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国籍

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 3名子女中2人入中国籍本站　　据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

　　据南京市政府外事办公室提供的统计数据，定居在南京的日本人在500人左右。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这都是一个极小的数字：日本长期排在这座城市外资来源地的前五位；南京是中国的六朝古都，拥有800多万常住人口；300公里之外的上海，则有近5万名日本人。

　　而南京这个极小的数字还在变动之中，就像是温度计上的读数。每当经济的、的气候有一点点变化，数字都会立即作出灵敏的感应。

　　在过去80年里，“南京”和“日本”同时出现时，通常是一个并不愉快的符号，代表了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2017年，是侵华日军80周年。

　　对于大部分南京人来说，“日本人”的形象既远又近，真实生活中不怎么见到，新闻媒体、历史教科书、电视剧以及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则常常耳闻目睹。

　　实际上，在南京的日本人并不难找。距离遇难同胞纪念馆5.3公里的地方就有一个聚居区。从南京市中心的新街口一路向西，走上18分钟，迈上1700多步，就能跨进他们的世界。

　　这是石鼓路附近一条小街，分布着各式日本料理店，霓虹灯映出各种颜色的“昭和体”“勘亭流体”文字，日文招牌像一面面旗帜。在南京，仅一家点评网站上注册的日式料理店就有759家，但真正由日本人开设的只是个位数。没有谁比兔泽和广更加清楚这一点。

　　他是南京日本人协会的会长，一家日式料理店的老板。在南京生活24年的他，说得出一口地道的“南京普通话”，被他的中国朋友戏称为“假南京人”。

　　大约500名日本人生活在800多万人口的南京。多数时候他们是汪洋大海中的水滴，并不起眼。有时他们又是白纸上的几点隐形墨水，在特定的时刻，无比醒目。

　　兔泽和广亲历过那样的时候。2012年，日本政府引发“国有化”事件。很多中国机构和公司突然谢绝和他往来，他在南京的三家公司都因为业务开展困难而关门。不过，他并没有打包回家，而是马上又开了新公司。他不打算离开南京。

　　每年的12月13日，他确切地知道自己不是南京人。在这一天他会用自己的方式从南京“消失”——“要不在家睡觉，要不就在外地出差”，尽量避免抛头露面。80年前的这一天日本军队攻入南京，开始了40多天的屠城。从2014年开始，这一天被确定为“死难者国家公祭日”。

　　2016年12月13日这天，9时58分，石川果林正在教室里批改大学日语系学生的试卷。纸张垒成了一个“小山堆”。两分钟后，刺耳的长鸣声响起。

　　她距离一座容纳这座城市惨痛记忆的纪念馆14公里。遇难同胞纪念馆，坐落在一个三角洲地带，形状像一把屠刀的刀尖，指向莫愁湖景区，也指向80年前的那场浩劫，像是无声的长鸣。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以往每到这一天，这位说话小声、一头齐耳卷发、面色有点苍白的母亲，会考虑给学校打个电话，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中。

　　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安慰自己，“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没发生过什么”。60秒的长鸣过去，上课铃声又叮叮作响。

　　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入了中国国籍，另外一个因为“超生”，加入了日本国籍。

　　这些年，她感到愈发孤单，和她一样嫁到中国的日本女人，有的因为婆媳关系而离婚；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她只剩下两三个熟人。

　　“南京人不喜欢日本人，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所以带小孩带妻子过来的很少。更多日本人宁愿去上海、苏州、无锡工作。”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年，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时，以为自己三年后就能回家。

　　也就是在这一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对日本大量战争罪行进行隐瞒。同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日本东京广播公司演播室与日本民众对话。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不过，那时的石川果林无暇关注中日关系。她小时候学过的只不过是教科书里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

　　她当时的问题实际而紧迫：作为一个教外国人日语的老师，该去哪个国家教一阵子日语，然后回来找个更好的工作？

　　在日本学日语的中国人为数不少。起初，她打算去沈阳。可突然要去的日语学校不办了。她陷入了尴尬：行李打包完毕，房子也已退租，签证也已办好。

　　在教书的大学里，她与建筑系的南京本地男教师相识、相爱。她的归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她告诉家里，想在南京结婚，不想回日本。

　　男方家里一样不同意，很多亲戚“呼啦呼啦”地跑过来，分拨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告诫他“日本人当朋友可以，但做夫妻还是算了”。

　　直到有一天，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奶奶是在1937年中逃过一劫的南京人。年纪大了，听力不好，蜷缩在一个凳子上。石川果林对奶奶耳语：“奶奶，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当时如果奶奶觉得难受，我就打算放弃了，毕竟她见过日本人做的那些事，而且中国人这么重视家庭。”石川果林对记者解释。

　　兔泽和广生活在南京的这些年月，日本企业技术人员需求大的时候，南京的日本人达到过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只剩下300多人。不过近几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员工，剩下的是留学生和教师等。

　　2016年年初，富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7000亿日元收购了夏普。兔泽和广很快发现，他认识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员工陆续离开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泽和广是来看病的，并没打算久居。20岁那年，他患上异位性皮炎，全身长满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中医被他视为最后的希望。他去过云南、、内蒙古等地求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24年过后，病虽然没有痊愈，兔泽和广已经不打算离开南京，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导”。

　　他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他们去鼓楼附近的山西路。一只手扶着摇晃的车把，另外一只手指着路边的小吃店。日语里夹杂着“小鱼锅贴”“狮子头”“米线”“包子”等中国话。

　　他喜欢带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开了13年的贵州米粉店。老板对他说声“来了啊”，他回应句“你好”，再点上两碗猪肝米粉，从旁边小店买上一份锅贴，就着米粉吃。

　　他对日本朋友说，山西路的小吃店不知道变了多少轮，就这家贵州米粉店一如从前，还是当初他来南京时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飞了1300多公里，找到兔泽和广后都会有一个请求：带我参观遇难同胞纪念馆。

　　“那里是一个很让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人是怎么诉说那段历史。”他说。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南京是个“可怕”的地方。

　　在过去10年里，兔泽和广每年都要陪人去参观好多次。离开时，他会习惯性地在馆内“和平女神”雕像前，为大家留一张合影。

　　有些日本民间组织连续31年都到纪念馆拜祭。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少人亲历过战争。起初他们是“大哥”带着“小弟”。后来“大哥”去世了，“小弟”就变成了“大哥”。

　　在遇难同胞纪念馆秘书芦鹏的印象中，纪念馆接待过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岁都算是年轻人了，绝大部分是七八十岁。”

　　相比之下，国内参观者的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2016年，遇难同胞纪念馆做了一个对5500名参观者的调查：国内参观者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占了71%，其中7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画家来南京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他们告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身上是“绑着绷带”来的，既然来南京，就“准备好接受南京人扔石头”。当然，整场活动没有扔出任何一块石头。

　　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语外教告诉记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历史和战争就像一条窄窄的小河。隔着河也能喊话交流。“但如果执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湿。”

　　24岁的日本留学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种愿意在河边向对岸喊话的人。他从来都不与任何中国朋友谈论任何和历史，“敏感的部分不要随便讨论”，他说。

　　大三那年，他去了遇难同胞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外墙上，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的“遇难者30万”。

　　在距离纪念馆7公里的地方——1912酒吧街区，野尻仁通担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长。这条街区的名字源自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这条街区紧挨着南京国民政府“总统府”。

　　在南京，野尻仁通几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里的客都是中国人。在酒桌上，他认识了各样的中国朋友，包括医院院长、大学生、企业主、厨师。

　　就连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语时认识的中国人。她为他放弃了北京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宁愿来南京做服务生。两人在同一个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政府召开会议，决定“购买”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9月15日，在南京迈皋桥附近也出现了队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门口被人贴着一张白纸，上面用毛笔写着“是日本的”。有人报了警，惹来了。他和老板只能反复解释，“贴这个在自家店门口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在误会总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经常光顾的中国拉面店里，悬挂在高处的电视机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剧”。他四下一望，发现大家都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斜着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认真”。

　　野尻仁通不喜欢“抗日神剧”。他不明白这种展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杀戮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战争剧，只不过日本军队的对手通常是美国。

　　当那些剧集播出的时候，他有时会听到拉面店店员在小声议论他，背后喊他“小日本”。他有点费解，“为什么他们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词？”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路上，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来，却发现身后是小男孩。他们追打嬉闹着，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不断的重复着那句“小日本”。两人从他身边跑过。

　　在中国，他不主动看日本媒体的新闻，但是每当他打开中国的新闻客户端，都“能在三分钟之内”看到一条有关日本的新闻。

　　他发现，两个国家的媒体里，中国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日本，中国人常以打人、乱丢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媒体讨论的基本都是日本、历史、经济上的宏观话题。

　　有一次他扫了一眼有关日本的一条新闻，下面的网民评论：“不欢迎小日本”，“小日本，随便打”，“我爸爸对我说，看见日本人就打死”。

　　“我觉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问题，我爸爸一直对我说，只有在被打的情况下才能还手。”他认线日这天夜里，野尻仁通随便走进了1912街区的一家酒吧。有个中国男子上前，用英语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来自哪里）？” 野尻仁通没有犹豫：“I am from Japan （我来自日本）。”

　　不过，偶尔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着出租车去火车站接朋友。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口音，本能地问他：你是哪儿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韩国的”。他故意将“是”这个字发成了平舌音。

　　在遇难同胞纪念馆办公楼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创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画作。馆长张建军指着这幅画对记者说，在距离这幅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是埋葬遇难者的“万人坑”。

　　这位现任的“30万遇难同胞的守灵人”，把历史问题比作是挂在中日两国民众身上的包袱。“这个包袱平时没有重量感，因为里面装满了棉花，但真到要水的时候，这个包袱会变得越来越沉。”

　　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冈崇光在参观完纪念馆后交给他的。里面是他受邀在学做讲座时的讲课费，捐给了纪念馆。

　　村冈崇光后来在写给纪念馆的信中说：“我不能接受从被我的同胞伤害过的地方得到的回馈，哪怕是给我一块钱都不行。”

　　那次是他第二次来参观纪念馆。如潮的参观者随着那段历史“顺流而下”，年近80岁的村冈崇光，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者稍长一些的中国参观者时，却“不敢面对和直视他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出口前，有一位年老受害者的雕像，眼睛不停地流泪，说明词是“请为她拭去眼泪”。村冈崇光在她面前静立了几分钟，拿起手绢轻轻擦拭着塑像的脸庞。

　　他在信中还写道：“对于我而言，南京有特别的意义。曾任航空参谋陆军中佐的先父村冈良江1938年上半年奉命移驻南京。”

　　她时常坐在讲解员办公室的拐角上，在一个台灯下默默写字。一本厚厚的记事本上，全都是纪念馆墙上悬挂的讲解词的日文翻译。

　　她身材瘦小，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状，一头整齐的短发像灰白的石膏塑成。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张“国际志愿者服务证”，小挎包里随身装着记事本。

　　她视力不佳，在看讲解词的时候，需要尽力将半个身子前倾，脸几乎贴到展板上。那些解说词需要讲解两个小时，她从每一块展板上面一一抄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展板上的日语大都是由中国人翻译而成，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语来讲述这些故事。

　　这位60多岁的老人叫黑田薰，来自大阪，她在纪念馆附近的宾馆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平时就在纪念馆里为日本参观者提供讲解服务。

　　周一休馆，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寻找拉贝故居、北极阁遇难同胞纪念碑等二战遗迹。她不懂中文，但总能碰到给她带路的中国人，有人会送给她胸花作为礼物。

　　离开后，她在给纪念馆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做的事情可能还远远不够，但哪怕一点微薄之力，我也要怀着对南京的热爱，在日本不断大声呼吁，不断地将历史传承下去。”

　　这些年，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难以统计。他们的出现常常悄无声息，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不与任何人交谈。在他们中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说日语”。

　　对于纪念馆的秘书而言，带日本友好人士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需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难题不是语言，而是周围参观者的目光。

　　如果发现有国人长时间停驻、观察，秘书往往会上前打招呼，告诉他们，这些日本人是“正视历史”的。

　　但也碰上过有人控制不住情绪，丢下一句“日本人就应该来好好看看”。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故事发生。

　　馆长张建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铭记那段历史？ “1937年已经过去了80年，三代人过去了，到了再反思的时候了。”

　　“当前大纪念馆主要部分建成于2007年，当时强调的主题是人类浩劫。10年后，纪念馆主题或许从浩劫转向为记忆。浩劫有一种情绪，罪恶事件本身就能引发一种情绪。但记忆是一种冷静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谈爱国不能再用头脑发热的方式，而是思考怎么团结和自强。”

　　他说，那些战争的受害者，比如曾经的，都是因为国家贫弱，而为国受难。而“尊重、帮助、补偿那些因为国弱而吃了苦受了难丢了命的人，这就是一种铭记。”

　　在他看来，“砸日本车”“日货”“在网上骂日本人”都不是铭记历史的方式。“真正的铭记是我们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更有素养、在各自领域比别人做出更好的业绩。”

　　每当有新生入学，石川果林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学日语？以前的学生都会说，是父母让我们学的，方便找工作。现在的学生说得较多的是喜欢动漫，想听懂。

　　问这个问题的并不只有她。不过在她看来，意图却不同：“我的出发点是学习的动力和发展方向，而有人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学这种敌人的语言。”

　　当她从日语课堂上走出，就一下子淹没在南京的人潮中。她拥有中国妈妈共同的烦恼：抱怨孩子压力太大，每天都在写作业。“应该像日本的小学生一样，放学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社团活动，去锻炼身体”；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闹矛盾，把对方给咬了，她拎着水果登门道歉。

　　只有在上日语课和跟孩子用日语对话时，才能找到她日本人的特质。她的中文阅读有些吃力，辅导孩子做一年级的数学应用题都十分费劲。哪怕题目是“下列哪些是大于10的偶数”，有时她读完一遍也看不懂题目。

　　三个孩子中，她最担心内向的老二。有一次在饭桌上，石川果林随意问了老二：“在学校有没有人欺负你啊，说你妈妈小日本日本鬼子？”儿子的回答是：“只有我们班一个老师常会讲这种话。”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假的？”儿子笑着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愣了一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我的肝啊”。

　　她意识到自己孩子身上内在的矛盾已经开始显现——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

　　“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问我历史的是什么时，我真的无法回答。只能自己去寻找。”她说，这是他们需要承受的压力。

　　2017年元旦，兔泽和广回了一趟大阪，这是他来中国24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他感叹大阪没有以前人多，也没有人穿和服“过年”了，不如中国热闹。

　　他回家看日本的新闻，会格外注意与中国有关的言论。就个人感受而言，他认为自己听到的“中日要搞好关系，亚洲一定要团结”的呼声越来越多。“以后中日肯定会越走越近。”

　　他看到大阪的地下通道发达得像建了一个地下城市，不由得想起了南京，“南京新街口的世贸到中央商城直线多米，却要上上下下过地道，打通不就好了吗？”

　　“人的存在是因为世界还需要他，而我还在南京，证明这里有人需要我。”在南京，他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总会有在南京的日本人因为生病需要他推荐医生，因为发生纠纷需要他出面调停，或是因为签证到期半夜打电话求助。

　　坐了一夜火车，他从南京站走出，打量了一眼这个城市：蓝天白云，阳光映射在“金陵明珠”——玄武湖上。

　　他拿出一张地图，发现目的地在湖的另一头。当时，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用日语在心中自嘲：“难道我要游过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