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绘本热”：我在东京的观察与体验

日本的“绘本热”：我在东京的观察与体验本站　　在日本，我们常常能看到家附近的图书馆、公民馆、书店乃至一些私人读书团体会定期或临时举办各类绘本共读会

　　在日本，我们常常能看到家附近的图书馆、公民馆、书店乃至一些私人读书团体会定期或临时举办各类绘本共读会。所谓“绘本共读会”，主要是指通过朗读绘本内容，同时借助现场音乐、连环画剧等外在表现形式，向孩童及其父母传递画面赏析和阅读乐趣的一种交流型读书会。根据对象不同，又可将其分为婴儿绘本共读会、幼儿绘本共读会或中小学生绘本共读会等。近年，日本社会还出现了一种面向老年人的绘本共读会。

　　正如纪实文学家柳田邦男所提倡的那样——“人生需三读绘本”，意指幼年读绘本，从小培养阅读习惯和对世界万物的好奇心；青年给下一代读绘本，体验亲子共读的乐趣；老年读绘本，重拾孩童时期的美好回忆。如今，绘本已不再仅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一种儿童读物，同时也是串连前后两个人生阶段的记忆纽带以及维系两代人亲情沟通的文化桥梁。

　　虽然日本的“绘本热”现象不过是近二十年的产物，但若探究其绘本文化的发展历程，却可以追溯至平安时期的“物语绘卷”（故事画卷）。其中，最为人熟知的便是以日本古典文学高峰《源氏物语》为题材所创作的《源氏物语绘卷》。这件被称为“日本四大绘卷之一”的国宝级作品如今仍部分保存于名古屋德川美术馆和东京五岛美术馆。翻译过《阿Q正传》（岩崎书店“世界文学名著青少版”，1967年）的儿童文学作家西本鸡介曾言，绘卷让“之前仅通过文字来体验故事世界的人们发现了还存在这么一种依靠欣赏具体图画的方法——也可以说是绘本的绝妙之处”。

　　随着时代的变迁，日本又陆续出现了“御伽草子”（镰仓时代至江户时代期间出现的一种带插图的短篇大众文学作品）、“奈良绘本”（室町时代至江户时代期间出现的一种主要以御伽草子为题材的带图抄本）等走进寻常百姓生活的早期绘本作品。之后，江户时代木版印刷术的发展更是对这些绘本作品的降价扩销起到了显而易见的推动作用。彼时，取材自日本传说故事的儿童读物“赤本”和以日本古典舞台艺术“人形净琉璃”“歌舞伎”等为题材的历史读物“黑本”大量涌入图书市场。到了明治时代，绘本基本上已经成为儿童通俗读物的一个代名词。

　　明治时代至大正时代期间，从《少年园》（1888年）、《幼年画报》（1906年）到《儿童之国》（1922年），日本迎来了绘本杂志和儿童文学作品接踵面世的一个井喷期。鉴于当时日本政府所推行的美育教育水平停滞落后，不利于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文学艺术鉴赏品味，“日本儿童文化运动之父”铃木三重吉创办儿童杂志《赤鸟》（1918年），号召当时一流的文学家和画家投身于儿童文化创作之中，并由此正式拉开了日本儿童文化运动的序幕。在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泉镜花等文学大家以及冈本归一、初山滋、清水良雄等知名儿童画家的大力把持与合作之下，日本儿童文化无论是在“文”还是在“画”上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也为战后日本绘本文化迈出国门，走向世界奠定了一个良好扎实的基础。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战前的这些绘本杂志更多采用的是一种以单幅或系列插画来衬托文章主题的表现形式，而如今我们在市面上所见的那种画作一体、甚至无字的创作型绘本，其真正兴起的开端还应该是在战后。通过西本鸡介的梳理和考察可知，1953年问世的《岩波儿童系列丛书》将艺术表达形式多样、故事内容趣味横生的《小黑人桑波》《小房子》等外国经典绘本引进国内，给日本绘本界及出版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之后，不少出版社纷纷推出本土画家创作的绘本作品，并很快就有日本人在1967年、1969年的布拉迪斯拉发国际插画双年展（BIB）中拿下大奖和金苹果奖。到了上世纪80年代，赤羽末吉和安野光雅两位日本画家又相继摘得国际安徒生奖插画家奖，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日本绘本的国际知名度。

　　近年，伴随着年轻人远离书籍的趋势加剧，整个日本出版业不可避免地陷入了一番恶战苦斗。笔者一位在东京某出版社任职的友人笑称，现在出版业唯一能稳赚的恐怕也只有绘本了。此话乍听之下虽然略显武断，却也与事实相去不远。究其原因，一来与东亚父母那种“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育儿心理有关；二来也和整个社会对绘本阅读的大力推动密不可分。2000年是日本参众两院通过决议规定的“儿童读书年”。也正是在这一年，日本从英国引进“阅读起跑线”（Bookstart）活动，旨在“与孩子分享阅读”（Share books with your baby！）。如今，日本全国已有60%的自治体在开展1岁以内婴儿体检时，联合当地图书馆、保健中心、市民自愿者团体等共同举办绘本共读会，并向每个参加体检的家庭赠送绘本套装。

　　2014年，文部科学省下属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正式在东京涩谷开办“绘本专门士培训讲座”，邀请婴幼儿教育、心理、活动领域的数十位专家学者从“加强绘本相关知识学习”“提升绘本共读会等运营技能”“打磨对图画和文字的感受性”三方面来进行讲座。整个培训期从6月延续至翌年1月，隔月开讲，每次两日课程，共计30个课时，首期面向全国招收一个班30名学员。虽然讲座规定了明确的报名要求，比如，必须从事婴幼儿教育、研究或出版等相关工作长达3年以上，但仍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自翌年起，人员扩招一倍，60名学员被分为两个班进行授课。到了今年，虽然招收人数已增至70名，但报名人数却也遽增至近1500人。现下，已顺利结业的281名、共5期绘本专门士遍布日本全国各地，其中有电视台主持人、绘本编辑、幼儿园或小学老师，也有研究儿童文学的大学教师、家庭主妇以及政府部门公务员。或许正是因为有了无数这样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默默耕耘的普通人对绘本长期不断的热爱与坚持，才有了今时今日我们所见到的“绘本热”现象吧。

　　虽然据东京都总务局的统计，2019年居住在东京的外国人已达到55万，几乎占东京总人口的4%，其中仅中国人就有21万，在整个外国人群体中位居首位，可是在绘本共读会方面，除了偶尔一些英语绘本共读会之外，几乎看不到其他语种的身影。当然，英语作为学校教育中的第一外语而受到重视也在情理之中，然而，在本国人口不断减少、外国人口持续增加的大背景下，东京这个多语言共生社会在文化活动领域对其他语种的需求正在急速上升。笔者身边就有许多中国家庭的父母担忧孩子因长期生活在海外、缺少接触中文的机会而最终丢失了自己的母语，同时也有不少日本家庭的父母希望能让自己的孩子多一些除了英语之外的语言文化体验。于是，在拿到“绘本专门士”资格之后，笔者从2018年起开始尝试在东京的图书馆或书店开展中日双语绘本共读会。

　　至于为什么是“中日双语绘本共读会”而非单一的“中文绘本共读会”，是因为笔者一直觉得“保留自身文化”与“融入当地文化”这两者不但不冲突，反而更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绘本共读会毕竟不是中文教学班，它更多的是为大家提供一个能够接触中文，体验中日文不同语言特色以及两国文化差异的交流场所。因此，中日双语绘本共读会不仅面向中国家庭，同时也大力欢迎日本家庭的积极参与。考虑到多数参加人员可能并不具备相关的中文知识，在选书时，笔者一般会参考三个标准：第一，像《噗噗噗》（谷川俊太郎）这种拟声词较多的婴幼儿绘本；第二，诸如宫西达也的恐龙系列绘本那样在中日两国知名度都较高的趣味型绘本；第三，像《荷花镇的早市》（周翔）这样虽然在日本知名度不高却可以充分展示中国传统文化风景的知识型绘本。

　　今年年初，笔者在东京某图书馆与该馆工作人员共同举办了一场介绍春节文化的中日双语绘本共读会。当时选择的是曾获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的《团圆》（余丽琼/文，朱成梁/图）。这册绘本从一个年儿的视角描绘了外出务工的父亲在春节期间返乡团聚时的生活点滴，其中还形象地介绍了在饺子里包裹好运硬币等民间过年习俗。这种充满中国艺术特色的淳朴画风与真挚情感不仅让日本孩童倍感新鲜有趣，也使那些尚没有机会回国感受传统春节氛围的中国小孩心生亲近感。此外，整个活动中还穿插了“春节知识小问答”以及简单的中文对话体验（此次按计划只教了“新年好”“再见”两句）。结束后，一名从国内来东京上小学的中国女孩特意走过来跟笔者说：“我上学时，周围所有人都说日语。回到家，也只有爸爸妈妈说中文。没想到今天有这么多小朋友和我一起说中文，真的好高兴。”

　　人们常说，风起于青萍之末，浪成于微澜之间。如今将这句话放在民间文化交流上，同样也是适用的。像中日双语绘本共读会这样看似微不足道的文化活动，或许也会如同春耕播种一般，不知何时便把一粒种子撒进了人们的心田，只需我们静静等待未来发芽、成长与收获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