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禧阁摄影刘维开：蒋介石最喜欢去的景点
鸡公山
旅游对蒋氏而言，亦是回忆往事的触媒。1938年8月，蒋氏于军务繁忙中，抽空偕夫人至豫鄂交界处之鸡公山休息数日，自记：“山地清静高爽，又得观览云海，心旷神怡，无异出，而入清凉洞天矣”。其于鸡公岩瞭望全山，忆及幼年事，曰：“幼年时，常往外家葛溪，经驻岭下时，见其山高而陡，每想如此地形，不怕敌人来攻，若仅用木石由山上投掷而下，再设法阻塞其道，则敌虽不死，亦必受重伤矣。此种，至今思之，自觉可笑，亦可贵也。如决积水于千仞之溪，如转圆石之千仞之山者，形与势也。”《蒋日记》，1938年8月21、23日。1946年2月，蒋氏偕夫人同游钱塘江铁桥，“在桥上东望萧山，北眺六和，雄伟壮严，未易多见”，乃忆及20岁时游学杭州情景，曰：“曾忆廿岁初，游学杭州，回甬时买棹渡江之险，与西兴航船之苦，而今则得在余手中建筑此希有之大桥(廿六年夏建成)，而且在今日亲临其境，能不自知足乎？”《蒋日记》，1946年2月22日。亦有至特定地点，感怀往事者，如汉口，蒋氏曾于1926年在此地与顾问鲍罗廷发生严重争执。1935年3月，国民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昌行营开始办公，蒋氏于2月21日至汉口，主持相关事宜，行馆设于中央银行汉口分行，此处即为1926年在武汉时居住地点，记道：“余今所驻汉口之中央银行书室，即十五年冬，会鲍尔廷相争之地，回忆当时之孤苦危厄与忍辱茹辛之险景，至今犹有余痛也。而今赤鲍安在哉？凡事应一照与遵行，自无不成之事。”《蒋日记》，1935年2月22日。济南则为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地点，1929年7月，蒋氏自北平南下，过济南，天热异常，至省后花园游览，记道：“旧地，无任感慨。所拟之句尚未作成，姑书之‘雁影泪渊跃，鱼乐向天潜，莺声惊征梦，风狂虎猛飞’，此句示当去年五三倭军寻衅前一刻之景象”。《蒋日记》，1929年7月11日。1947年5月再至济南，3日，巡视迁至新址之，旋转往省旧址，即1928年五三惨案发生时之驻地，时已全毁，蒋氏深感惋惜，记道：“出巡旧，即十六年余在此五月三日惨案之地，不料全部矣。此为余平生心爱之一地，尤其是后花园与珍珠泉之清泉尾雨更为难忘之地，然而已一无所有，惟见浊水凋木，乃在五三近午时最初闻枪声处摄影后，怅惘而回，甚叹战事之，何物日寇与竟使美景古迹残破无遗如此也。”《蒋日记》，1947年5月3日。
蒋介石平日外表严肃，然而在旅游时，透过同行者的记述，却可以发现他亲切平易的一面。蒋氏早年就读奉化龙津中学之英文教师董显光曾于1930年11月初，应邀赴溪口作客。董显光只说是在随国民特派考察日本欧美专使杜锡珪出国访问结束之后，与陈景韩一同到溪口，并未说明确切时间，查杜锡珪系1930年10月返国，据《事略稿本》，陈景韩等11月6日至武岭，而据董氏回忆内容，与《事略稿本》记陈景韩等在溪口活动大致吻合，因此董氏至溪口时间，应为11月初。见周琇环编注《事略稿本》第9卷，台北，“国史馆”，2004，第112~116页。他表示蒋氏在家乡过着乡村绅士的生活，“本地人就欢迎他这样的平易近人，看着他那种朴实无华的仪态，谁也想不到他就是全国最敬仰的人物”，“我常看见他站在湍急的溪边看着逆流而上的鱼群感到兴趣，他最喜欢在山顶溪源坐了竹筏一泻千里地顺流而下”。《董显光自传》，曾虚白译，台北，新生，1974，第53页。前院长居正曾于1949年4月，受李仁之托，代转致蒋氏亲笔函，赴溪口后停留7天。在此期间，居氏几乎每日均随蒋氏往各处游览，蒋并亲自导游，居记道：“老主人(按：指蒋氏)导游鞠侯岩……回程不数里，主人岩高处有一洞内，遥望俨然猴头，并有身手。循途至二隐潭、三隐潭……出潭不远，主示石笋，高不可仰，大则不知若何围也。前行越溪，主人又告以妙高台东巨岩顶，像狮子啸天；再上至千丈岩，下岩观瀑，旁有一石，刻烟声二字，主人命予可写字刻上，答不敢现丑，由是径回溪口”。谢幼田整理《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第4册，1949年4月14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06页。而在宋美龄的记述中，除了亲切外，更多了浪漫的一面。
蒋氏喜爱旅游，学者分析其原因：(1)蒋自幼年起即喜好游览，积久成习，乃至成为其一生生活中重要的一环。(2)蒋爱读书，对中国地理、历史、名人文集等，多所涉猎，均增其寻幽访胜、求睹史迹的。(3)蒋所游览者，多为其曾经居停或旧游之地，其中当有不少是出于怀旧心理而为之，俾抚今追昔，感念缅怀。(4)借此洗烦涤虑，纾缓紧绷的心情，并活络一下筋骨。(5)置身于自然山水、名胜古迹中，易萌感，获得，而增进其内涵。生：《行色匆匆：1947年蒋介石的两次北巡》，《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6期，2009年，第116页。
蒋介石虽然喜爱旅游，但是在他的论著中却少有“游记”等关于旅游的文字，不若孙中山有《游普陀山志奇》、秦孝仪主编《国父全集》第9册，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9，第579页。林森有《峨嵋青城纪游》，林森：《峨嵋青城纪游》，台北，前国民故林森先生百年纪念筹备委员会，1966。按：该书系由林森手书《峨山日记》及《青城消夏日记》两部分组成。反而在日记中记有丰富的旅游情节。毛思诚为编撰《蒋介石年谱》而分类摘录蒋氏日记，共分九类，其中有“旅游”类；马振犊：《〈蒋日记〉原本与毛思诚作类抄、年谱比较初探——以1926年7月为例》，吕芳上主编《蒋日记与史研究》，台北，世界大同出版公司，2012，第85页。抗战期间，王宇高、王宇正于编纂《事略稿本》同时，依照毛氏之类抄模式，分五类辑录蒋氏日记，其中之一为“游记”，亦可见旅游在蒋氏日记中的分量。
蒋介石虽然十分喜爱旅游，但是在他的论著中却少有游记等相关文字，只能透过日记或日记类抄中对于旅游之记事，了解他的旅游活动，看到蒋氏生活中的另一个面相。蒋氏喜爱旅游，除了天性外，究其实际，应该与早年军旅生涯有关。蒋氏在行军过程中，养成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包括观赏周边山水，且以此为乐，解除行军之疲困，日后即使身负重任，公余之暇亦不忘出游。蒋氏之旅游，除欣赏山水，调剂身心外，亦在观察山川形势，作为国防、军事等问题决策之参考。文稿修正或思考国事，更是其旅游中最常的工作，旅游中的所见所思，亦有特殊意义。
(15日)黎明由万县开船，正午过忠州，四时到酆都，登名山，俗称天子山，即阴与王方平之处也，后人为阴、王二人，意以为之王，改称为阎罗王也。酆都城内，市街宽畅，体格较良，绝不如所想象之阴闭也。游毕，登船启椗，晚泊汤石。
蒋氏对于旅游不仅喜爱，亦会用心规划，探寻新的景点。以蒋氏1949年1月下野后的生活为例，他回到溪口老家后，即放下繁杂的政务，悠游于山水之间。学者曾这段时间的蒋氏日记，说：“从日记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蒋回奉化后，大部分时间并没有花在处理政务、军务和召见军政官员方面，他每天至少有半天以上的时间是花在游山玩水或含饴弄孙上了”。杨奎松：《关于蒋日记的史料价值问题——以1949年蒋介石下野及其对北平和谈的影响为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人物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359页。就“游山玩水”的范围来看，蒋氏自下野返乡至离乡赴沪的三个月间，走过奉化、宁波、鄞县、象山、宁海等地，遍览山水美景，而他在这段难得闲暇期间，除了重温以往观赏过的风景外，并阅读相关游记，查访以往未曾或鲜少前往的景点。3月18日阅读《奉化县志》中《四明山记》及黄羲《九题考》等，“于是再觅石窗之意，油然而兴”，20日阅《奉化县志》，再生造访石窗，以及游览鲒埼亭、金峨寺、鄞城山等古迹的念头，曰：“甚愿再访石窗一次，以及东乡之金峨与南乡之鲒埼亭、鄞城山诸古迹，未知果有此福否？”《蒋日记》，1949年3月20日。石窗为四明山景点之一，蒋氏曾于1921年前往游览，阅读两文之后，兴起再度前往的念头，经规划线后，于4月13日成行。蒋氏于当日日记，详细记录到石窗的时间、沿经过地点、途中所见所闻、地形等，巨细靡遗，实可视为一篇游记，并认为早年所到石窗，“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游之石窗”，曰：“朝课后，八时一刻由妙高台出发，经徐凫岩登蛛蛛岭至北溪，仅二小时三刻钟；由北溪经大俞至石窗，其情形大略与沈明臣《游四明山记》所述者相似，但并未有如此美丽与险峻而已。其地乃在华盖山之东，对面间融一溪而已。余在一九二一年冬游石窗，有北溪卢姓者导游者，乃为假冒而非真今日所游之石窗也。在石窗之右窗闲坐一刻时，先由中间大窗口而入，中经隘口，伏身而进，至右窗，其实为一普通隘狭之石洞。其左窗石洞则与其余三窗之洞不通也，盘桓约三刻时而返。其洞口至巅上之大岩，高约十余丈，其上有水滴至洞前。窗洞皆向西北华盖山，惟其巅上则树草木茂盛，不觉其为一岩巅，观四窗则不如观岩石较有意思耳。二时半回大俞，在其对岸岙背大旁之竹林席地午餐毕，经百步阶至仗锡之西，所谓六龙泉、三峡与潺湲洞之前略憩摄影。其傍有一大岩可观，余示侍从将在此石上镌字，恐即为再来石，因时已不早，未能进至岩前详勘耳。到仗锡近半许，其寺如旧日不堪，仅有一半僧住也。问其过云岩在何处，则茫然不知所答。问之附近李姓者，亦不知有过云石，只知再来石与潺湲洞，指余以所在之方向，实即同在三峡附近，但余只见三峡二字。其实仗锡风景顾此而已。四时半由仗锡起程，经屏风岩，镌‘四明山心’四大字，即在旁，可观也。仍经蛛蛛岭，回妙高台，时已七时半。”《蒋日记》，1949年4月13、14日。按：沈明臣，浙江宁波人，明万历年间，撰《四明山游记》一文，记述游览石窗一风景。
1991年交代一招什么决定中国命运”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对于解决分化问题提出过设想和时间表，比如先富带后富、“两个大局”、“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参见《文选》第3卷，第374页。
五、结语
四、旅游作用
保健总管忆抢救：没吃的药本文摘自《特别经历――十位历史人的亲历实录》，曾五度进入，担任中央高级领导人健康保健总管的清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保健局的局长，他有一项例行的公事，就是每个星期六的上午九点，到医院北楼，听取有关住院的高层领导人病情的汇报。
而对于其自幼喜好游览，则多归因于家乡奉化溪口武岭有山水之胜，“公生此山水胜处，自幼便爱游览”；蒋氏亦尝谓：“山水实为我终身惟一之侣伴也！”又曰：“山者定静而厚重，此吾之所以乐山也；水者清澹而和平，此吾所以乐水也；惟山与水，确为吾一生之真友哉！”然而究其实际，应该与早年军旅生涯有关。在行军过程中养成观察身边事物的习惯，包括观赏周边山水，且以此为乐，解除行军之疲困，尝谓：“行军而兼得便观玩山水，亦一乐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1、123、10页。如1925年3月，率军东征，由水口经梅县，一观赏风景，记道：“一山水秀丽，雨后晚烟如画，非行军不能得此乐趣也”。《蒋日记》，1925年3月31日。他曾以夜间行军时观赏月色为例，对受训军官说：“在夜间行军很疲困的时候，遇着月色很好，我们就可以指明月亮告诉一般部下说：‘大家看，这月光多清白呵！’这样一来，他们便自然而然都能注意到月色之美丽，无形中为之一振，忘掉行的艰苦了！明月固然是最好赏玩的天然景物，其他如高山、大川、幽谷、深涧，以及云影、波光、松涛、泉响、鸟语、虫鸣一切的事物，莫不有天然的诗情画意，堪以娱人耳目，畅悦，即无不可供我们利用，随时指点给一般部下叫他欣赏！使他愉快！而且多多欣赏天然的景物，一定可以幽邃的，开拓伟大的胸襟，涵养的德性。古人谓太史公文章之雄奇，即得力于游览名山大川；文字如此，军事亦然。”《军事教育应用天然景物之重要》(1934年9月23日在庐山军官团讲)，《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2，第515~516页。他表示自然界的一切，无论日光云雾、电雷风雨、山川草木、鸟兽虫鱼等，“无不具有伟大深刻的力——一种真挚的生动而自然的美妙之处，可供我们无穷的欣赏，启吾人悠然的深思，直接调畅身心，涵养性灵；间接就可以增进品德，开发智慧；而且多与自然界接触，还可借以锻炼体魄，涵养”。《风清月朗忆峨嵋》(1935年9月13日出席峨嵋军训团中秋赏月会讲)，《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3，第431~432页。1930年6月，中原大战蒋北上督师，8日自归德到野鸡冈，计划构筑新阵地，夜晚出营游览，曰：“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余得披星戴月，在战阵上领此夜景，是亦从军之乐也”；21日，自柳河站以飞机往驻马店，曰：“白云青天，爽畅，所见佳景，得未曾睹”，已而又曰：“穷之现象，极之奇观，壮哉逍遥游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52页。
(13日)十一时半入，游览三大殿后，再游武英殿毕，到绛雪轩午餐。“勒看”伴游也。下午自钟粹、承乾二宫后，即转坤宁宫、交泰殿、乾清宫，出隆门，转养心殿，经西六宫，由漱芳斋经澄瑞亭，出顺贞门，再转贞顺门，经珍妃井、倦勤斋、符望阁，折至祺阁、颐和轩、乐寿堂、养性轩、宁寿宫、皇极殿，出锡庆门，乘车出北上门，回寓已四时半矣。今(十三)日穷一日之力，禁城内之已识其大略。惟外西之延春、英华等殿旧址，以及雨华阁、春禧殿等犹未涉足耳。大内以乐寿堂、养性轩为最华美，皇极殿之堂皇甚于乾清宫，此为乾隆所建筑。想见其人规模之宏伟矣。
庐山
：整倒大批干部是他晚年最大悲剧1960年与在（资料图）本文摘自《历史的：“”的终结》，薛庆超著，九州出版社，2011.4逝世的时候，已经失去了，处于一种活动空间仅限于自己家庭所在的大院内的“”状态。他虽然不能亲自前往中央设置的吊唁大厅，向自己尊敬的伟大和导师表达无限沉痛的心情，但仍然和家人一起，在家中设置了一个悼念的灵堂，献上了一幅花圈，表达自己对的无限真挚的感情。
三、旅游记事
而在旅游记事中，蒋氏亦有观察周边事物之，如1930年3月20日上午8时自汤山经句容，10时抵镇江，曰：“途中见太阳，为之爽畅，因之联想及地球与各皆为球形，凡天然物体，其原始皆为球形，球形圆，故不能平而只可以均，又以其圆，故动则循环不变，乃为之断曰：事物可均而不可平，惟循环而能不变，古之所谓平天下，与今之所谓国际平等者岂不难哉？但人力则不能不尽耳。”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50页。再如1935年3月，蒋氏莅贵州，“剿共”军事，以景仰王阳明，于4月28日偕夫人专程至修文县龙场，同游王阳明之居所阳明洞，曰：“自游古迹与圣域以来，未有感想如今游龙冈之切也。观其手植梅柏挺秀，更觉其手泽之深，读其《玩易窝记》，至‘视险如夷，而不知其夷之为扼也’句，不禁向往系之”。《蒋日记》，1935年4月28日。王阳明在龙场办龙冈书院，有“千古龙冈漫有名”诗句，居所命名“玩易窝”，作《玩易窝记》；《日记》所引“而不知其夷之为扼”之“扼”应为“厄”。有时亦会记下其之变化，如1946年2月22日，上午蒋与夫人同游雷峰塔旧址、岳王墓、玉泉、古珍珠泉、灵隐寺，至楼外楼午餐，登宝石塔远眺，下午游览钱塘江铁桥，回程经虎跑泉饮茶，再至楼外楼买棹游湖而归。蒋氏以此次所游览各地皆为旧游之地，然年纪、不同，所见亦不相同，而有所悟，自记：“今日所游览各地皆为重游之地，然老年游目更能入胜，乃悟观事察局一如游览景色之能深察远怀，少不如老也”。《蒋日记》，1946年2月22日。
拉贝记录南京大：一晚上1000个女性被本文中所记述的是档案中记录的有关南京大的内容，是以外交人员为主体的人群体对南京大的观察、记述和分析，这是有关南京大历史另一个角度的证本。这些材料作为第三方的冷静证词，证明南京大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这些材料使用了“亚洲式的”、“中世纪式的”这类词汇，并最早使用了“南京大”这一概念。
原标题:
编者按：春节期间，有人回家，有人出门旅游。旅游也是蒋介石的一种生活方式，与其个性有密切关系，并与他的职务、工作等结合在一起。小编摘取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维开的《蒋介石的旅游生活》一文，春节期间以飨读者。此文出自《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一书，已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因原文较长，分上下两篇。此为下篇。
蒋介石身为国家领导人，军政事务繁忙，但是十分重视生活情趣，在日理万机之余，不忘休闲活动，借以调剂身心。1935年2月，蒋氏至武汉部署“剿共”军事，24日，偕夫人在汉口餐馆共进晚餐，感觉渐悦，于当日日记记道：“可知游艺与俱乐，不可少也”，《蒋日记》，1935年2月24日。按：“俱乐”应为“娱乐”。《游记》记道：廿四日晚，与夫人食于餐馆，乐会，曰：“观之悦快，可知游艺与娱乐，亦不可少也。”见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84页。其中“游艺”的“游”，古时即指“旅游活动”而言。沈祖祥主编《旅游与中国文化》，第4页。旅游是蒋氏日常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时期以战前、战后的南京及抗战时期的重庆为办公地点，区分他的旅游方式，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形态：一是赴各地公务活动行程中进行的旅游，区域相当广泛，除了西北的新疆、及东北的、等地区外，几乎都有他的足迹；二是度假性质的旅游，利用公余时间，离开办公场所到特定的地点，如江西庐山或家乡溪口等，进行一段较长时期的休息；三是办公场所或官邸，即南京或重庆周边地区短距离的活动。
(14日)五时半由巫山大麦沱启椗，六时入瞿唐峡，即所谓风箱峡也。八时前见滟滪石，即白帝城下也。瞿唐之奇妙，尤为三峡之首，诚壮观哉！八时到夔城，登陆入城视察，由南门入县署，游鲍超花园，往东门，参观奉节中学、永安宫故址后，回船，溯江西行。六时后到万县，到陈家坝视察飞机场，再渡江，游公园及视察县署，回船已九时矣。自夔门以上，山河平凡，无足记载。夔门雄险，难怪川人自大也。
中华史研究(第1辑)：蒋介石的日常生活，主编：罗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11月版
蒋氏出巡，宋美龄大多同行，在她的资料中，有两篇随蒋氏出游的文章，一为《闽边巡礼》，发表于1935年2月，系蒋氏于1934年1月为平定闽变，赴福建督师，随行所记的感想；一为《西南漫游》，系蒋氏于1935年督师西南，历川、黔、滇三省，随行于途中致国民军遗族学校男女同学之三通书函，首函于4月发自贵阳，次函于5月发自成都，末函于7月发自峨眉山。两篇文章为考察蒋氏旅游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并可补充蒋氏日记所述，丰富蒋氏旅游生活的内容。如1933年12月31日日记，蒋氏回顾一年，感叹：“呜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以余个人谋之不臧，而使国辱民困，所部劳苦至此，每念往事辄为梦魂不安也。所幸夫妻和睦，爱情益坚，家庭之乐，聊以也。”对当日活动记道：“本日上午办公，与妻往越王山上谈天，而谋攻延平与水口未得，稍安也……晚旁与妻再登越王山，瞭望后回馆，晚处理一切，，批阅。”《蒋日记》，1933年12月31日。而在《闽边巡礼》中，宋美龄亦记有当日活动，曰：“除夕那天，我和丈夫在周围的山中散步，我们发现了一株花蕊怒放的白梅，那真是吉兆！在中国文学里，梅花五瓣，预示着福、禄、寿、考以及(我们大家最希冀的)康宁。委员长很细心地折了几枝回来。那晚点起红烛的时候，他把梅花放在一个小竹筐里送给我，作新年礼物……你们或许明白我何以愿意和丈夫在前线共尝艰苦，他具军人的胆略，又有词客的温柔呢。”《闽边巡礼》，《蒋夫人言论集》上集，台北，1977，第460~461页。两相对照，《闽边巡礼》的内容生动活泼，同时呈现出一个与严肃形象不同的蒋介石，这也是日记中见不到的“罗曼蒂克”。郭岱君说：“蒋几十年的日记里，一点都不罗曼蒂克。”仅有两处可以看出蒋的真情。一处是1927年12月1日，蒋写道：“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处矣。”郭认为这应是日记里最罗曼蒂克之处。另一处是在抗战期间，宋美龄赴美争取援助，蒋送宋至机场，日记写道，他与爱妻“低头不忍相望”，“心甚凄楚”等。见《从日记看蒋介石刚毅至深显真情》，《旺报》2011年6月6日，眓ews眣ahoo眂om/article/url/d/a/110606/140/2stba県tml.再如1935年4月13日，蒋氏记道：“晚傍妻强我外出散步，游龙门，山明水秀，天朗气清，脑筋顿觉新明，对于计划，尽我心力，至于成败则也。”《蒋日记》，1935年4月13日。《西南漫游》中则写道：“贵阳……城南有清溪。我曾与委员长到那里溪旁散步。这条清溪很纡回的流过一个秀丽的小山峡，名叫龙门洞，峡旁高岩有人刻了许多字，有的年代已经很久。据说溪水完全流入洞中，就不见了，但是这句话不甚可靠。我们亲自去视察过这个洞，一部分的溪水流入洞中，但是其余的水，蜿蜒如龙，流入山间去了。在这寂静的山峡里，美丽的野玫瑰在石上结成天然的文绣，凤尾草和各种不知名的野花错错落落的到处点缀着，使得这个地方显得又幽静又秀丽，这是因为无人居住的缘故。”《西南漫游》，《蒋夫人言论集》上集，第460~461页。这些描述为蒋氏所述“山明水秀”“脑筋顿觉新明”，提供了重要的补充资料。
蒋氏在日记中对于旅游之记事，内容并非一致，如行程较长，则记录较为详细，如前述1936年4月13~16日，自宜昌搭船溯江西上至重庆，历经四日，一观赏风光，日记中对于出发抵达的时间、沿途所经地点、风物民情等，详细列出：(13日)八时半，由宜昌乘商轮溯江西上，经南津关、峡门口、平善坝，入西陵峡，行一小时余，到黄颡洞(北岸)附近，见有高山上大山洞，直穿山背，成月洞桥形，可由其穴洞见后山，甚为珍奇，故特记之。再经南陀、黄陵峡、新滩、香溪、秭归、巴东、无渡桥，入巫峡，至巫山大麦沱滩泊也。三峡风景，先人已多记载，非余笔墨所能形容，故不如从缺，但以余之所感，可以一语概之，曰：“江山庄严，战栗而已”，凡入峡壮观，而不起中华自豪自强者，非黄帝子孙也！大禹功在，尤足资余之模楷。
(16日)本日八时过涪陵，十二时过长寿，四时半到重庆……巡视市街，秩序较前进步矣。再以游览、故宫为例，亦可见游览时间、及心情等因素，与日记记事详略或有关联。
蒋氏以旅游作为其日常生活中重要的一部分，目的当在舒解心情，如1929年7月，为处理对俄绝交事，心甚闷郁，连日出游，然而“心之抑郁犹未散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48页。按：《日记》仅书“心颇抑郁”(1929年7月31日)。1931年10月，国际联盟理事会特别会议，讨论中国东北问题，以“尚无结果，英美形势似较前略佳，但事在自强而不在人助也”，乃与夫人由小红山别墅，散步至紫霞洞麓，自记：“患难中得此雅逸，聊舒忧虑也”。《蒋日记》，1931年10月14日。然而此一舒解心情，并非只是单纯的生活调剂，更多的时候是“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如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中日全面战争难以避免，8月9日，蒋氏至庐山海会寺主持军官训练团毕业典礼后，即至牯岭休息，“使略有休息，以应以后之也”，至11日回南京。在此期间，“考虑组织人选，战术战略，内政外交，敌我优劣之形势”，“筹划华北战备，手编抗倭战术”，《蒋日记》，1937年8月9、10、11日。实际上在思考国防、问题，并修订文稿。蒋氏认为“在林泉间，畅舒，性情雅逸，故心思，对于国防与，皆能发幽抉微也”，黄自进、潘光哲编《游记》，第63页。长期蒋氏之秦孝仪亦以其体认，谓：“佳山佳水，是洗烦涤虑的去处，也就是清明在躬的去处。总统的间尝命驾于山水之间，却是另外有其更大的目的——更大的定静安虑的作用的”，“总统喜欢泛舟于一碧无际的巨浸大泽，也喜欢徘徊于奇峰绝飞泉悬瀑之间……每到一处，便会从山水之间轩豁其更高远的意境，也接受更多的，尤其是会从山水之间得到神明如日之升的和活力”。秦孝仪：《总统的修持与天趣》，曹圣芬编《蒋总统的生活与》，台北，1967，第192页。因此思考国事及文稿修正，正是蒋氏在休假旅游中最常进行的工作。
蒋氏在旅游中所见所思，亦有特殊意义，包括对人物或事件之品评，如1932年2月往游河南洛阳附近之司马懿墓，见仅一土堆，感叹记道：“如与关公陵较，则知事业留后，乃在德行，而不在智巧，更不在子孙也”；《蒋日记》，1932年2月3日。1935年5月，自贵阳至昆明，探访云南省龙云，途经五华山附近之逼死坡，为明永历帝殉国处，不禁痛愤系之，曰：“吴三桂之禽行，留为民族千古之羞也”；《蒋日记》，1935年5月11日。按：“永乐帝”为“永历帝”之误，该处立有“明永历帝殉国处”石碑。1935年10月返溪口，往宁海城视察，经方孝孺义井亭，记道：“据传，其亲友八百六十三人为其，无人为之埋葬，其家犬尽将此死尸拖入于井内，最后此犬亦自沉于井内，呜呼！可谓烈矣！闻之肃然起敬”。《蒋日记》，1935年10月23日。或是对历史文物之感叹，如1932年2月游龙门石窟，盛赞石刻“诚无上珍品，亦世界惟一之壮观”，亦惋惜“寺宇佛像之雕刻皆毁，所残者不及万分之一”，记道：“中国人之无智，洛阳人之，致使古物至此，不仅不能对祖先，亦无以对天地”。《蒋日记》，1932年2月4日。1936年10月底，蒋氏再至洛阳，于欢度五十生日后，留驻该地策划“剿共”军事，暇时则至周围地区游览，对文物损毁情形颇为伤感，整理修复。11月9日，视察龙门，过河，登香山寺，设计修复古迹，观洛河大桥，“乐观大增”；12日，由洛阳乘车经偃师至参驾店午餐，登鹅岭，经轘辕坂，到少林寺视察，曰：“其昔日规模之大，实所罕见，惜今已为十七年时冯军炮毁不堪，何必欲文化如此其甚也！”13日，视察登封城后，赴嵩阳书院游览，观嵩阳碑、汉柏，记道：“见唐代嵩阳观碑之巍峨精巧，又见汉柏之老大，余所未见，天目之大树王不足以比拟也。书院地址之伟大，可与海会相比拟，不到书院，不能见嵩山之崇伟也，拟从速修复”，经崇福宫，观启母观，观嵩岳庙，“其规模宏伟，实过于之三大殿，不到嵩岳庙，不能知我中华建筑之庄严，惜多残废，宜加整理修复”，登门楼，自记：“远眺郜郕周公庙不能明见，然十八年战争时在郜郕，欲游嵩岳而不可得，今竟得达此志矣。本欲重游郜郕，与登造峻极，以时不及，亦欲有所待也”，出庙，游览太室阙后，乘车回偃师转返洛阳。《蒋日记》，1936年11月。
1937年12月初，南京情势危急，国民已移驻重庆，蒋氏于7日晨乘飞机离开南京，前往庐山，降落星子，宿桥行馆；次日，游三峡涧南亭，自记：“吸纳无限清气，静听泉音如在仙乡，战时得此休暇，考虑全局，详计存亡成败之道，非此不可也。”9日上午在三峡涧上听泉，“静思时局与前途，除抗战到底外，别无他道”，下午上牯岭，感叹：“萧条极矣！”11日，得南京战况紧急，拟《我军退出南京告全国国民书》；14日游三峡涧，再改全国国民书，自记：“今日惟一要务在于决定和战问题与认定国家存亡之关键。”是日至武昌，主持南京失陷后的新局面。再如1947年12月25日，《中华》开始实施，进入时期，国民宣布明(1948)年3月29日召开，选举行宪第一任总统。蒋氏于1948年2月赴牯岭休假期间，除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外，并思考政局发展，决定推胡适为行宪第一任总统候选人，自记：“本月在庐山住十八日，本拟静虑，各种重要问题皆能有一决定，以期全局有一整个方案也。不料入山后伤风一周，未能工作，而且气候不甚良好，亦不甚佳。故在山只能修改新剿匪手本初稿完成，其他以匆促回京，皆未作具体之方案。惟最后半日在游桥途中，对于本人在国大时为国、为党、为、为主义之利益，与个人之出处，已有具体之决定，颇引为慰。”《蒋日记》，1937年12月8、9、14日，1948年2月29日“上月录”。而其所称“具体之决定”，即为“今日形势，对外关系只有推胡适之自代，则美援可无迟滞之借口；自必反对，但必设法成全，此为救国之出也”。《事略稿本》，1948年2月29日，台北“国史馆”藏《蒋总统文物》。
蒋氏的旅游记事，除记录行程外，亦有途中所见所闻。以1946年10月光复后首次来台为例，日记中对于经过的地方，参观的各个地点，包括淡水炮台、日月潭发电厂工程、基隆炮台等，留下了详细的记录。对蒋氏而言，是向往已久的地方，早于1921年由广东至上海途经基隆，欲登岸游览而不可得；1935年7月，与驻日公使蒋作宾谈及相关事务，记道：“不禁神往矣！”《蒋日记》，1935年7月25日。1946年10月21日下午4时，蒋氏偕夫人搭机抵达台北松山机场，日记记道：“下机乘车直驶草山温泉，沿途但觉日本风习之深，想见其经营久远计，而今安在哉？晡与夫人乘车巡游台北城中，晚课后，入温泉浴，与夫人对弈后，十时半即睡”。22日下午往圆山忠烈致祭后，经北投往淡水港，巡视旧炮台故址，“营舍犹存，榕树未衰，见刘铭传手书‘北门锁钥’营额，不胜感慨。即在球场俱乐部左侧，与夫人各手植樟树一株而回”。23日上午“十时半由台北起飞，经新竹上空，十一时半抵台中，驻市长官舍，午餐。一时半由台中乘车，经雾峰、草屯、龟子头、埔里，沿途学子排列欢迎，八年抗战，今得收复，见到台胞，窃慰。四时到日月潭，驻涵碧楼东间，湖水之绿，山色之秀，风景可谓佳绝，此诚余平生所理想之风景也。五时乘汽艇游湖，有刘钰锐经理导行解释。日月之水利，由浊水河引隧道廿公里入于潭，再由潭辟隧道四公里到发电厂，自九年开始，中经三年停顿，复由美国工程师继续设计，及借美金二千五百万元，至廿五年始得完成，据称此为本年六月以前世界之第一工程也。见此不能不佩日人之不惮工程艰巨也”。又：“昨(按：23日)晡巡事潭中隧道出入口之工程毕，已六时余，甚叹日人不惮工程之艰巨，更觉其锲而不舍恒心之可佩”。24日“六时后起床，体操后，即出庭中游览朝景，空气清新，风光美丽，尤以幽静雅逸更为难得。俗尘烦嚣之人得此，不禁叹世外桃源即在于此矣……十时后乘车至水底坑第一发电厂，见水源与电厂模型全景，更觉工程之艰巨与大观矣。巡视电厂约半小时，即乘车回涵碧楼，已下午一时许。午餐后观高山族女舞踊。二时出发，循昨日原回台中市，沿途欢欣排列迎送，比昨日更为拥(按：应为‘踊’)跃，草屯市下车巡视区公所。台中市民与学子列队送行者十余里，其情不自禁，敬仰流露于行动声色者，诚不能以笔墨所能形容也”。26日“朝课后独自游览草山一匝，至第一宾馆，此处幽雅，胜于余所住之第二宾馆也……下午三时与夫人乘车巡视基隆社寮与绿丘二炮台，日人所建筑绿丘新台仍甚旧式，殊所不料。巡视市，对万余群众后，游览内港码头，此乃廿五年(按：漏一‘前’字)，余由粤经此，欲登岸游览而不可得之所也，感想千万。晡乘火车由基隆到台北市，仍回草山”。27日“十时由草山出发，在长官招待记者后，即上机起飞。下午一时半，顺经武岭家乡，遥望母墓一匝，即向上海直进，二时半到沪”。《蒋日记》，1946年10月21~27日。蒋氏此次之行，仅至中部即返回台北，事实上，蒋氏原本计划与夫人在日月潭多休息一日，再转往台南，后因蚊虫太多，恐染患疟症，决定返回台北，遂中止南部的行程，日记记道：“(23日)晚课后，与夫人商谈明日之行程，本拟休息一日，留连其风光之幽美也，后因蚊多，且易陷疟症，故决回台北，以时间不及，中止台南之行”。《蒋日记》，1946年10月24日。就此而言，蒋氏记下的旅游中所见所闻，不仅为个人保留美好的回忆，亦为当时的风土民情，提供了重要的。
综合而言，蒋介石的旅游生活呈现出公领域以外的另一个面相，同时透过旅游相关记事，也可以清楚地理解蒋氏除了外，对于地方事务关心的来源。就“旅游”本身而言，目前已经是一门专业学科，许多学校设有相关科系，“旅游文化”是其中一门主要的课程，包括旅游的动机、旅游的消费、旅游景点的开发、旅游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蒋氏的“旅游生活”，除了作为以蒋氏为旅游者的讨论外，亦可将其视为“旅游文化”的一个主题，从其他的角度进行探讨。(文/刘维开)
溪口奉化
蒋氏为军人出身，从日记中可以发现旅游除了饱览山水之美，怡情养性外，亦有观察山川形势、思考重要决定等目的。在全局思考上，蒋氏曾于抗战初期，对其1934年及1935年至西北、西南之游历，记道：“如余廿三与廿四年不到西北视察与西南剿匪，则不知我国力之雄厚与伟大，就不能决定抗战之大计。凡所经之地，自北平跨八达岭，越城，经宣化、张北、大同而至归绥，至今相隔五年，而脑海中历历如在目前。此种锦绣河山，民族遗产，何能放弃尺寸与片刻也。倭寇欲为之强占，其可能乎？因之知游历之功效，较任何努力为大也。”1942年9月，蒋氏出巡甘肃、青海、、陕西等省，对于东部与西部之国防规划更为明确，记道：“中国应以天山与昆仑山，为西部国防之锁钥，而以阿尔泰山与希马拉耶山为其屏藩(外卫)；东部以鸭绿江与为国界，而以与内外兴安为锁钥。即东以山海关外东三省为东花园，西以玉门关猩猩峡外新疆、为西花园，即以新疆为我国前门之广场，而嘉峪关实为东西纬线之中也”；亦使其对于河西、新疆、绥西与现状实情，益加明了，实有助于建国计划，谓：“河西与新疆土地不但尚未开发，而人民且未开化，此乃不到实地未能测见也，乃知西北建设开发与开化须同时并举，此其所以较难耳”，认为此次西北之行，“对于我国整个形势与国防要旨方大要，是为人生学识又进一步也”。特定问题上，如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后，国民迁洛阳办公，蒋氏于2月3日抵洛阳，会商对日抗战计划，5日由洛阳往郑州，行经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观察地形，觉得有迁都西北之必要，记道：“自黑石关以东至汜水之间地形复杂，虽有飞机大炮亦无所施其技，更知有迁都西北之必要也”。再如1949年4月7日，蒋氏一早8时半由金峨寺出发，“经田衖至楼隘，特访蒋氏祖祠，再至金紫庙，谒见金紫神像后，乃行经莼湖至吴家埠午餐。下午三时到鲒埼，循埼麓游览沿海风景，至费宅之东，眺望象山港狮子口，参观蚶塘与鲒浚，乃回至下陈乘车，五时回慈庵”，就其4月25日离开溪口，由狮子口登舰入象山港一事来看，此行除游览外，目的实在为离开溪口的径预作准备。本段所引分见《蒋日记》，1939年11月15日，1942年9月13、30日“本月录”，1932年2月5日，1949年4月7日。
(14日)(下午)三时，先到十一战区长官部(旧庆王府)，再到市巡视后，入福华门，入紫光殿，再游万善门、大悲殿，望水中亭毕，即到怀仁堂对各主管人员约一小时半，再与军官毕，回寓。其中除个人感想外，并逐一记下经过的各个景点及行进线，至为详细，由此亦可见蒋氏之注意力集中，对于地理的方向感甚强。
1998年访日为何被日媒为“谢罪”？本文原标题：访日的意义。由于日本在“道歉立场”上不肯让步，中国内部也有过延长访日的争议，但是，据告诉笔者，最后，中国总结认为，去日本访问的正面作用较大，至少可以增加中、日双方高层的相互了解，顺便也让日本高层人士体会到中国高层官员对各种问题的立场。
蒋氏每至北平，因为北平地方军政机构所在地，邻接故宫，大多会顺道游览两处，但每次参访之后所记并非一致，如1928年7月北伐军事结束，全国统一，蒋氏莅临北平，赴西山碧云寺祭告孙中山，其间曾至故宫参观，记道：“游览太和、中和、保和三殿，殿宇之宏大，不如门楼，保和殿则更小矣。游武英殿，古董甚多，玩具亦精，国家元首而以此为宝，则焉得而不亡也”；《蒋日记》，1928年7月22日。1929年6月，因冯玉祥所属西北军发生异动，以“护党救国”与中央对立，见刘维开《编遣会议的实施与影响》，台北，商务印书馆，1989，第149~153页。蒋氏巡视北平，稳定北方局势，再莅故宫参观，记道：“只感生活为一变相之，其，杂乱不堪名状。观其历代帝王之像，以顺治为首，次则乾隆，其余无足观者也，只可作为遗迹而已”。《蒋日记》，1929年6月27日。两次所记均为感想，内容亦相当简要。1945年12月，蒋氏偕夫人于抗战胜利后首次莅临北平巡视，宣慰，至探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北平行营主任李仁，视察北平市，顺道游览，再以一天的时间参观故宫。或许因时间较为充裕，且抗战胜利，心情愉悦，日记中对于此次游览记事，内容与之前相差甚多：(12日)十一时与妻到中海勤政殿行营访李主任，巡视后即到瀛台、丰泽园、怀仁堂、居仁堂、春藕斋，经听鸿楼、万字廊，观石室后，经芳华楼而出南海，到翠华楼饭馆与李德邻、萧一山二同志便餐……下午观太庙后，到景山凭吊崇祯殉国之古槐，登万春亭后，游观德殿与寿皇各殿。殿内尘土寸许，狼藉不堪矣。
旅游对蒋氏而言，实际上成为一种习惯，即使身负重任，亦不忘利用时间出游，如1934年4月底由南昌赴庐山，至5月5日，以次日将返南昌，而“来庐十日，应接外使，与讨论军事，几无暇晷”，决定暂时放下公务，与夫人等一同出游，至竹林寺，登访仙亭野餐。该亭为蒋氏于1930年所修建，他十分喜爱此处景色，称赞“乃一幽胜之境”，并谓：“未知何日得以安居度生于此耶。事业不能脱离，而此心未尝一日忘于林泉之间，而尤乐于故乡风物也”。《蒋日记》，1934年5月5日、1932年6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