。

图3 “中归联”会员会费缴纳人数及赞助会员人数情况统计

需要说明的是，1956年夏，与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同时获释的还有太原战犯管理所的120余人。从图3可以看出，即便减去“太原组”全体人数仍可发现“抚顺组”积极参与和平活动的人是多于1955年的，这就意味着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战犯，在1955年3月至1956年6月大批释放前和回国到1957年初“中归联”组织成立，又有相当数量的战犯实现了思想转变。结合图2和图3可以发现，日本战犯获释回国后，认可“反战和平·日中友好”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并始终保持了稳定，直至2002年其总部因高龄解散。

图3中还需说明的是，1966年2月“中归联”分裂成“正统”和“中连”两个阵营，1986年10月，双方结束长达二十年的分裂，基于“求大同存小异”再次实现统一，成为同期日本社会分裂社团中唯一实现统一的。“中归联”之所以能够统一，也正是源于他们“在抚顺、太原的共同经历。“中国人民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给予了我们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支持和帮助，使我们彻底否定了鬼畜不如的前半生，认识到了作为一个人应有的自我认识和责任，拥有了为着光明的未来而反对侵略战争，捍卫和平，为实现日中友好而奉献我们后半生的志向”。正因为如此，在长达二十年的分裂期间，“中归联”成员活动的宗旨始终未离开“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之初衷。抚顺战犯管理所再次成为该组织再次统一的纽带，“抚顺精神”使得“中归联”成员将“反战和平·日中友好”信念贯穿其后半生，他们坚信“认罪思想是日中友好最为必要的原点”。

“中归联”分裂期间，“中归联（正统）”的活动在“反战和平”的同时侧重“日中友好”，而“中连”则是在不为中国政府认可的情况下坚持了二十年“单相思”式的“日中友好”。期间“中连”深刻思考后将和平活动定位于“以证言为中心”，会长先后由岛村三郎、杉原一策和富永正三担任，期间岛村三郎的《中国归来的战犯》、富永正三的《一个B•C级战犯的战后史——真正的战争责任是什么》等细致地描写了作者感情和认识的变化过程。富永正三则在认罪的基础上，追问着什么是战争犯罪，谁才是真正的战争责任者，主张关于战争责任，“执行者承担作为执行者的责任，在此基础上追究命令者的责任”。这也是他们在中国、在抚顺学到的“认罪的基础是对自我行为负责任的态度”。“中归联”成员之所以能够认罪，在于其自身“由受害者的意识向加害者意识的转变，由回避责任的态度向承担责任的态度的转变”。

宽大处理

新中国对日本战犯的处理，是基于大量严密的侦讯工作基础上进行的，对大批战犯免于起诉宽大释放是中国人民民主法治在刑事诉讼方面的进一步发展。“免于起诉”是在肯定战犯在侵入我国期间的行为在法律上已经构成战争犯罪，应当予以严惩，但是，鉴于他们悔罪表现和某种客观原因而不交付审判的一种宽大处理的措施，通过严肃的法律手续和具有政治意义的形式，庄严地宣布宽大处理，免于起诉即行释放。

综合当年负责对日战犯处理的时任总理周恩来的观点，新中国宽大处理日本战犯主要由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一、重要战犯，在日本军国主义投降后，已由蒋介石代表中国设立国际法庭处理了；二、中国关押的一千多名日本战犯，除一部分罪行严重外，绝大部分罪行比较不是那么严重，而且在关押期中又有不同程度的悔罪表现；三、民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杀掉一个，100个也容易得很。我们还是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们完全有信心把他们改造好。冤冤相报何时了；四、战后中日两国的情况起了根本的变化，中国是站起来成为一个新的国家，日本处在一个和从前不同的地位，不再是侵略别人的国家，而是反过来受别人压迫。这就引起我们很大的同情,这就使我们两国人民愿意站在同情的地位互相接近、互相友好；五、之所以对一小部分日本战犯判刑，也是为了“对中国人民要有个交代”。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抗战的目的就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使中国得到完全的解放”。到了50年代，新中国已经开始全面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新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都说过，百年来，中国人民已经受够了外来侵略之苦，毛泽东曾说“我们自己曾是被欺侮的，知道受欺侮的滋味不好受”。周恩来曾说“我们懂得这个痛苦，我们同情别人的苦难，我们不愿把这种痛苦加在别人身上”。周恩来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对外侵略行为，不仅使中国人民和远东各国人民遭受了巨大损失，同时更使日本人民蒙受了空前未有的灾难，日本爱好和平的人民将会记取这一历史教训，不再让日本重新军国主义化和重新对外侵略。对中日关系，周恩来表示：“近六十年不好的中日关系已经成为过去，希望两国关系在历史上友好的基础上得到改善。”但在对日本侵华战争的问题上，周恩来始终有其坚持的原则，即毫不含糊地正视历史，以史为鉴；在这个基础上，坚持向前看的方针，着眼于解决今后的问题，用长远的眼光看待日本战犯问题。

对于日本战犯的处理，中央的指示始终围绕着“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日本战犯的组成虽然复杂，但“他们侵略中国，残害中国人民，他们自己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有的家破人亡”。所以抚顺战犯管理所和东北工作团在侦讯中耐心地启发教育，最终将其一部分改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与争取和平的朋友。事实上，新中国政府对国内战犯和国际战犯都采取了“一个不杀”的政策，目的也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历史证明，新中国对日战犯的处理，基本实现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目的。

“中归联”成员感激中国政府的宽大政策，更认同周恩来的主张，其组织成立时将会刊取名为《向前向前》（原文为《前へ前へ》1957年1月30日创刊），1997年6月创建的与日本“自由主义史观”言论平台季刊《中归联》（原文为季刊《中帰連》），封底为醒目的八个大字：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用于表明该组织的目的：反对侵略战争，贡献于和平和日中友好。创刊号封面则是1972年11月周恩来接见“中归联”首任会长藤田茂的巨幅图片。

图4 《向前向前》

图5 部分季刊《中归联》

虽然“中归联”这个组织的发起人是1956年大批获释回国的下级战犯，但1957年藤田茂提前获释回国后即担任“中归联”首任会长，成为该组织和平活动的象征。藤田茂作为职业军人，前半生为了天皇，忠实履行了“皇军”的职责；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实现思想转变后，作为战争加害者，凭着职业军人顽强的毅力，坚定地反对战争，将后半生奉献给了反战与和平。

综合“中归联”活动轨迹可以发现，这批战犯获释回国后起初的愿望是促进中日友好，但之后发现战后日本社会对历史的认识还停滞在战前和战时状态，跟自身被移交给中国政府初期是相差无几，甚至渐行渐右，才逐渐将活动的重点转移到了战争证言、向日本社会说明战争真相，以制止战争。而随着战争证言的演讲，进一步促进了其自身对侵华历史、对抚顺战犯管理所经历的反思。作为侵略战争的加害者，他们希望自己深爱的祖国日本能够正视历史，直面战争责任，不再重蹈覆辙，与亚洲各国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这完全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利益。

时光荏苒，自新中国接收日本战犯至今，七十年过去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也75周年了。回顾历史，“中归联”——这个人类社会特殊时期产生的特殊群体，这千余人不平凡的一生，似乎给我们留下了更多思考。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