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易：川渝石窟背后那些人的故事，更令人着迷

萧易：川渝石窟背后那些人的故事，更令人着迷漆黑之花 相较于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等，川渝石窟在很长时间里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甚至关于四川石窟的研究报告也相对少。 2020年11月，四川启动了石窟（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四川省（市）考古院

相较于敦煌石窟和云冈石窟等，川渝石窟在很长时间里并不那么为人熟知，甚至关于四川石窟的研究报告也相对少。

2020年11月，四川启动了石窟（含摩崖造像）专项调查工作，四川省（市）考古院及高校的240多位调查人员组成调查组，在8个月的时间里，调查了20个市（州）的2953处文物点，完成了专项调查报告。

报告显示，四川现存2134处石窟（含摩崖造像），列全国之首。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华严洞，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图为弥勒菩萨与弟子，也有学者认为弟子为祖师袁承贵。

在此之前数十年中，已有不少石窟爱好者和研究者自发探访四川石窟，进行田野调查并研究，萧易就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一位。

2008年，他受《中国国家地理》杂志邀约考察安岳石窟，与石窟结下不解之缘，十多年间，萧易不仅将足迹遍洒于巴蜀山间，考察游历了大部分石窟，并且陆续推出了《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两本关于四川石窟的专论。

前者考察呈现了四川石窟主要聚落的状态，并从历史的角度对石窟进行梳理，探讨了四川石窟历史分期和风格演变的脉络。后者则专注于道教石窟，进行梳理，阐清道教石窟的体系。

初见巴蜀石窟时，萧易曾为石窟与人间烟火比邻的存在状态而触动，他从有限的调查报告中寻找石窟踪迹，一处处探访。

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考察的视角也发生变化，他对石窟中的题记越来越感兴趣，在文字中抽丝剥茧，寻找其中的故事，相对矗立于山林间的石窟，石窟背后供养人、建造者们的故事，更令人着迷。

约萧易采访时，他恰好有两本新书处于收尾阶段，一本是关于巴蜀石窟供养人的专论，另一本是1939-1941年营造学社到达四川进行古建筑调查后留下数千张照片的整理工作。原该是最忙碌的阶段，但一提到采访关于巴蜀石窟的内容，萧易没有犹豫，欣然赴会。

丹棱石窟

四川营山，村民在残破的唐代佛像上抹上水泥，绘上眉目，俨然川剧脸谱。

看见石窟在这种的状态里，我很震撼

Q：最早是如何开始考察巴蜀地区石窟的？

A：2008年，《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向我约稿写一个关于安岳石窟的选题，之前我没有接触过石窟，我就借此机会去安岳考察了一下。安岳石窟的年代基本在唐、五代之后，宋代恰恰是一个最巅峰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一般都认为，四川石窟在唐代之后越来越衰退。为什么安岳会异军突起？为什么这里诞生这么精彩的宋代造像？我现在正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准备重新再写一写安岳。

Q：当时抵达安岳石窟，看到是怎样一个状态？

A：去安岳之前做了一些关于石窟的功课，四川石窟在当时很少能看到资料。比如说安岳，我们当时能够看到的材料，基本上是当地人写的一些书，论文也是零星的。有一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调查报告，错误也挺多。当时整个四川石窟的状态都是这个样子，安岳石窟是其中一个代表。

四川石窟到了中晚唐，规模一般比较小，基本以浅龛为主，保存也不是特别好。我们看到的大部分石窟，都在荒野里、农田里、果林里，或是在住宅边上，基本都是这样的状态。

安岳石窟是宋代石窟，有圆觉洞、毗卢洞、明山寺等等，它的造像非常精美。通常，我们都认为“唐盛宋衰”，意思是唐代之后没有造像了。但安岳石窟体现出来的美感，和唐代完全不一样。

比如，河西走廊上的唐代石窟，造像肢体有一种动态感，身体裸露也多，而安岳石窟造像呈现出一种非常沉静的美，佛、菩萨的身体被衣服遮盖，面部恬静、自然。这些风格和之前看过书里所论述是不一样的。

Q：你是考察了安岳石窟之后，对巴蜀石窟产生兴趣的吗？

A：其实触动最大的并不是安岳，我是去了安岳之后，对石窟产生了兴趣，后来就找资料，从资料里选择石窟去考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报告中，我找到了丹棱，觉得这个地方还可以，然后就去了。丹棱有两个重要的石窟，一个叫郑山，一个叫刘嘴。

郑山掩映在桃林中的大石包，其上开凿一两龛石窟。

郑山的石窟在山上，路很难走，只能够开一辆车。到了山顶，见到一座寺庙，可能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修的，还有一些居士在。山顶是平缓的，有许多石包，石包上开龛刻了许多唐代造像。山上载着许多松树，石窟在松树底下。还有许多石凳子，散落在草叶中，夏天时，野花开遍。

当时石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我很震惊——在这么个地方有这么个时刻，唐代造像就在你身边。

郑山的对面，叫刘嘴。我们到了之后，发现百余龛造像散落在田里，当地农民把蜂箱放在石窟里，果树结的果子低垂到佛菩萨造像面前。

许多石包上还有人住，下雨的时候，鸡鸭就跑到石窟底下……我不禁感慨：原来石窟还可以以这样一种状态存在着。

后来走了四川许多石窟，发现很多都是这样的状态。

刘嘴，村民的蜂箱就放在了唐代龛窟中。

Q：四川石窟处于这样一种状态的原因是什么呢？

A：对于四川石窟的研究，是从2015年以后，才慢慢开始去调查、编写内容总目的，即使到现在，完成基本数据的石窟还是有限，比如广元的千佛崖、皇泽寺等，但是同样在广元的观音崖，就还没有做。

安岳石窟其实也只做了几个地方。一些重要的数据才开始慢慢报告出来，在此之前，基本没有材料。这就造成一个困难，外面的学者，或者是不熟悉四川石窟情况的人，没有数据和报告，就没办法深入。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中国石窟一直有一个观点——“唐盛宋衰”，本来就不太重视宋以后的石窟，甚至在很长一个时间里，认为唐代以后就没有石窟了。所以，当时川渝石窟研究做得最好的一个点，就是大足石窟。1945年时，以杨家骆、马衡、顾颉刚、傅振伦等学者为核心的考察团考察大足石刻，民国时候，大足石窟就已经非常出名了。

四川省安岳县茗山寺大势至菩萨特写

Q：2012年，您的专著《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出版，当时是如何设计行书的结构的？是根据年代或者地区吗？

A：最开始还是想从年代为主，但是从年代为主就没有办法讲故事，比如说从初唐，然后盛唐、中晚唐，这样来的话就有点太学术了，普通读者接受不了。

后来写的时候，就考虑到四川石窟有一个特点，不同地域的石窟，在年代上还是相对集中的。比如说早期的广元、巴中，作为历史的重镇，石窟年代比较早。中晚唐的区域，在夹江、丹棱、邛崃，往往从东大路往资中、内江走，这部分的石窟是以五代为主。而安岳和大足，则是以宋代为主。当时，就考虑到把石窟的年代梳理出来，也想把地域的故事说出来。

四川省乐山市夹江县牛仙寺摩崖造像

另辟蹊径的道教石窟

Q：你不断考察石窟，方法、认识等等，是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A：石窟看多了以后，就会有一些观察和认识，比如说，我会问自己，一个地域的造像是否有共同的特点？

后来发现，在成都往东去重庆的这条东大路，过去一直忽视资中、内江，我在这些地方看了以后，发现东大路的造像，以中晚唐、五代为主，而后来大足、安岳石窟的慢慢形成，就像两个石窟中心，实际上是跟资中、简阳这条道路是有一个非常密切关系的。

再比如，中晚唐四川石窟慢慢衰落后，资中、内江等地的石窟开始兴起，内江东林寺、翔龙山，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造像，像不空绢索观音、地狱经变等，这些日后在大足和安岳石窟流行的题材，在这条道路上已经出现了。

Q：后来的《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也是在长年考察石窟而得的产物？

A：看多了就会有自己的观察。《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就源自于我经常看石窟时发现了一些道教石窟，体量非常小，我就想，道教石窟有没有一个自己的体系，能不能做成一本书？现在能看到的道教石窟，基本是北魏、西魏开始，造像相对少，但也慢慢出现了，唐代大量出现，基本上是以四川最为集中。

我们在野外看石窟时，经常能发现一些道教的龛窟夹杂其中。远远看来，可能会觉得道教石窟和佛教石窟比较类似，比如布局，三尊或者五尊。这是因为道教去开石窟的时候，并没有一些成熟的工匠，他只能找到给佛教开凿石窟的工匠，告诉要求。

比如道教的天尊，仿造佛教造像进行修改，把他的头发雕出来，还有许多重要的标识细节，比如道教要求穿鞋的，道教造像头上基本会带有头冠，两边的弟子，手上持着笏板等等。

做《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的时候，看资料时候发现彭州有一个石窟。彭州离成都也不远，但上山很困难，徒步三小时才能抵达。

现场有一块碑，上面说这里是典型的佛教石窟，造像有佛、菩萨、弟子等等。我一看，碑完全写错了，这个石窟其实是典型的道教石窟，造像是道教的天尊像，在一个石包上还有一个很大的玄武图案，从上面字迹看来，此处以前是一个道观，边上还有地基，地基上有许多残片。

其实，大量的道教石窟是没有被认出来的，一直被当成佛教石窟在看待。所以，我就想能不能专门做一本道教石窟的书。而且，我们确实能够发现，道教石窟输出的脉络其实是非常清晰的，从南北朝一直到隋，然后唐到宋、明清，脉络其实是比较清楚的。

大足三皇洞中的文官，面容清秀，丹凤眼微睁，柳叶眉上挑，超凡脱俗的仙家风范扑面而来。

Q：一般在石窟时，是如何考察的，主要看些什么？怎么看？

A：我觉得对于石窟，更重要的是从文化上对它进行解读，这个对于写作或写书，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度。比如说，唐代有一个大背景——唐朝立国以后给自己的政权神化，把太上老君认为祖宗，之前隋朝道教造像基本上都是以天尊像为主，到了唐，太上老君开始单独变成了主尊。实际上这是受政治影响非常密切的。

宋朝也信道教，但是没有办法再把唐朝的太上老君继续拿来信，因为宋朝皇帝姓赵，就开始想办法，如到了宋真宗时就说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祖先叫赵玄朗，是人皇第九子云云，就这样编出了一个圣祖出来。

但由于这是编出来的，没有群众基础，一开始宋朝推行圣祖信仰，在老百姓面前推行不下去，就想了另一个办法，把玉皇大帝的信仰抬高了。在此之前，玉帝虽然出现得早，但是一个很小的角色。

天篷大元帅，也就是中国人熟悉的猪八戒，被贬下凡尘前的猪八戒，真是勇猛神武、威风八面。

有趣的还有，道教其实非常了解中国人，中国人最喜欢两件事情：一个是升官，一个是发财，所以道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就是文昌帝君，明代中后期，文昌帝君造像就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题材，以清代最为兴盛。

清代时，道教失势了，乾隆不信道教，他让龙虎山的天师在本地传教，不再去外地。于是道教又开始走向民间，如一些中国人非常熟悉的神，如药王、财神，都是在那个时期变成了流行的题材。

石窟供养人和建造者的故事

Q：您如今再去之前看过的石窟，关注点有什么变化？

A：我这两年在做一件事，去年开始，我重走了许多石窟，一个是在找题记，我们重新发现了很多题记；另一个是在辨别之前报告里题记的真实性。我重走了许多石窟，发现了许多八九十年代的报告里其实是有问题的，不是抄漏了就是抄错了，或者是认错了。

巴中南龛摩崖造像全景

四川石窟和甘肃或者云冈还不一样，基本上是浅龛。敦煌等石窟，壁画上有墨书题记，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而四川石窟基本上没有这种墨书，而是在龛的旁边刻题记。题记也非常少，一个地方上百窟，可能就看得到两三窟是有题记的。我就想根据这些题记，结合一些金石材料等，能够从这个角度去看一看四川石窟。

比如去年年底，一个朋友在仁寿拍了几张照片，叫光芒千佛崖，离成都大约一个小时路程，我就去了。我惊奇地发现，这里的石窟有六龛，还有题记，且没有被公布过。

在仁寿千佛崖，时光恍若回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岩壁下的古道至今仍是当地人往来的通道。

题记大致讲了这么一件事情：这里在唐代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崇贤里，有九户人家。会首叫罗靖，他联合其他八户人家在广明二年开窟造像，自己造了一个延寿命菩萨。（ 延寿命菩萨此前在新疆和敦煌的石窟壁画中曾发现有，但是延寿命菩萨在四川石窟中没有出现过。）九户人家里，还有一个叫何戒伦，他造了一尊帝释天，帝释天在中国寺院中，一般是以诸天的形象出现，是护法神。为什么在唐代会出现这样一个帝释天单独造像的题材呢？

我发现，帝释天造像的下面有一龛是十殿阎王，旁边是延寿命菩萨。

我自己做了一个推断：唐代非常流行《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和死亡相关，给亡者造陀罗尼经幢，可以将他从地狱中拯救出来。在经中，帝释天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怜悯善住天子受七度畜生恶道身的业报，故去祇园精舍请佛救济之法。佛为说陀罗尼，佛告帝释天：“此佛顶尊胜陀罗尼，若有人闻一经于耳，先世所造一切地狱恶业皆悉消灭。”所以，帝释天充当的，是一个像传播者和倾听者的角色，且联系地狱十王和旁边的延寿命菩萨。历史上的广明二年，唐僖宗在黄巢起义之后刚刚跑到成都来，当时的四川甚至整个中国，都是非常混乱的。所以罗靖才会给他儿子去建造这样的佛窟。

看到一个石窟以后，我可能更多的就想去关注一下它背后的人，从金石的材料来说，我会去关注一下石窟背后的人（ 供养人）。人的喜怒哀乐，遇到的事情，都会直接决定了这个石窟的题材是什么。

石窟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故事是能帮助我们了解石窟的。

梁思成留下的照片

Q：您最近还在整理营造学社巴蜀考察时留下的照片资料。之前您整理了广汉的一部分，出版了《影子之城——梁思成与1939/1941年的广汉》。现在整理的照片是怎样的情况？

A：做完广汉的照片之后，我发现当时梁思成夫人（林洙女士）手上还有一批四川的照片，从来没有发表过。梁思成、刘敦桢、莫宗江、陈明达先生曾在四川考察了173天，拍了三千多张照片。这批照片非常重要。他们当时行程是从苍溪去阆中，坐船的途中看到了涧溪口石窟，停船上岸。涧溪口石窟比较重要的是一龛弥勒说法图，外边是千佛，年代在隋末唐初。

梁思成还发现了一个题记，是开皇15年。但是，很遗憾的是，现在这个地方已经不在了，涧溪口后来被毁了，一点痕迹都没了。等于说，照片就保留了当时样子。

更重要的在绵阳，绵阳有一个玉女泉石窟，有三个石包，三十多龛造像，年代以隋为主。但是从梁思成的照片来看，这个地方还有三个石包，而且是最好的三个石包，现在不在了。玉女泉石窟是中国道教造像最集中的一个地方，特别难得，又是隋代道教造像，数目总共有80龛左右。

借助这批照片，我们读到了很多题记。比如玉女泉以前有一个石包，上有一个非常大的天尊像，开凿于大业六年。再往前，色伽兰（Victor Segalen）也记载过这个地方有大业六年开的龛，但后来造像不在了，所以，大业六年开凿的到底是哪一龛，就无从得知，学者也进行过许多猜测。而梁思成当时确切无疑记载了，大业六年开凿的就是最大的一龛。

Q：整理照片的工作是怎样的状态？

A：当然，这批照片也非常复杂。比如说成都市新津的观音寺从梁思成的照片看，以前有12重殿，现在是五重老建筑（山门、弥勒殿、接引殿、毗卢殿、观音殿），还有七重已经消失了。我们就根据照片把十二重殿全部复原出来了。

梁思成当时的照片，并没有整理，我们拿到照片时全部是没有信息的，比如说观音寺的照片有170多张，从“观音寺1”到“观音寺177”的编号，但是每一张属于建筑的哪一部分，是没有的。所以把这170多张装进一个系统里，组合成一个寺院，这个工作非常磨人。

（本文图片均为被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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