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的张力从何而来（下）：城市化与技术创新

经济增长的张力从何而来（下）：城市化与技术创新蒋雯丽和黄轩近况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城市有自由，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那样的血缘与宗法的统治。城市的经济增长是超线性的，从而优于线性

三、城市化与经济增长

城市化是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的。城市是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城市有自由，因为它基本上不存在农村那样的血缘与宗法的统治。城市的经济增长是超线性的，从而优于线性的增长， 城市经济的这种增长特性带来两大乡村经济所没有的优势：一是报酬递增；二是非常长期的生命周期。

城市经济的报酬递增效应源于马歇尔所说的聚集效应。聚集效应主要来源于现代工业生产在空间上的集中与距离上的彼此接近所带来的好处，马歇尔把这种好处归结为以下三大聚集效应：多元化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技术溢出，以及产业链分工带来的专业化生产。以上三大效应不仅带来了马歇尔所说的范围聚集与报酬递增效应，而且大大彰显了城市经济增长的张力。

城市为何会有非常长的生命周期呢？美国物理学家韦斯特对此做了很好的解释。韦斯特认为人的生命周期与企业的生命周期都是有限的，但城市的生命周期却要长得多。原因在于人的生命周期曲线和企业的生命周期曲线都会随着“规模”扩张而从最初是超线性的变成线性和亚线性的，但是城市的生命周期曲线则往往会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变成超线性的。比如人老了，新陈代谢率会降低，细胞再生能力会下降，最终导致器官衰竭，走向死亡。企业规模扩大了，企业管理会变得越来越复杂，管理投入就会递增，管理的能力跟不上因规模扩张后产生的复杂性，这个复杂的系统就会因为无序的反馈而趋于瓦解或者崩溃。但是，城市经济就不一样了，根据韦斯特的研究发现，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成本是递减的（属亚线性），而城市规模扩张所产生的收益则是递增的（属超线性），这种趋势几乎长期不变，以致城市可以拥有很长的生命周期。

马兹达·阿德里在《城市与压力》一书中又进一步对城市发展中的线性问题做了更为仔细的分类，他认为在城市经济发展中，随着人口数量增加和规模扩张，在注册专利数、收入、艾滋病传播、犯罪等方面的增长率都为超线性的，它们平均要比线性增长高出15%，导致这种报酬递增的原因在于城市经济发展中特有的、社交网络的乘数效应，而且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生活在城市经济中的每一个人都是乘数，除非他拒绝一切社交，当然，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能源消耗、水电消耗的增长率则是线性的；而加油站数量、公路网、有轨交通或电线铺设等基础设施的增长率则是亚线性的，其平均增长率要比城市人口规模增长率低15%。

综合以上三种不同线性的增长率，我们可以发现，城市规模扩张所带来的产出是超线性的，而其成本大都是线性（能源与水电消耗）与亚线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则基本上都是亚线性的），在城市扩张的成本中，只有疾病传播和犯罪率少数几项是属于超线性的。把城市扩张带来的成本与收益做成一张城市经济的“资产-负债”表，那么不难发现，在这张资产负债表中，资产的增加速度远远要快于负债增长的速度。据此可以得到几个基本结论：城市经济规模报酬递增，城市的生命周期接近无限，城市经济张力强大。正因为城市经济具有以上特征，所以城市化势不可挡，世界现有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世界总人口的50%以上，根据联合国的《世界人口展望报告》，到2050年世界城市人口将会达到世界总人口的三分之二以上。以致我们可以这样说，世界正在变成城市。

有必要指出的是，以上所说的是城市发展的普遍规律，但也有不少数量的城市未能走上超线性发展的道路，从而遭遇了“城市失败”。大部分走向失败的城市都违背了韦斯特原理，那就是没有实现城市经济本该有的产出报酬递增与成本投入递减的超线性增长。导致城市经济未能实现超线性增长的原因在于：

第一，产业结构单一。对于这样的城市来说，当一个主导产业消失时，便会给城市带来毁灭性的打击，因为主导产业的消失会导致马歇尔所说的劳动力、技术与供应链这三大聚集效应的消失，最终导致城市经济发展中的正外部性的枯竭,比如上文中分析过的格拉斯哥以及底特律就是这样的典型城市；

第二，没有工业。工业消亡是一种经济上的失败，没有工业，就只有依靠服务业、房地产和金融（当然并不是每个城市都适合金融交易的），其后果大都是收入分配差距扩大与增长衰退，在这方面新加坡与中国香港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缺乏自由。包括人口的自由流动、信息的自由流动，以及自由的思想。城市因为是自由之地，才胜过乡村，才创造了工业文明。所以城市与自由须臾不可分。从实践中看，失败的城市大都是不自由的城市。首先，就像地理学家威廉姆·迈耶所指出的那样，在专制集权国家，人口流向城市是不自由的，因为人口向城市集中会增加政治反对派和发生动乱的可能性，人口不能自由流向城市必造成城市规模不经济。

其次，当城市的基础设施投入不足或者体系结构不合理，就会造成极高的通勤成本与面对面交流的成本，这样就会丧失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社交活动是一种产生新思想、新知识的活动，它带来头脑风暴、信息交流与知识溢出，是城市经济报酬递增的重要源泉。

最后，错用互联网的城市会面临巨大生存危机，互联网平台用线上交易取代了线下传统的商业活动，从而让城市归于萧条。城市除了让人工作之外，还得让人可以生活，并且必须是丰富而又有趣的生活，其中消费购物是丰富而又有趣生活的基本组成部分，没有了消费购物的乐趣，城市的吸引力就会大大下降。更为重要的是，在互联网经济的冲击下，当人们居家办公和购物消费时，那么作为城市最为重要的社交活动与面对面对的交流也就会随之消失，于是，头脑风暴偃旗息鼓、信息交流碎片化与数字化、没有知识溢出只有算法偏见，城市就将从一个大熔炉变成一个空间密集的“现代村庄”与“钢精城堡”，天空下已无经济增长的张力。

为了避免城市的失败，为了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张力，城市发展必须多元化，城市必须拥有强大的工业，最为迫切的任务则是要迅速拯救那些已经被置于互联网统治下的城市。

四、动态的技术创新

什么样的动态技术创新可以带来经济增长的张力呢？这需要对不同的对象主体加以区分。

对于一个企业来讲，只要能够提高生产率或者产品品质的创新就会获得市场竞争优势；对于一个城市来说，凡能实现超线性发展的创新都可以获得经济增长的张力；对于一个小国而言，不管是工具体系创新还是最终产品创新，只要能够进入国际技术前沿，便可获得经济增长的张力，比如专事国际软件分工的爱尔兰，以及理查德·戴维斯在《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一书中极为推崇的、依靠芬兰而进入国际资讯产业前沿的爱沙尼亚。

但是，对于大国乃至于整个世界经济来说，仅有工具体系的创新是不够的，还必须要有能够推动经济周期向前演化的最终产品的创新。提高生产率与产品品质的创新可以为企业带来竞争力、提高利润率，但不能推动周期演化，在市场需求既定的情况下，不过是产能与利润在异质企业间的一种再分配。城市经济中能够带来超线性增长的创新不一定可以开启新的经济增长周期，假如城市的各种创新带来的是城市活力、自由与收入的增加，那么它主要改变的是人口在乡村与城市的分布，当然由城市创新所造成的自由活力很有可能成为推动新周期的最终品创新的促进因素。工具体系创新主要是用来提高生产率的，并且经常会产生再分配效应或者替代效应，比如用蒸汽机替代手工织布机，用内燃机替代蒸汽机，用流水线替代单机作业，用多维互联网替代单维的有线通讯等。但是，只有最终品的创新才能满足人类未被满足的需求，才能通过增加消费的基数效用、改变消费的序数效用来扩大市场需求、推动经济增长。在这个过程中所发生的不是再分配效应或者替代效应，而是增长与收入效应，经济增长的张力由此而生。

至此，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能够带来经济增长张力的创新只能是可以把经济增长引向新的周期的最终品创新。从纺织品到家电、再到汽车、直至今天的个人电脑和手机，最终品的创新提供了强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以致世界经济中每一次长周期的演变所带来的结果都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向着更高生活水平的升华与进化。

五、一个简单的总结

最后，我们将以中国为例，对以上各节所讨论的问题作个简单的总结。

中国是一个非常有经济韧性的文明，从而导致中国成为世界上文明未曾出现断层的经济体。中国的经济韧性来自于大国的规模经济，特别是各朝政府都无法将之彻底剿灭的自发性非正规市场。即使自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走上了中央集权的道路，但没有一个朝代拥有这样一种能力，用“组织”对市场进行完全的替代，从而将市场力量彻底剿灭。相反，任何一个朝代，只要竭尽全力、耗尽资源去消灭市场力量，经济韧性就会随之消失，等待它的必定是刚性的帝国覆灭。

随之而来的新王朝，将会基于历史的记忆或者现实的困难，采取各种各样有利于经济复苏的“新政”（当然不是新的文明）来恢复经济增长、实现经济复苏。简单地讲，就是赋予人们更多的自由，放松对市场的管制，直至让市场交易合法化。在这方面，唐宋两朝做的相对较好，从而造就了中世纪中国的繁荣。并把中国文明发展的曲线推到了最高点。随后的各朝在文化上越来越保守（重农）、在政治治理上越来越集权，这既与统治者的身份特征有关，也与外部入侵（早期是北方游牧部落，中世纪之后是西方的工业文明）有关，于是经济复苏的能力几近消失，从而导致中国文明发展的曲线由高点向低点的跌落，直至近代被西方所超越。

虽然中国的文明发展没有出现过断层，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却发生了一个由盛转衰的演变过程。从夏商周到秦汉隋，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主要依靠外在的领土扩张（可参见中国历史地理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建立大一统的帝国，获得大国经济的优势。唐宋（宋朝的国土面积相对于秦之后的各个主要朝代是最小的）两朝则主要是依靠分权（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和正规与非正规的市场交换制度（包括内贸与外贸），把中国推向盛世，并且达到世界高点。但是在元朝之后，中国便失去了经济增长的张力。从国家的政治治理上来看，元清两朝是种族主义的，这导致大部分被异族统治的人们是没有自由的，而明朝的统治则是高度集权的，明朝的皇帝通过剥夺“相权”、“将权”和“言权”把精英治理变成了个人独裁。从国家治理的理念上来讲，重新回归保守的“重农主义”，反对包括内贸与外贸在内的商业活动。最后，历史地形成的、把“帝制”（源于秦朝）、“儒家文化”（源于汉朝的独尊）与“科举制度”（源于隋朝）三者捆绑在一起而形成的布罗代尔“钟罩”又弱化了中国文明转型的能力。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帝制”、“儒学”与“科举”三者被人为捆绑在一起的时候，便会产生强大的“正反馈”效应：“帝制”通过儒家文化的“形而上”成为正统；“儒学”通过“科举”而成为圣典；“科举”把所有知识分子变成维护“帝制”与“儒学”的既得利益者。这种正反馈效应导致内生性经济张力的匮乏，唯有依靠外生性的张力来推动经济增长，要么是依靠领土和人口的规模扩张，要么是依靠体制外贸易或对外贸易。当蒙古人入侵导致中国人口减少，当明朝政府重农抑商、紧缩通货、禁止海洋贸易，当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割地赔款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张力几乎消失殆尽。于是中国文明发展的轨迹就像一条抛物线，经由夏商周和秦汉隋慢慢升起，在唐宋两朝达到中国历史和世界文明的高点，然后在元明清三朝期间逐渐下沉。

1905年清政府废除了“科举制度”，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1919年的“五·四运动”废儒学兴新学，从而释放了自由和市场力量，并且有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兴起，中国文明开始了从农耕向现代工业化的转型。其中，各种思想学说、各种政纲、各种转型道路之争辩此起彼伏。直至1978年的改革开放，我们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对内改革建立正规的市场经济制度；对外开放参与经济全球化。于是，我们既获得了内生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又获得了外生性的经济增长的张力。如果我们能够彻底践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强化市场经济建设和对外开放新体制的建设，我们不仅会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总量，而且也会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水平，中国文明的发展也将会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世界舞台。要到达这样的境界，我们一定要走出历史，而不是重新回归历史。

（作者华民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