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南京大史研究会会长张宪文：还原历史只为开创未来？关于南京大屠杀作文
“1954年，我报考了、上海、沈阳的三所大学，却被南京大学历史学系录取了。”张宪文回忆说，大学毕业时，做好了去边疆从事考古工作准备的他又收到通知被留校了，教起中国现代史这门课。
除此之外，张宪文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工作占据。有一次老伴儿外出时让他把炉子关火，可直到炉子里的水烧干了、闻到了气味，才赶忙奔向厨房——这类事情已不止一次。
回顾过去的60年，张宪文说自己培养了三种人：首先是大学生。他尽可能跳出教材中枯燥的内容，将历史讲活，让学生了解真实的中国；其次，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张宪文对他们的要求是，“严谨治学，创新学术”，同时根据每个人的爱好和经历，为其规划研究方向，力争作出创新性；第三类是由他领衔的南京大学历史系史研究中心、南京大研究所的十多名年轻教师。通过课题项目带好团队、培养年轻学术人才，这是80岁的张宪文时下的工作重心。
“应当根据史料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忘记历史。”谈到这一心血力著，张宪文说，弄清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算账，而是为了接受历史教训，开创友好未来。
2000年前后，日本右翼否认南京大的言论甚嚣尘上。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决定组织有关抗战人口伤亡、财产损失及南京大史料三大课题研究，并指定由张宪文负责南京大史料的搜集、整理工作。
“光坐冷板凳还不够，更需要责任和学术勇气”
张宪文先后组织了包括历史工作者、文档工作者等在内的近110人的研究队伍，在10年时间内，多次前往日、美、英等8个国家和中国地区，全面收集了加害方、被害方、第三方的第一手原始资料。至2010年，先后编辑出版了4000万字、72卷的《南京大史料集》。
张宪文告诉记者，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根据真实史料，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给予恰当的符合历史原貌的评价；第二个原则是对历史认识的改进采取“半步走”方针，即反映历史真实性应“一步到位”，但改变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却有一个渐进过程，要一步一步实现：“就像一辆快速行驶的汽车，如果90度急转弯就可能翻车。”
《 》（ 2014年11月18日 06 版）
他，著有《中华史》《抗日战争正面战场》等10余部著作，任侵华日军南京大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史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正负责中国社科院中日历史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南京大资料汇编》工作……
张宪文介绍说，在上世纪50年代学术生涯起步时，面临着学术著作少、论文少等困难，再加上当时的氛围，和两极化明显，自己的学术观点常引起争议。
“应当根据史料承认历史事实，不能忘记历史”
面对当时尚无学术积淀、无史料资源、无课程体系的中国现代史，初为人师的张宪文十分困惑……“我对于历史的学习和教学，有个从盲目到逐渐自觉的过程。”张宪文告诉记者，历史有个凝固的过程。古代史已然基本尘埃落定；而现代史还在变动之中，研究充满了挑战和不确定性。刚开始，他也像其他老师那样照本宣科；渐渐地，他发现材料上有一些不全面、不客观的观点。他前往南京、等地的档案馆、史料馆，寻找第一手材料，自编现代史讲义。其间，他必须认真思考讲义中的每一条史料、每一个观点是否站得住脚、是否符合历史真实。
到了八旬高龄，很多同事都选择在家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而家庭美满、子孙孝顺的张宪文，却始终在学术研究一线。“根本停不下来。”老人家幽默地说。张宪文说，他虽然也喜欢旅游、逛博物馆，但由于工作繁忙，最多只是看看新闻报道、电视上的体操比赛等，有时也会帮助朋友对历史题材的影视作品进行分析研究。
这是目前世界上关于南京大最翔实的史料集。北大老校长吴树青称其是“南京大学为国家做的影响深远的大事”。在此基础上，张宪文带领团队经过3年努力，于2012年12月推出《南京大全史》，全面阐明了作为中国学者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认识，深入了日本右翼的。
采访中，记者记录了如下对话：“除了学术工作之外，您的爱好是什么？”“我没有别的时间。”“除了历史专业之外，您还喜欢看什么书？”“我没有其他精力。”
“工作是我最大的爱好，我离不开学术氛围和学校，乐在其中；从学校到教育部，从市里到省里，都很信任我，我因此有种感，想在晚年尽力多做点事情。”张宪文说。
《中华史纲》出版后，获得学界一片赞誉。随着研究的逐步开展和深入，作为史研究重要内容的南京大问题逐渐进入张宪文的研究领域。
提到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史研究，很多人都会想到张宪文（见图。资料照片）。已至杖朝之年的他，从事历史研究60余年，仍以极大热情在学术一线。用他自己的话说，在学科发展方向的同时，更致力于“为国家民族的发展战略服务”。
张宪文1934年出生于山东泰安。
“将历史讲活，让学生了解真实中国”
“研究历史，板凳十年冷。但光坐得住冷板凳还不够，还需要有全面分析历史的责任和学术勇气。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不能翻烧饼。”张宪文说。
在接受采访前，张宪文花了一晚上时间，用红黑两种颜色的笔，做了正反三张A4纸的笔记。他已习惯了认真严谨地做事，习惯了说话要有根据，习惯了通过可信的一手材料做出分析判断。
但张宪文并不气馁，1983年，他邀请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和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编著《中华史纲》。为修改这部50余万字的书稿，从1984年6月至次年2月，他每天从早上7点到晚上12点，一直伏案改稿。当时读小学五年级的小儿子在作文中写道：“长大以后绝不学爸爸，天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