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把留白的地方留给读者去想｜读＋

叶兆言：把留白的地方留给读者去想｜读＋本站　　自2018年的《刻骨铭心》后，暌违4年，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自2018年的《刻骨铭心》后，暌违4年，叶兆言最新长篇小说《仪凤之门》日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前不久，长江日报《读+周刊》专访叶兆言。他从《仪凤之门》的创作出发，谈到自己的文学观、对现代小说的看法，以及他对当下作家与读者关系的认识。

　　仪凤门是南京城的北大门，也是城市的“后门”。出了仪凤门，就是长江边，官员们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

　　长篇小说《仪凤之门》以仪凤门为原点发散开去，将南京城在辛亥前后的百姓生活、南京近现代的城市发展轨迹融汇于小说人物的人生命运浮沉之中，间杂南京城尤其是下关地区的地理、人文、社会发展等细微城市脉络，是一部底层小人物、草根英雄成长奋斗的心灵史，也是南京城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仪凤门，见证一个民族在历史巨流河中的砥砺与风霜，见证一座城与城中人的创伤与坚韧。

　　不仅如此，《仪凤之门》这个书名还暗扣了书中3位女性的名字，她们在大时代的巨流中颠沛流离，她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胶合，她们如何活出生命的宽度和尊严？这些，都在叶兆言的笔下流淌出来。

　　叶兆言说：“没法跟别人细说《仪凤之门》写了什么，我最不擅长的就是干这个。很厚的一本书，当然会有很多意思，有很多故事，有很多掏心窝的话，也有一些不要紧的赘言和描写。三言两语不可能说清楚，说了也可能是蒙人，总结和评判这类的事，应该交给读者去做。非要做广告的话，只能说这本书写到了女人如何给男人力量，写到了爱和不爱如何转换，如何发生，历史怎么被书写。当然，究竟怎么回事，最后也还是要看了小说，才能跟大家解释清楚。”

　　在叶兆言40年的写作中，有一个绕不开的主题——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秦淮”“南京”。他被公认为书写南京最多、也是写得最好的当代作家，是南京最理想的文学代言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叶兆言以一部中篇小说《悬挂的绿苹果》登上文坛。八十年代末，出版中篇小说集《夜泊秦淮》，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也就此在当代文学史上写下了经典的一页。此后，长篇小说《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构成了他的“秦淮三部曲”，诸多散文和非虚构作品也都以南京为舞台。2019年，他写出《南京传》，从公元211年孙权迁治，一直写到1949年百万雄师过大江，中间经历三国烽火、六朝金粉、南唐挽歌、明清隆替、风云；在他心目中，没有哪座城市能像南京那样清晰地展现中国历史的沧桑。

　　《仪凤之门》也是一部发生在南京的故事，从晚清写到辛亥，写到北洋军阀时期，写到国民军进入南京；从故事发生的时间看，可以看作《刻骨铭心》的前传。

　　不仅如此，叶兆言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他要写1949年以后的南京。如此一来，他的“南京书写”横跨小说和历史，纵贯南京建城的近两千年，变得非常丰厚。

　　不过，叶兆言在接受长江日报记者采访时却说，他的“文学小店”不想卖“土特产”，发生在南京的故事，其实也可以发生在任何一个中国城市。

　　读+：您这部小说写得有点不一样。几个拉黄包车的兄弟，以各自的方式卷入动荡的时代中，在辛亥中立下功劳，又抓住了南京开埠繁荣的契机，一跃而成为商界名流、时代宠儿，最后又为命运付出了代价。按照常理来说，主人公发迹的过程应该是充满了传奇的细节，可以大书特书、浓墨重彩。但是您把这些过程写得比较“虚”，倒是花了很多笔墨写主人公的各种日常生活。

　　叶兆言：我觉得我的小说理念、同时也是现代小说的理念，那就是不应该把故事都说完，这些最精彩的部分其实是留给读者的，应该是让读者去想象的。因为你留的空白的地方，它是对读者充满了信任，但同时也是对读者充满了。我把这个东西“留白”，读者就会去想，“诶，这一段叶兆言没写，我来帮他写吧”，这就变得有趣起来。

　　我希望我写的主人公在各方面的成功，是要读者去参与和分享。如果我们的读者完全被动，我就告诉他事情是怎么样发生的，当然他读起来也很轻松，但是有时候他会觉得没意思，或者说读完了就算了，读完了就不会去想了；而且我如果真的写出来了，他可能还会觉得“这个没劲，还不如我来写”。恰恰是我没写、索性不写，他就有可能会去想，“叶兆言为什么这个地方突然不写了”，或者“是不是我看漏掉了”。

　　所以现代小说有时候是会有这样的一些新写法或者新的趣味点；古典小说、传统小说恰恰是在这些地方要花大力气，他认为这个是重点有戏的地方。从我的文学理念来讲，我是希望在有戏的地方，我们把戏留给读者，让读者参与，这样就比较有意思。所以我通常写到的部分不写了，我觉得是属于读者的，交给读者好了，不用我自己去把它填得满满的。所以小说有时候在不该长的地方写长一点，不该短的地方写短一点，这样起码就可以有别于别人的小说。

　　叶兆言：确实有一个过程。我中学时代特别喜欢雨果，认为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雨果的那种浓烈、那种细节描写的丰富性，我觉得很酣畅淋漓。但是随着阅读水平的提高、阅读智力的提高、阅读趣味的改变，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突然发现我已经没办法接受雨果了。

　　为什么？因为他太啰嗦了，他说得太多了，一个简单的事情反复描述，一个简单的细节他写了很多。事实上，古典小说中的浪漫主义风格很早就过时了，巴尔扎克都接受不了雨果，觉得他煽情煽得太厉害。但是我们知道最初的读者他是需要喜欢煽情的，越煽情越好。很多人看一部书就是为了能大哭一场，最初的读者就是这样的一种阅读兴趣。

　　但是今天，阅读的过程已经不仅仅是接受教育了，因为读者本身已经是受过教育的人了，他在阅读的时候，那就像我们两个今天这样聊天，你不是想听叶兆言要教懂你什么，而是你想跟我谈一谈。所以我说我的写作是读者和作者在茶馆里聊天，关系是平等的，而不是一个老师在上课、在说教。读者跟作者没有智力上太大的差异，有时候可能只是他忽略了这件事情，有些事情他没想到，我一提起来他觉得是这样，所以我小说中间应该留有让读者商榷、让读者欣赏、让读者批判、甚至让读者嘲笑的地方，我觉得这样才有意思。

　　所以我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我不会说得那样“大”，我最多做到“尽可能真实”，但其实我知道我完全是虚构的。别人如果表扬我“你这个小说写得很真实”，我就觉得他没挠到我的痒处，因为“真实”对我不稀罕，我恰恰是希望在“真实”之外，我们能够谈一些另外的事情，可以聊聊天。我希望能产生这样一种局面，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感觉，有的人赞同，有的人不赞同，这样就变成了一种新型的阅读关系。

　　读+：说到虚构，我想到了您在《仪凤之门》里安排的“阅江楼”。这座楼作为南京北部的一个地标，长期处在“有记无楼”的状态下，早在14世纪，就有了著名的《阅江楼记》以及很多诗词文字，在长达600多年的时间里，它一直存在于文字世界或者说人们的心理上。线年才建成，但是小说让它提前100年建起来了，不但建起来，而且发生了若干故事，是主人公事业到达顶峰的标志，最后这里受到射击，有人死在这里，主人公从此消沉。他的事业看上去烈火烹油，但是已呈败象。发生在虚拟的阅江楼的一切及其后果，这是对城市命运的某种象征吗？

　　叶兆言：我这个故事，写了南京下关四马路的繁华，其实没有四马路，是我编的，阅江楼也完全是我虚构的。

　　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小说发表以后，我突然在网上看到网友从美国某个图书馆找到的当时拍的南京下关影像。我看得特别激动，我虚构的那些细节，居然在美国的那些电影胶片上呈现了，跟真的一样。从影像上看，下关的繁荣超过了我在小说里写的程度，这说明历史的比小说更小说。

　　我让主人公坐船去和外舰谈判，坐什么船呢？我觉得一个小帆船过去没意思，还是用小火轮吧，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那时候开始也有点现代化了，也有点机器的声音了。结果我在视频里看到，那时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艇来接驳岸上和军舰的交通，非常有意思。虚构的小说情节居然会在真实的历史场景中出现，我真的很高兴也很意外。

　　关于人物的命运、城市的命运，可以从我们江苏最有名的张謇说起。一开始他就是“官督商办”，他是状元，在官场又特别如鱼得水，所以清政府给他特殊政策，给他多少地种棉花，附近不许别人开棉纺厂，他当然一家独大了，后来他失去了政府的支持，没有了那种独有地位，他就竞争不过，很快输给了无锡的荣家。荣家的衰落要比张謇晚一步，但是最终结局都是一样的，无论是官僚资本还是民族资本，都敌不过帝国主义侵略。在这个大潮下面，《仪凤之门》的主人公，他就算成功了，最后也不可能避免失败。

　　我看过当时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的游记，他当年到中国来的时候，他就跟翻译和车夫说，这里地太便宜了，你们赶快买地。翻译回答，现在的中国人能活下去就挺好了，谁还想得到要买地。我就把这个故事写到书里，并且让我笔下的主人公买了不少地，但结果他就被套死了，资金链断裂，所以他最后就输了。有的人成功是因为做了什么，有的人成功是因为没做什么，历史充满各种可能性。

　　叶兆言：其实我写南京应该说是很偶然，南京是一个空间，一个作家写作，必须要有空间，我很自然地就选择了南京。苏童选了苏州，王安忆选了上海，都是这样。

　　另一方面，写不写南京，我的基本的文学观不会改变。就拿《仪凤之门》来说，我把它安排在镇江、安排在武汉，我觉得这个故事它也可以成立。这个故事是一个南京的故事，但是它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南京的故事；那个年代有个很特殊的时机，一个普通的车夫，他在那样一个年代，获得那样的机会，有了那样的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放在任何地方，只要有开埠和变革的大背景其实都可以的。

　　作家不应该当“地方主义者”。打个比方，我要开店的话，绝对不会是卖土特产的，我一定想做最好的、世界有名的品牌。文学有一个国际化标准，中国文学是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不要单纯地相信越是中国的就越是世界的，好的文学才是世界的。

　　所以对于我来说，其实都是写的人的一些基本东西，人性中间最常见的一些东西。我只是想写一写我自己认为有趣而且读者读起来也可能觉得有趣的一些东西，另外希望自己的关注点也能和别人有点不一样，当然最好也能和我以前写的东西有一点不一样。

　　我自己也知道，我的作品真正被阅读的并不多，我一直有一个很顽固的想法或者说很悲壮的想法，希望自己能写出一本书，能够让读者读了以后，觉得这个人的东西还可看，他就有可能去看我以前写的书，这样我就完成了对我自己以前的一种拯救。既然有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咱们作为一个写东西的人，应该爱惜自己的羽毛，同时还要抓紧时间。因为我自己随着身体、随着眼睛的老花，我越来越觉得我像个运动员一样，咱们能打一个赛季是一个赛季，能打一场球是一场球。（记者李煦）

　　文学创作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写上一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是2017年，写得很累，很苦，最艰难的时刻，我非常沮丧地对女儿说，这很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然后，终于写完了，松了一口气，又接着开始写非虚构的《南京传》。

　　写《南京传》是一种别样体验，当然也是很累，很苦，整整一年，又回到当年读研究生的时代，孜孜不倦地写，查书，核对资料。

　　写《南京传》时，有一阵状态奇好，每天差不多干十个小时。一天写下来，天昏地暗，天旋地转，把这种感觉说给家人听，说给朋友听，家人和朋友都有点担心，说你不要命了，说你都是老同志了，不可以这么玩。作为写作者，能有这样的状态其实很得意，毕竟我已六十出头，怎么能再和年轻时相比。也正是在这段日子，女儿和女婿决定要去土耳其旅游，他们在网上做功课，选好了旅行路线，租了车，完全可以带着老两口一起去玩。我太太为此很心动。

　　但是我放弃了去土耳其的念头。当时的写作状态十分神勇，无法设想如果去了土耳其，休息半个月，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写作一旦开始，真要是突然停下来，临时刹车，很可能造成非常恐怖的局面。写作期间，大脑通常都是混乱，有很多头绪，神经不太正常，这时候外出，这时候经历一些其他事，等于是用一把修理树枝的大剪刀，伸进脑袋里剪上一刀，所有的头绪都断了，弄不好就再也接不上。

　　我知道有些事，放弃便永远放弃了。女儿女婿去土耳其，目的是为了备孕。一旦我们家有了第三代，这种扶老携幼出国旅游的可能性，短期内基本上就是清零。那时候还没出现新冠疫情，毕竟孩子们要上班，攒个休假并不容易。我女儿当时就说过：“我太知道老爸这个人，知道他不可能去。”

　　写完《南京传》，有一段日子，突然发现写作变得比较容易，对短篇产生了不可遏制的，结果在短短的时间里，连续写短篇。于是在2021年，我的短篇小说，开始在不同的文学刊物上，时不时地冒出来。

　　一篇又一篇往外投稿，目的只是为了掩护一部新的长篇。这个长篇就是《仪凤之门》，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又在写长篇，另一方面，说干就干，说开始就开始了。《仪凤之门》可以说是计划已久的一本书，可是计划再久，没写出来之前，它什么都不是。写作者的状态说不太清楚，忽好忽坏，好时得意忘形，坏时连去死的念头都有。写长篇是非常暗黑的一件事，一旦开始，开弓没有回头箭，破了釜沉了舟，等于被判处无期徒刑，你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写完，剩下的，只能孤零零地勇往直前。

　　我突然意识到，自己这次写长篇，内心带着的恐慌，要比以往更加严重。我不过是做了一个局，玩了一次小聪明，隔三岔五地发表短篇小说，幻想给人产生错觉，不让别人知道我在写长篇。毫无疑问，一个写作者内心深处的不自信，绝对说不清道不白。我已经开始在写《仪凤之门》了，隐隐地知道自己要写什么，要怎么写，不能怎么写。可是实际的写作过程中，又会出现太多的神神鬼鬼，有太多的天意。

　　我不太愿意再对女儿说，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再这么说，多少有些凡尔赛，太矫情，但是在真写不下去的时候，在大脑缺氧的时候，在眼花缭乱的时候，内心深处不止一次闪过这样的念头。我知道一个人不可能永远写下去，筋疲力尽是自然的事情，写作者最后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写不了和写不下去是必然的，我所以要奋不顾身，不知疲倦地去写，完全是因为害怕那一天的到来。

　　不管这部《仪凤之门》是不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它的杀青它的成书，毕竟可喜可贺。为伊消得人憔悴，衣带渐宽终不悔，也许我已经夸大了写作的痛苦。事实上，写作的快乐，同样也是无法描述。写《仪凤之门》期间，人们在谈论这一年杂志上我陆续发表的短篇小说，自己难免有点小人得志，恨不能跟别声宣布，说我正在悄悄建造一栋长篇小说的大楼。随着《仪凤之门》接近完成，这种骄傲情绪几乎按捺不住。

　　在写作的一年期间，我几乎都是天不亮就开始工作，窗外渐渐明亮，长江在晨雾中显现，有时月圆，有时月缺，时空就这样被穿越了。逝者如斯，盈虚者如彼，我不会说它是一本靠真实取胜的小说，在虚构的文学中，当然要真实，要有非常扎实的真实，然而一部好的小说，真实又往往可以忽略不计。真实可以随手而来，真实不是目的，好的小说永远都是要写出不一样的东西，要无中生有，要不计后果地去追求和创造。（叶兆言《仪凤之门》创作谈，有删节，标题有改动）

　　最早一次是大学专业实习，我们在南京住了个把星期，每天城里城外、山上山下去做“地质勘探”，紫金山、栖霞山、雨花台走了个遍。我们不仅看表象，饱览名山大川，也看构造和成因，把这城市自然地理的肌理摸了个清清楚楚。可以说，我们对于南京地质构造的了解胜过这世界所有其他地方，那是此后我全部职业生涯都不再有过的知识和实践的双重体验。

　　再有一次是去南京见一个朋友。晚上抵达的时候我遭遇了一场可能是当地百年不遇的特大暴雨，我好不容易拦到的的士被河街上翻滚的大水包裹，简直漂荡了起来。第二天我们在酒店里待了整整一天。然后我独自去秦淮河坐游船，又遭逢了一番雷雨大作，水面上除了我和一叶孤舟，一个游客都没有。

　　叶兆言说他的作品虽以南京城为载体，但他不希望人们以为他在兜售文学小店里的土特产。看得出，他是一个有大抱负的作家，希望从南京出发，道尽人人感兴趣、同悲喜的文学体验，这当然无可厚非。正如有的作家，天生就喜欢耕作土特产，分享一亩三分地里的收获。他们都只是路径不同，关键的关键，要害的要害，还是要写得好，写出价值，能给读者带来情感上的冲击和智慧上的启迪。不管从哪里出发，写好了就是一整个世界。 （刘功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