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海到纽约55 岁的他一直在逃离“那种生活”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

从上海到纽约55 岁的他一直在逃离“那种生活” 房子和我们的生活本站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我们希望传达的是它最有价值并应该传承的那一部分：笃信进步、发展；社会会持续不断为个人提供更好更大的空间；努力，并且获得相应回报；自由是可争取的，坚信我们最终会到达。

　　当“历史”这样的词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往往为宏大叙事所覆盖，我们希望用更多微观层面的采访，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梳理。

　　几年前他开始用上海话写歌，回忆一个生活了四十多年的上海。从位于繁华“上只角”背后的酸臭后街，到邻居家驼背的宁波老头，他说自己想写一群“没出息的人”。比如《流氓老了》，写的是一代已经秃顶或跔头缩颈的流氓，“上山下乡去，读书参军没这命，结婚没人，顶替没戏，工伤回来做点心”。

　　“上海话说‘吃生活’，就是受苦，受社会的苦，年轻的时候看着别人吃生活，中年了被别人吃生活，老了还希望能给别人吃生活”，郑耀华说这是他想写的“落者”（loser）。

　　他称自己也是落者之一。2003 年像“脚踩西瓜皮”一样逃去了纽约，那时“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的出国热早就褪去了。

　　去了纽约的他没有加入洋人圈、华人圈，干脆没了社交圈，安心做起了中年宅男。每天在 Queens 租下的公寓和曼哈顿的公司之间两点一线，银行存款不过几千美金。“这放在上海简直可以跳楼了，但在纽约，似乎很多人都这样。”

　　他不避讳自己成了一个“冻龄”的人，当初努力想从一种被定义得好好的价值观、生活方式中逃出去，也没能找到另一种所谓的成功模式。

　　因为一些家事，他在 11 月从纽约飞回上海，空闲下来带我们从童年熟悉的合肥路走起，发现当年的参照物、坐标系都已失灵。

　　现在的年轻人好像比我更怀古，一说起合肥路就能想到这里有一栋洋楼（合肥路 376 号）。我们小时候没有这个概念，不觉得美，只觉得暗，没有任何浪漫的联想。现在网上很多人动不动就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问题是干嘛要回去？

　　小时候我在合肥路 400 号住过，现在提起（相邻的）淡水路、复兴路都觉得是“上只角”，但以前合肥路是臭的。从马路菜场的腥气、臭味开始，到“亚洲制刀厂”，磨刀的机油一路漫到街面上。还有倒粪站、墨水厂、煤球厂……它非臭不可。现在回想起来很可怕，一下雨小孩子可以蹚水，还开心到不行，水能没过小腿，你想想那是什么质量的水？！

　　我记忆中第一个家也在这附近，卢湾区靠近光明邨的位置。（后来郑耀华问了妈妈，小时候居住的亭子间位于“维厚里”，这个被标记为不可移动文物的住宅区，现已拆除。）

　　上海人爱用“屁大的地方”来形容小，小时候，我们家搬来搬去一直都是在这样屁大的地方，也没搬出过这个地方，到美国之后我才学会了一个词 Block（街区），其实就是四条马路（合肥路、马当路、黄陂南路、复兴中路）切出来的一个方块。

　　等到读小学，我们搬到了合肥路 400 号，一个 8 平方米的石库门前厢房。我说不上来石库门的名字，不像后来提某某里、某某邨，或者商品房小区的名字。我们小时候就用人来标记，“某某家的弄堂”。

　　马路对面是棚户区，我妈小时候总说“对面别去”，小时候怕我走丢。现在想来其实是暗暗存在一个阶层。当年的歧视不在于穷，而是乱，合肥路很窄，像是一个结界，我们和对面是不交往的。

　　后来改革开放以后，香港的“大班”进入上海市场，就在倒粪站旁边起了一幢楼，当时觉得好恶心，一个卖糕点的。现在去看，大班、倒粪站，什么都没有了。

　　我父母是双职工，读小学之前我一直住在外婆家，基本没怎么上过幼儿园，就像我歌里写的那样，外婆家就在今天南京路置地广场的位置。如果说置地广场像个模型一样把原本的大楼全部压扁，我外婆家的房子就被压在那下面。

　　今天看来，当时的南京路根本算不上繁华，小孩子仰头看也生怕会跟着这些大楼飘到天上去。一整条街全是商店，从店的密度、人的密度来看，足以算是热闹了。我只记得南京路上有一间玩具商店，喜欢它的原因并不在于可以买到什么新奇的玩具。我知道家里的条件是买不起的，当时也不觉得失望，只是因为需要被大人带着一起去，才觉得稀奇。

　　我还记得南京路的烟花，其实看烟花并不能站在南京路上看，要站到背后的山西路上。放烟花的位置是在人民广场。当年的人民广场不像今天这么拥挤，一片空旷。烟花的炮大概就架在那里。我们站在山西路上直直地看着人民广场方向，可以看到很近处的烟花。后来成年以后，哪怕到了美国，朋友说今晚要去放烟花，我一点兴趣都没有。再没有一样东西会像当年，烟花好像在我头顶上炸开，那么大，那么近。

　　放烟花的时间点应该是在国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绝不会是在过年。那时候，春节的地位还没有那么高，它没有地位。

　　孙中山故居（香山路 7 号）也是一样，我的中学就在孙中山故居的隔壁。我们读书那会儿没有今天这么热闹，如果门口有人聚集，肯定是政府组织的参观学习，或者接待外宾用的。我们是没办法逛的，那毕竟是的。

　　南京路上的热闹还有一次，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爬到橱窗的横档上，想在人群里找到我的小阿姨，她要去江西插队落户。我很兴奋，吵着要来看，没等找到她，就被外婆拉下来。

　　我这才意识到，满大街都是锣鼓声，但对我外婆来说，这是一个悲伤的事情。那已经不是第一届（知青）了，前几届邻居家有小孩被送出去，传回来的消息都是苦，苦得要命。

　　队伍里看到什么画面我全都不记得了，无非是穿军装、扎着皮带、带着军帽，年份我也记不清了，只有那句“看啥？阿拉回去”记得最清楚。

　　外婆家在一幢外表看起来很气派的房子里，有大理石的楼梯，人可以从很宽的扶手上滑下来。它和今天很多百货公司的结构一样，有一个巨大的中空天井。不同的是，围绕天井的是密密麻麻的住家户，都住着工人、平民。上海人说“鸽子笼”，一来小，二来密。我外公外婆是从广东潮汕逃难来的，来上海讨生活，单位分到了这个鸽子笼。

　　后来为了写歌我还特意查了资料，这幢楼在时期是金融交易大厅，没等解放就被分割成了无数间，最开始是公司，后来成了住家。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那张图，楼里面密密麻麻写了很多公司的名称。

　　这里没有单独的厨房，甚至连公共的灶披间也没有。走了就成了大家的灶披间，每家门一开，走廊上紧靠着中空的天井就是自己的路子，煤球煤饼就放在边上。如何利用逼仄的空间就需要考验各家的“本事”，一个成年人伸出一条胳膊，这就是属于你们家的“合法”宽度，另一条胳膊再不能伸出去了，那是邻居家的了，不能越界。

　　户与户之间的“墙”是三合板，不隔音，轻轻敲一下能感觉到板壁的晃动，不是说它不牢靠要塌了，而是说有弹性。周围几乎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墙，起码三面都是软软的东西。

　　三合板的另一边，一户邻居是一位老太太和她的三个子女，从没见过她家男主人。我们叫老太太“朱师母”，很多年之后听我爸妈说，她是亨得利钟表店老板的姨太太，第几房我就不知道了。

　　“哎呦，隔壁五号载生炉子了，赶紧把门关起来”，这是当时的记忆。走廊里有烟是很正常的。你能想象那种场景吗？大大的穹顶是西洋花纹，地下原本是可以跳舞的大厅，巨大的地砖，这很怪异，怪异透顶。我不知道隔壁那位朱师母是怎么想的，她应该见过“不怪异”的场景，但对我来说，世界就是这样的。

　　就像现在我在纽约看到老外的孩子，冬天的室外，我穿的是秋裤、羽绒服，老外的孩子睡在婴儿车里，只穿一条单裤。一蹬腿，全部露在外面，我看着都冷。但对他／她来说，这个世界的温度可能就是这样。

　　朱师母家的三兄妹和我阿姨是同龄人，他们有一台相机，经常带着我到处去拍照。这个世界现在看起来很寻常。这一家的地位完全是黑色或者至少是灰色的，据说抄家就被抄过两次，但相机竟然还在。他们在走廊里传来传去，也不大避讳其他人，还隔了一处暗房，自己洗照片。

　　我不记得是海明威还是谁曾经说过，原话记不清了，大意是，你再看这铺天盖地、摧枯拉朽，整座城市变成地狱，这个过程一样有旁观者，他们会在这个事情之外。当我们定义，那一天惨，那一段日子惨，这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你再看每一个人的遭遇、细节，还真的就有“例外”。你注意，这是打引号的“例外”，说它“例外”是因为长久以来我们太概念化了，就像你也不能反过来用这些“例外”来证明那个时代没事。这才是生活的面目。

　　还有一个“例外”是一个宁波老头。他是后来合肥路 400 号的邻居。据说他家因为有军方背景，解放后坐了几年牢，等放出来的时候得了一个畸形的形体，整个人像是一个 V 字，由头到臀部，脊柱全部变形。躺下也是那个 V，没办法躺直。我没想过问问他的故事。印象中，他总是在看书。

　　这也是我们可能会觉得惊讶的部分，不是一片肃杀吗？什么都被了呀！但就是这样一个四类分子，可以算作是地狱的最底层了，可以在家里公然地看当年被认作是“封资修”的。什么《青春之歌》，当年也被认为是掺杂了各种资产阶级情调，也是毒草。更不要提西方，《斯巴达克斯》、《卡门》，完全是的，但他就在家里看。还有一些比我大一点的青年，带着书来和他交换。他家甚至有大英百科全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我也把宁波老头也写进了歌里，这才是我真正感兴趣的部分。在那些被我们描述成滚滚洪流的历史里，你会发现有那么多气泡，每个气泡里面都是个小世界，仿佛和洪流没什么关系，洪流也没把气泡压扁。

　　朱师母的成分可能比宁波老头还好一些。（资本家的）小老婆也是受压迫的，可能态度上会宽大一些，那时候划分得很细。宁波老头，还坐过牢，那就是真正的“坏蛋”了。但他也能生存地和朱师母差不多。我在他家看过很多书，他的儿子每次从农场回来都是我‘开眼’的机会。他喜欢画画，照着书里面的画临摹，全是外国人，拿着拿破仑时代的那种装束。

　　当然谨小慎微还是有。那时候有矿石收音机，我们买不起，我的小舅舅读书挺好，自己动手组装了一台，藏在阁楼上。他不知道从哪里还弄来了一个耳机，放在今天看估计也会觉得很拉风，很宽很重。很可能是抄家抄出来的，流到了旧货市场，可能很便宜的价格就能买到。

　　有一次我阿姨要给我听外国歌，还提醒“只能听一两分钟”，作为小孩，其实我也并不是很要听，只是觉得好奇。结果那次把她吓个半死，听完才发觉，外婆家窗户正对面是另一栋楼，正对着别人家的窗户。 我们刚刚带着耳机听的这个动作，很可能让对面人家看到了，搞不好会被举报是在“收听敌台”。

　　我还记得当时她非常紧张，一直在猜，刚才有人吗？有没有被看到？相互检举揭发是时期非常普遍的社会风气。

　　其实对普通人来说，他们才不关心什么“敌台”，听到哪怕只是言辞上一些的东西，吓都要吓死了。

　　那会儿离结束还早着呢，但其实到了后期，社会风气不大一样了。人们都知道，上海话叫“瞎搞”，开头人们还会跟着大潮走，即使有些人是冷漠的，但还是会跟着大潮走。但走着走着就疲了，不论上面再怎么号召，一旦有人意识到“这不过是在瞎搞而已”，就不再会跟从你。那种狂热，无论是被鼓动的还是自发的，火已经熄灭了。

　　我还记得后期遇到一个很不同的语文老师，他让我们练笔，随便写什么。你可以写今天太阳晒在身上很热，只要你能把这种对热的感受写出来就行，或者昨天看到一个人做了一个滑稽的动作，你能写出来让大家觉得这确实好笑，就可以了。

　　在那之前我们的老师可不是这样，可能今天还有，我还记得一次中学练笔，别人会用“他有点犹豫地站起身来”，我不想用“犹豫”这个词，写成了“他站起来，椅子嘎嘎响了一阵”，老师用红笔圈出来“嘎嘎”，旁边批语“你什么意思？‘嘎嘎’有什么意义？”

　　当时一霎那的想象是，一个人站起身，很慢，那种老式的椅子会发出声响。我想靠细节的堆砌来刺激你，和我发出一样的想象。今天我写歌也是这样，但说不定这是徒劳。

　　我们一直住在屁大的房间里，从 6 平米的亭子间搬到 8 平米的石库门前厢房，从三口人变成四口人，家里几乎转不开身。我爸爸很会做工，找了几个同事来帮忙，打了阁楼，一个“了”型的转角阁楼，我和弟弟睡在其中一边，另一边用来堆杂物。

　　要空间来做什么？讲不清楚，其实我们也不要写作业，那个年代没人要认真写作业。这可能就是属于青少年的要求。不像今天，孩子几乎一出生就有了自己的房间，他们没有这一重烦恼。这对我们来说是最基础的烦恼。

　　八十年代我考上了上海师范学院，开始自己写歌，还组过乐队（1986 年“四个耳朵”），自以为自己在做很现代的事情。但在写歌的时候，耳边伴奏的是我妈妈爱听的越剧、沪剧，她在做缝纫，我也没有耳塞，最多只能躲到阁楼上去。

　　但这很怪异，上海人觉得，阁楼只是一个睡觉的铺，没病没灾大白天躲在床上，这很不正常，只能偶尔为之。即便是在阁楼上，那些声响也还是会传过来，现在想想不可思议，旁边有声唱，你要自己作曲，还要哼对音。当年我们就是这么过日子，扛过来的。

　　只能索性躲进一个更大的空间里，没事跑去外面晃荡，马路上全是陌生人，这才能获得一些属于我自己的空间。不是只有捣蛋的孩子才这样，好学生也是如此。我逛马路没有特别的去处，就是晃荡，最多去一个父母不在家的同学家里坐坐。可能到了大一大二，国家形势变了，有了迪斯科舞厅，年轻人会去跳跳舞，但那不是我的爱好，也不太会去那样混杂的地方，人们认为，那里地痞流氓什么乱七八糟的人都有。

　　后来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去了美国，他原本就住在我同一个 block 里面，出国之后就把那间房子留给了我。不是租，免费住，我这才有了自己独立的空间，这是很奢侈的幸福。现在我住在纽约皇后区，房东还是他，他比我早去美国十几年，很努力，过的很“当地中国人”，有好几处房产。

　　这趟回来上海，现在“新房子”的老化速度让人吃惊。我结婚以后曾在复兴路分到一间房，后来为了盖商品房拆掉了。前两天经过那里，我吃惊的不是它又被“埋”了，而是当年埋我的东西自己都旧了，不过几年时间。

　　刚到纽约一年多，一个当地的 ABC 问我，为什么喜欢纽约。他不懂纽约有什么值得喜欢的，我说就是因为它乱七八糟啊。以前我在南市区（曾经包括老城厢、陆家浜和浦东上南的市辖区，2000 年被取消，分别并入黄浦区和浦东新区）电视台工作，记录人家怎么反复论证老城厢的改造。虽然里面有很蠢的部分，但总体上还是在认真讨论怎么去保持中国特色。当时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觉得就应该这样，结果去了纽约，发现人家就是乱来的。所谓的乱来，就是“并置”，很古老的教堂旁边，突然来个玻璃幕墙的大楼，总体上是杂乱的。所以你能看到一座城市作为一个生命体是怎么走过来的。我担心中国以后就没有这种了，为了新的东西，老的统统抹去。

　　上海人说“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我就是这样，出国前后没有考虑，单纯就是想去看看，真正西洋的世界我没看过，读了那么多翻译的小说，尽管我英文很烂，但知道那么多国外的街道名。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我不喜欢我在上海时周围萦绕的那种气氛，很世俗。“世俗”不是贬义，而是普通人过日子的气氛。房子、车子，所有人都在定义“你该怎么样”。如果到了一个新的国度，那些始终包围着我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人际关系，是不是可以脱离开来？

　　到了纽约，没人在意你的穿着、行为方式、怎么过日子、怎么攒钱、什么时候得去追求什么东西，好像你不买房子也没人说你。这只是个例子，虽然实际上，不买房好像真的不太对。但起码没人会质疑你，“怎么可以不买房子”？！

　　上海的环境最后肯定需要你是一个勤劳的人，老阿姨都很有追求，但我不是。有的时候你觉得上海变得很厉害，人也变得蛮“舒服”，但有的东西就是没变。这趟回来，一天晚上点钟，一条漆黑的小路上，两个中年妇女走过去，“哎，伊个房子……”，再来一个老爷叔，还是“房子”。总能听到这个词一下子炸出来。

　　去年回国有一霎那的自在，一天晚上我和太太漫无目的地去逛南京路，以前我们从来不逛街，淮海路从来不去，两个人都很宅，无论是在上海还是纽约。走了几个小时，像恋爱的时候一样，那条路上没有人认得我们，没有人管我们。周围的一切和我没关系，暂时我也不需要去操心纽约。这是一种很怪的“虚脱”。可能本质上我还是那个中学生，还没长大。

　　如果说有什么让我产生“留下来”的意愿，就是女儿。我能感觉到女儿在上海会很累。她在这方面可能和我有类似的心理障碍，经不起突然给你的压力，“快快快，算出来算出来”。

　　这是一种技能啊，就像小学时候给你 100 道题，掐着表来。不能说这是什么对应试教育压抑人性的反抗，别抬得那么高，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其实就是这方面的心理素质不行，她可能和我一样。等我先去了纽约之后就想，说不定可以改变呢。

　　等我太太问“你觉得那边（纽约）怎么样？”“我觉得蛮好呀”，就稀里糊涂地过来了。当然我不后悔，她在美国一定得到了她在国内得不到的东西。至少，那个吓人的东西没了。

　　我一直说其实我就是“逃出来”的，可惜我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建树，至少女儿前半部分没受太多苦，至于后面会有什么帮助，你没办法推理。

　　女儿考大学的时候去了 Parsons 读时装设计，借了钱读。四年读完，就已经大言不惭地说“我是不会做时装设计的”，她想做 Graphic Design。你必须得把她当成一个美国人看，没办法用中国人的那套，“花了这么多钱”、“合不合算”，没办法，说了也白说。

　　她没有学过平面设计，只能陆陆续续帮人做实习，积累到现在已经有点东西出来，也拿了一些 offer。她读书的时候，同班经常有比她年龄大得多的同学，好像在外面混完回来照样读书。所以她没有压力，也不会觉得自己毕业两年了还没有找到正经工作是很怪异的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今天在上海的年轻人还有没有这种压力，如果有，可能就算我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