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65岁叶兆言：我还在写还有心不死的一面

专访65岁叶兆言：我还在写还有心不死的一面本站　　65岁的叶兆言是文学圈内公认的“拼命三郎”

　　65岁的叶兆言是文学圈内公认的“拼命三郎”。参加上海书展，没有打破他的写作节奏。在宾馆，早上5点多起床，“刷牙的时候已经完全进入状态”，早饭“是过渡性的”，一直写到中午——一年起码有300多天，叶兆言维持着这样的生活。就连4岁的小外孙都已经学会严肃地宣布：“姥爷在工作，不能影响他。”

　　今年6月，江苏省作协为叶兆言开了一场“退休茶话会”。“作家有没有退休这回事？这是一个挠到痛点的问题。其实，从写作来说，作家退不退休，只关乎还能不能继续写。”

　　11月20日，叶兆言带着长篇小说新作《仪凤之门》走进上海展览中心。作为今年书展少有的外地来沪嘉宾，接受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专访时，叶兆言坦言：“不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与读者相遇，对写作者来说都是特别值得感激的。”他诚恳表示，考虑到年龄和体力，往后的每一部长篇都有可能是最后一部，“但我还在写、还在努力，还有心不死的一面。”

　　“文学创作就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写上一部长篇小说《刻骨铭心》是2017年，写得很累，很苦，最艰难的时刻，我非常沮丧地对女儿说，这很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部长篇。然后，终于写完了，松了一口气，又接着开始写非虚构的《南京传》。”叶兆言回顾近些年的创作，“《南京传》同样很累，很苦，但与写小说不一样，好像更从容，更另类，整整一年，仿佛回到学生时代，在写学位论文。”

　　《南京传》之后，叶兆言“突然发现写作变得比较容易”，他进入短篇小说创作的爆发期，短短一年时间，就攒下了能编成一卷的篇数。写《仪凤之门》这一年，他把短篇小说一篇又一篇往外投，只为了“掩护”这部悄悄启动的新长篇。“一方面，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又在写长篇，另一方面，说干就干，说开始就开始了。”直到《仪凤之门》完成，他才向杂志投出了最后一篇早已完成的短篇。

　　日复一日地写作，有没有写不出的时候？对记者的问题，叶兆言纠正：“其实，一直写不出才是常态。细算一下，我每天的工作时间挺长的。一个人要是每天写500字，一年加起来也能有17、8万字。如果说我和别人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我很少有停顿、很少有不写的日子。”

　　2014年带着长篇小说《驰向黑夜的女人》参加上海书展，面对读者提问写作秘诀为何，叶兆言曾回答：“不顾一切地写下去，只有写下去才知道能不能写好。如果写不好，你面对的就是两个选择，要么放弃，要么继续写。”

　　“当然要继续写。”旁人眼中的“高产”，在叶兆言看来仅仅是“正常”，“如果从那时算起，我又写了8年。我是发自内心地喜欢写，就像演员一样，能在这个舞台上一直演下去，就是开心的事。”

　　叶兆言有两怕。一怕别人问，你是不是在写新的。“要说老实话，我当然告诉你，是在写。但多少有些压力。我是一个容易紧张的人，不是很自信，而且年龄摆在那里。”二怕和别人谈刚完成的作品，这同样出自“不自信”。“刚写完的作品，总有这样那样的不满意。当然，这也会形成写作的一种动力，去追求更好的下一部。”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中篇小说集《夜泊秦淮》到“秦淮三部曲”《一九三七年的爱情》《很久以来》《刻骨铭心》，从非虚构的《南京人》《南京传》到《仪凤之门》，在叶兆言的写作生涯中，一个绕不开的地标是他生活了六十多年的地方——“秦淮”“南京”。

　　提到南京，还没等记者问完，叶兆言抢先回答：“被包装成南京的一个代表，不是我的本意。仿佛我开了一家店，专门卖南京土特产。对小说而言，始终要追求第一流、卖好东西，而不是地方特产。”

　　最初构思《仪凤之门》，是叶兆言一直想写的一个上海故事。“其实，这部小说完全可以发生在长江沿线有相似历史条件的城市，比如上海、镇江，甚至武汉。过去，我在小说里曾经虚构过江边的一个城市，叫梅城，这个故事也可以发生在梅城。我只是很省事地随手一放，把它放在我看得到的、熟悉的地方。”

　　仪凤门是南京的北大门，出了仪凤门，是长江边，官员北上，军队出征，都要走这个城门。《仪凤之门》从仪凤门发散开去，将南京城大前夜的历史、南京近现代的历史融汇于以男主角杨逵为首的人物的命运浮沉之中。“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机会。历史中有当代性，今天是过去，过去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到今天。对《仪凤之门》，也可以理解成一个当代的阿里巴巴、小米或苏宁的故事。”

　　“有句话说，越是地方的，就越是世界的。从文学来说，反过来说可能更重要，越是世界的才是真正地方的。就像体育运动、奥林匹克，属于人类，属于世界，而不仅属于某个城市。”叶兆言说，“比起寻找每座城市的不一样，我更感兴趣的还是共通性。为什么城市的英雄总是外来者？城是保守的，南京最早就是两个城堡，白下城、石头城，城堡就是要守住的地方。‘城’后面还有一个‘市’字，市是开放的、交流的，市大于城，才形成了城市。”

　　“对南京，我说过一句话，南京做不了官、挣不了钱，是适合读书的地方。很多人喜欢这句话，但其实，这可能是虚假的。在文学里，可以假设一个只想读书的城市人，那是一个希望、一种愿望，但仅仅告诉读者希望，对文学来说是不够的。”叶兆言说。

　　《仪凤之门》出版后，应出版方之邀，叶兆言在豆瓣做了一场“答读者问”。多年前，他还是微博常客，虽然2015年就停更，但微博账号的关注者至今还有174万。“其实，我不擅长回答问题，尤其是回复完全不了解的人，但不回答，又觉得对不住人家。用微博，总会花掉一些精力。我是一个功利的人，想把时间集中在写作上。”

　　在叶兆言看来，对一个作家来说，写得好是应该的，“当然，作家肯定有虚荣心，希望别人说他好，就像自己家的孩子，你可以说他不好，但被别人批评总不是很高兴。对写作的人来说，有时候被打到痛处，确实感到很狼狈，但同时心里也是高兴的。被指出的问题，会一直提醒你。我记得王朔说过，江苏的作家特别容易安逸。我在写作的时候也总是提醒自己，不要有所谓江南才子的安逸。”

　　从叶圣陶、叶至诚到叶兆言、叶子，叶氏家族持续与文学结下深厚缘分，但叶兆言说，自己成为作家完全是巧合。“小时候，我对写作没有兴趣。父亲对我最大的愿望，长大干什么都好，不要当作家。”

　　高中毕业，叶兆言进工厂当了四年钳工，1978年考入学中文系，“如果不是这个时代，我没有读大学的机会。赶上了这个时代，身边的人都在写。我是个没主见的人，也就开始写。直到研究生毕业，我已经发表过几部长篇、中篇，仍然觉得自己以后会是一个业余作家。因为家里始终给你一个警告，不要成为‘空头’文学家。”

　　“人生就是这样，很难预测自己的未来。”叶兆言说，成为作家不是有目的的，而是“写多了，就写成了作家”。

　　“写作非常累，经常写不下去，开始写一个大东西，你自己恐惧，你的家庭也恐惧。但写东西也是让生命充实的。特别是写长篇，你知道一时之间肯定写不完，今天还是明天就变得不再重要。回归生活的本态，踏实地写下去。就像马拉松，刚开始跑，就慢慢跑下去。”

　　这么多年写下来，写了这么多，已经出了这么多本书，还能折腾到什么程度呢？有时，叶兆言也会这样自问。“有句话叫哀莫大于心死。聂绀弩改了一个字，‘哀莫大于心不死’。写作，就是在心死和心不死之间折腾，我还有心不死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