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本南京安全区专著将出版84年前曾有1500多名中国人与外国友人并肩作战

首本南京安全区专著将出版84年前曾有1500多名中国人与外国友人并肩作战本站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然 徐梦云/文 苏蕊/摄）走过遍地银杏的“东方最美校园”，再到小粉桥灰砖红瓦的拉贝故居，一路都是美景

　　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然 徐梦云/文 苏蕊/摄）走过遍地银杏的“东方最美校园”，再到小粉桥灰砖红瓦的拉贝故居，一路都是美景。然而84年前的12月，南京城的天空被炮火映得通红，25万惊慌失措的难民涌入这3.86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他们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首本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时期的南京安全区研究》预计将于12月底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国家社科基金规划课题研究成果，由南京师范大学研究中心主任张连红主持。近日，他接受了现代快报记者的专访。

　　1937年11月，一个国际救济机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立了，德国西门子洋行的约翰·拉贝被推选为主席。安全区位于南京主城西北，占地3.86平方公里，四面以马路为界，南为汉中路，东为中山路，北为山西路及其以北一带，西为西康路，美国、意大利、日本、荷兰大使馆及部分西方教会机构均坐落其间。界内分设25个难民收容所，最多时共收容难民约25万人。20余位外籍人士和一大批勇敢的中国人，在惨案期间，为保护难民、阻止日军暴行作出了巨大贡献。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合影。左起：福斯特、米尔斯、拉贝、斯迈思、施佩林、菲奇

　　新书《时期的南京安全区研究》把研究的目光聚焦在当年的安全区，从南京安全区的成立、安全区的组织机构与成员、南京安全区的功能、安全区的难民组成和难民心理、安全区内的日军暴行、中日当局与南京安全区、南京安全区的解散等七个方面介绍了南京安全区。

　　该书从1998年立项开始研究，历时23年时间编辑出版，项目主要成员有张连红、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心主任王卫星、江苏行政管理学院教授杨夏鸣、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研究人员刘燕军、曾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的研究生邹洪凯。

　　这23年里，为了收集到更多一手资料，项目成员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寻访幸存者，数次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地搜集第一手史实资料。张连红说：“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南京安全区的专著，里面有很多资料是首次公开，比如一份珍贵的难民名单。”

　　这份名单的发现，要从张连红一行3人赴德国收集史料说起，“拉贝是当时德国西门子驻南京办事处主任，我们想可能公司会保存一些当年的资料。但当我们到总部时，并没有亲眼看到资料，对方只是答应帮我们找。”

　　让人感动的是，当张连红一行人回到南京后，收到了对方寄来的一份无比珍贵的名单。“是一份拉贝在小粉桥难民所登记的难民信息表，里面包含了600多名难民的年龄、性别、职业，还有他们的签名。这是我们首次发现的，对研究难民所难民的构成情况很重要。”

　　12月的南京师范大学随园校区，银杏金黄，不少学生在校园内拍照记录。在校园的一角，魏特琳铜像静静地矗立。关于南京安全区，南京人乃至中国人，至今仍然感恩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外国友人。

　　但是，还有一些中国人的名字也应该被记住。“如果没有大批中国人参与工作，安全区是不可能有效运作的，只是在以往的论著中，很少能看到关于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中中方成员的身影。”张连红说。

　　与20多位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相比，国际委员会中的中国职员阵容特别庞大，《南京国际委员会报告书》称，1500多人直接参与该委员会的各项工作。他们主要是与西方人关系密切的知识阶层、安全区的中层管理人员、安全区的基层。

　　安全区成立之初，对区内的房屋特别关注，便设立了住房委员会，其中就有中国人担任成员。许传音曾任住房委员会主任，他出生于安徽，1928年来到南京并定居。前夕，许传音将家人送回安徽老家躲避战祸，自己留在南京。1937年12月他受邀主持安全区难民住房安排工作，由于英语很好，许传音应邀担任世界红十字会副会长，同安全区西方人士及时沟通，协助日常工作。

　　姜正云当时是南京金陵大学附中难民所所长。1935年，他任金大附中舍监、训育副主任兼英文教员。前夕，他由于家庭负担重，无力西迁，决定留守南京。他带领了约80名助手，为了保护难民，他曾经遭受日军的毒打。

　　程瑞芳在期间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三人紧急委员会成员之一，协助进行收容、保护妇女儿童工作，成为魏特琳最主要的工作助手，被她称为“优秀的将军”。

　　王廷、齐兆昌、陈斐然、沈玉书……时隔84年，当年与外国友人一起并肩作战的1500名中国人的信息我们知之甚少，“他们的名字也应该被记住。我们希望这本书出版以后，还能带动一些参与管理安全区人士的后代搜集、提供更多的资料给我们。”张连红说。

　　在仅有的3.86平方公里安全区内，难民的生活是怎样的？他们的心理有哪些起伏？张连红介绍，新书中大量引用了安全区内外国人的日记、信件以及幸存者口述等一手资料，记录了当时难民的生活，对他们的心理活动进行了梳理。

　　南京陷落后，更多惊慌失措的百姓涌进难民区。没有地方安置，他们就在露天草地上，用破芦席、门板和稻草搭建简易狭小的草棚。约翰·马吉曾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房子里真是拥挤不堪，像沙丁鱼罐头似的。”“楼下一间大房间，包括相连的一个封闭阳台，共50多人。”

　　在安全区，最贫困的难民吃饭是免费的，但是可提供的餐食有限。幸存者陈桂英回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这里一天管两顿粥，大家各自拿着碗去操场领粥，领了粥马上躲进屋子。”除了拥挤、饥饿，安全区里吃水也很困难，卫生环境恶劣，不少西方人士都担心会发生流行性传染病。在安全区里，日军的暴行仍然存在，包括、、抢劫、焚烧等。

　　即便生活如此困苦，但是安全区内的难民并未绝望。飞机炸弹的爆炸声和远处隆隆的枪炮声，引发了人们的无限遐想，给予了他们极大的慰藉。“突然有飞机来了，老百姓就会传，中队又打回来了，要给我们送粮食了。”张连红告诉现代快报记者，随着战局的变化，南京城内流言的内容不断变化，但有一个主题不会变，就是中队重新夺回南京。“很多流言都是带着一种美好的愿望。他们心里认为日本人一定不会长久，中国人一定会胜利。我们也看出老百姓非常顽强的生命力，中国人从来没有被战争所打垮，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的民族。”

　　尽管新书中已有许多最新的研究成果，但张连红坦言，关于南京安全区的研究永远在路上，至今仍有许多未解之谜。

　　“我们通过大量档案资料发现，当时的安全区里面很多中国人都做了大量的同胞互救工作。25个难民所，只有金女大的难民所所长是西方人，其他都是中国人。这次我们花了很多的篇幅去展示安全区里面中国人的互助。中国人参与安全区管理的有1500多人，但可惜的是，今天我们能讲出名字、了解主要活动的只有100人不到，我们还需要不断去挖掘第一手原始资料。”张连红说。

　　如今，还有一份名单让张连红一直牵挂着，这份名单对的死亡人数具有重要意义。“抗战胜利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当时南京临时参议会专门成立了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在审判谷寿夫时，有9万多人申请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救助。”张连红介绍，这9万多人都有家人被侵华日军了，他们为什么要申请救助？家里什么情况？这个名单有详细的记录，“这份9万多人的申请资料目前没有发现，有可能是被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带回了美国。我们将会不断地寻找挖掘，如果找到它，将会为再添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