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走 我教过的大学生—南京市今日司机招聘
多年，还是第一次遇到选课学生专门到办公室来谢师的，有点小。就与他们多攀谈了一会，鼓励他们要志向远大，胸怀开阔，争取到求学深造或发展。有位同学说，有此想法，但不承认的学历。我说，要有前瞻性，如果等了再考虑，那就晚了。他们听后似乎有些动心。
政大有一个在台北的特殊“景观”：流浪狗特别多。刚去时看到一只只跛腿、脏兮兮的狗穿梭在校园里，很是不习惯。原来，这是学生（尤其是女学生）爱心救助的结果。到后来，只要有人弃养狗，就送到政大。其他校园也有此现象，在东华大学，女生甚至在校庆时将一只流浪狗装扮起来，进行募捐。
根据课程设置，本科生课程以教师授课为主，辅以课堂讨论与参观。研究生课程则以课堂讨论为主，教师布置课目与参考书，有2-3位学生发言，其他人补充，教师归纳总结。坦率地讲，我的备课与讲课，都比对自己的学生上课时要格外认真些，毕竟要体现教授的水平。授课效果也还不错，学生大体都能认真与讨论，特别是研究生讨论时，他们谈自己见解时，还会同时提出一些问题，教师必须“释疑解惑”，与其互动。
访问时，在不少大学做过学术，自然会接触到大学生。2007年3-7月间，我受聘为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一学期里完整地承担了两门课“1930年代的中国研究专题”（研究生课程）、“史史料研读”（本科生课程）的教学工作，与学生有了许多直接的接触，对的大学生与研究生的生活、学习态度与水平，有较深切的了解。在体制编制上，各大学的历史系更接近，专任教师数量通常也就在20位左右，明显比要少。除了专任教师课时较多外，他们也会从研究机构或外校聘请些兼职教师来开课。大学在高校中名列前茅，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居领先地位，政大历史系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镇，他们有目的地利用“中华发展基金”聘请该学科的学者担纲客座教授。众所周知，两岸在历史认知上的分歧，尤以近现代史为最大。我经过一番犹豫，决定完全按在授课方式设计，让学生了授的思与研究方式，并接受相应知识与训练。幸而，政大方面完全尊重受聘教师的意见。
“史史料研读”，是本科2至4年级学生的选修课程，目标是同学能通过教授授课与实际接触史料，对史史料的种类与典藏情况有基本的了解，并通过该课程的训练，掌握史料的搜集、辨别、史学价值判断和正确利用史料的综合能力。“1930年代中国专题研究”是研究生课程，目标是通过学习、讨论，使研究生对1930年代中国发展的一般状况与特质有较深入的了解，掌握学术界对1930年代研究的基本信息，并能够举一反三，掌握研究二十世纪中国的基本理论、方法与规律，从而可以地从事关于史的研究、教学与工作。
的硕士研究生录取方式值得高校学习。首先是各校的考试时间错开，给学生多些选择，可以同时报考几所学校。其次是他们录取时都张榜公布，同时公布“正取”与“备取”两份名单，正取的若不来，则从备取的依序递补。程序上完全做到了“公平、公开、”。我所接触到的研究生，生活都较，即使家在台北的，也往往搬出来租房住，经济上就有压力，在外寻找各种兼职，势必又影响到学业。硕士读4-5年，博士读6-7年的，不在少数。加上的男生都要“服兵役”，虽然可选择在读大学前或后、读研究生前或后，但多少也会影响其学业的规划。
天下老师大概都有个“癖好”，就是不自觉地拿自己的学生与“别人家的”学生比较。我观察之下，发现政大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与浙大学生差不多，都能按照事先的要求看书，发言中规中矩，但很难说是特别认真地去思考，只有少数研究生的提问是例外。在与同行的交流过程中，他们总会问在台教书的观感，尤其是对学生的看法，我据实以告，但他们都觉得我说的是客气话。有位教授说，他去大学的图书馆，阅览室里总是坐满了学生，“你看，我们的图书馆里，有几个学生？”他的结论是“学生哪里有这么好，他们不用功，跟学生没法比。”我解释说，可能与两岸学生的住宿条件不同，学生住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一般看书都会找阅览室，学生自己租房子住，有私人空间。
的家长与学生也有很强的“名校情结”，考生非常希望进入大学、“大学”、大学等名校。各学校主要通过高中生的“大考”成绩录取学生。优秀学生选择到海外读书的也不在少数，早年流行一句“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意即选择在读书的，大学是首选，赴海外的，则多数去了美国。现在学生、家长的选择有多元化趋势，但大抵如是。因为要考高分，所以台北的补习学校、补习班遍布各处，尤其是各大学附近。
1990年代后期起，有个高等教育的“”，一般学院升大学，专科升成学院，大学数量骤然增加，而同时，家庭生育“少子化”问题，考生不增反降，直接的结果就是导致高等教育泥沙俱下，大学生平均水准拉低。据说，有些排名靠后的学校因为生源都是问题，要求教师必须去拉学生，拉不到学校的数量，考绩就会受到影响。“真是斯文扫地”，有同行对我说。连带的，学生也不好教。当他们向我“诉苦”时，我说，上课时感觉到学生素质还算好，学习自觉性也不错。他们说，大学在的大学里排名靠前，学生当然好。
等到判改本科生试卷时，出现了棘手问题：31份卷中，有2份实在糟糕，且此2人的上课出席纪录也不好，应判不及格。我询问政大的教授，该如何处理，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他一般不会给学生不及格。正踌躇时，在另一间大学任教的朋友为其他事打电话来，我就便询问，她毫不犹豫地说，考得不好就给他“宕掉”（不及格）。我听取了她的，最后给2人不及格。之后，才明白为何两位教授给的不同：在，私立大学是按学分收费的，学生课程不及格，必须缴费。公立大学则无此。我“宕掉”学生的，正是私立大学的教授。
2011年我陪浙大人文学院的院长访问，请政大人文中心主任周惠民教授推荐优秀人才。周教授让尤淑君来见我们。那时，的大学里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教职没有空缺，淑君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只能在一所学校里兼课。我们的师生见面会也就成了招聘面试会，院长当场敲定请她来浙大任教。这样，淑君就成了我的同事，她很努力，现在已是浙江大学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的副教授。这应该算是我在任教最大与最直接的收获。
在政大教书时，王文隆与尤淑君均已经是博士班的学生，他们一心向学，十分优秀，硕士论文均单独出了专书，课堂上的表现很好。几年后，我利用去台北访问的空隙去近代史所档案馆查档案，进门后工作人员告诉我已没有，正踌躇间，王文隆从座位上站起来，喊“老师好！”他要把让给我。我不好意思，问他怎么办，他说可以回学校看书。我挺，因为从政大开车到近代史所，至少需要30分钟。更何况打乱了他当天的安排。再后来，为了实现“年轻化”，选中刚取得博士学位的文隆担任党史馆的主任，要知道，这可是原来要“德高年邵”的元老担任的职务。他在这个职位上干得不错。
（原标题：脚，走我教过的大学生）
大学生的管理上与不相同，学校只能提供很少的宿舍，申请的学生多，就只能由抽签决定。多数同学要在外租房住（或住家里），因此，学生与学校、同学之间的联系不如学生密切。为了挣学费与生活费，不少人利用课余时间打工，花在专业学习上的时间自然就少。学期结束时，政大有位教授将其指导的所有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召集在一起聚餐，邀我参加，给学生“点拨点拨”。席间，我发现，学生与教授似乎比较生疏，气氛有些凝重，几乎都是一问一答，没有学生主动说笑。
谢谢您这学期的。在您这门课中，学习到许多即使念了四年历史系，可能都未必学习到的民初史料知识！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老师您的上课风格，本来很爱缺课的我，这学期一次都没缺席过您这堂课，因的很有趣！缺课让人觉得是种损失啊？！GOOD！
学生比较懂礼貌，上课时老师问候同学，他们必回应“老师好”。上遇到老师，他们会停下问候“老师好”。大学校园坐落在山上，有一班车上下接送师生，每次学生下车时，都会对司机说“谢谢”。而我到现在在自己学校坐校车，也很少听到师生下车时谢司机的。
我还应邀参加了历史系四年级同学的“谢师宴”。大学毕业的同学都会办“谢师宴”，学生会穿得非常正式，尤其是女生，更是化妆盛装出席。谢师宴选在远东饭店，是家五星级宾馆，虽然有“谢师宴”的优惠，价钱还是不低，由参加的学生集体凑。全系里17位教师（包括我），当天只去了7位。学生到后就是吃饭（自助餐），没有领导讲话（也没有学生讲话）。到后来，就是拉着老师，同学之间。由于选课不同、住宿也不同，所以同学之间似乎并不热络。这两点与是很不相同的。
有天上午参观“国史馆”，下午接着上课。我发现有学生趴在课桌上睡觉，一问，他们说很少这么早起床的。我为提高他们的兴趣，就讲些黎玉玺（曾任的“海军总司令”）、吴国桢（曾任“省”）的事功与资料。看他们一脸茫然，就请知道二人的举手，结果学生居然均不知。
我自己读大学时，男女生比例悬殊，大概在十比一。读研究生时，那一届南京大学历史系共招了11位，全是“男光头”。十多年前访问时，发现那里的历史系本科生、研究生中女生超过男生。有位的年轻教授告诉我，他在政大读研究生时，共有14位，只有他1名男生。我开玩笑说，“万红丛中一片绿，艳福不浅。”他苦笑说，“不要打趣了，那个苦别人真难体会，但凡有点体力活，学姐学妹就来电话我做，我是她们13人的奴隶。”但到现在，浙江大学的文科大学生也是女生居多，且班上成绩名列前茅的多是女生，书读得好，做事也利落，“保研”的总是她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