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六朝文化的介绍十大文化名人之首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

　　抗战期间历任国民政府重庆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少尉、中尉，驻芷江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中尉排长；1945.9.9南京受降仪式的宪兵警卫。

　　主要经历曾参加抗日战争 抗战胜利后曾在湖南芷江以及南京亲历受降仪式 是21世纪初国内仅存为数不多的抗战老兵 事迹曾在江苏电视台及诸多媒体播放报道 其受降时戎装照及晚年之铜雕像布置于纪念馆“三个必胜”展厅入口处

　　于文瑞祖居井陉矿区横南村。据已故旧称城内人李永维称，横南于氏应是明代北关进士徽州府同知的于翰后裔。

　　于文瑞1916年出生，其行四，上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其父为前清秀才，颇有文化。初年曾在三十里外的井陉良都村学校任教员。

　　后来为了摆脱贫困南京六朝文化的介绍，其父辞掉了教书先生一职，带着两个哥哥到当时德国人开的井陉煤矿工作。父亲有文化，被派在井上管理伙食及账目；两个哥哥在井下当工人。生活渐有好转。

　　于文瑞七岁时全家搬到了东距横涧三里的北正村。北正村地处半山区，山地多而人口少。且土地多为旱地，所以地价低廉。

　　于文瑞家便用在矿上所挣的工资，在北正购买土地。不几年便拥有“良田百亩、宅院两所，成为本村殷实富裕户”。

　　于文瑞从五、六岁起便跟父亲学习当时的童蒙读物《千家诗》，并能背诵多首。七岁时到私塾读书识字。诸如《论说精华》、《幼学琼林》、《古文释义》等书都读过，从小奠定了扎实的国文基础。以后上小学、中学，其对“国文不怵、作文不惧，并常常获‘传阅奖励’”。以致后来无论军旅生涯、工厂做工甚至到晚年都能“几十年笔耕不辍，乐此不疲。”

　　培德中学是初河北蠡县人段云峰所创立。段云峰(1888——1984)南京六朝文化的介绍，曾在第四陆军大学读书，后读书于保定军官学校，与蒋介石为同期学生。段云峰后历保定军官学校教官、段祺瑞政府参谋次长、国民政府陆航军总司令部高级参谋、军事委员会总教官，获中将军衔。1924年其曾辞职回乡与他人在保定东大街开办私立培德中学。到1937年“七·七事变”时止，十三年间为国家培养众多有用人才。从该校校歌可见办校之宗旨：

　　当时，日寇已占领东三省数年。抗日烽火此起彼伏，风起云涌。培德中学的学生也受到影响。在此形势下，怀着一腔爱国热血的于文瑞，便决定报名参军以报效国家。

　　复试前需剃成光头，而后经过体检、面试以及笔试等几道程序。于文瑞因文字底蕴深厚，以笔试成绩较好被录取。

　　直到1939年冬，23岁的于文瑞才进入中央宪兵学校学生队第七期学习。当时的学校已迁到湘西的重镇芷江县（即明代井陉于瑞临曾任知州的沅州）。

　　在宪兵学校，于文瑞接受了英文等多科教育。其与另三位同学一起创办了《英文周刊》油印刊物，“以宪兵服务外事用语为中心，与大家共同切磋交流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得到了宪兵队从上到下的一致好评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其在当时全事学校举办的军事论文比赛活动中，在仅录取前十名的情况下，取得了第五名的好成绩！为此，在宪兵学校纪念周会上，校领导不仅宣读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嘉奖训令，上校教务主任郭干武还向于文瑞颁发了一份嘉奖训令和一纸奖状。

　　从芷江宪兵学校毕业后，于文瑞被分配到重庆国民政府中央宪兵司令部总务处教育科担任少尉服务员。时期的宪兵虽属于陆军兵科，但却有自己的宪兵司令部，直属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管辖。当时的宪兵除了参与作战外，还有监管部队风纪等。是一支管军、管警又管民的权力较大的特殊部队。

　　1942年于文瑞升任中尉，并被保送到位于重庆主城区南岸弹子石的中央警官学校特科警官班，参加第三期培训学习。翌年，以考试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并获得论文奖银牌一枚。

　　当时，于文瑞昔日就读的保定培德中学的校长段云峰，在重庆担任军事委员会的总教官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主持军事训练工作。其也住在重庆南岸一带。当年培德中学的学生张镜潭在重庆南开中学（即南渝中学）任教。段云峰常去张家。（张镜潭为培德中学早期学生，培德中学毕业后，考入天津南开大学。为1936年第十四届英文系毕业生，后在南开中学任教。不久奉调到重庆沙坪坝南开中学任教。建国后任南开大学教授）。

　　而作为培德中学的毕业生、也在重庆担任军职、且成绩优秀的于文瑞，在弹子石学习期间也得到了昔日校长段云峰的接见与赏识。

　　1943年，于文瑞奉调回到湖南芷江，担任国民政府宪兵第十团第二营第四连中尉排长。并参加了由何应钦指挥的、从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在芷江雪峰山等地展开的著名的“湘西会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投降。8月21日中午，日本洽降使今井武夫一行四人，乘坐飞机到芷江与中国政府洽谈投降事宜。

　　于文瑞适逢在家为出生不久的女儿过满月。近午时天空忽然传来飞机的轰鸣声。早已接到通知的于文瑞知道这是日本人来洽降。便叫上妻子林倩影抱着刚满月的女儿奔到屋外，抬头观看——只见天清气朗、万里无云，一架尾巴上拖着一条长长的白色缎带、以表投降的日本飞机，在中方五架战斗机的监押下，“像一只丧家犬摇尾乞怜地低低盘旋。芷江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奔走相告，齐集街头巷尾。指着空中说，日本终于投降了！”

　　几天后回到驻地，于文瑞即听到了要选拔宪兵到南京参加受降仪式的消息——即选拔30名宪兵作为中方受降代表的随行警戒人员，九月初到南京正式接受日本投降。当时挑选宪兵的条件比较苛刻——要有班长以上的军衔才能参加，并且要求人要精明强悍、机智勇敢、遇事果断且应变能力强；因为代表中国政府接受敌国投降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意义重大。故同时要求仪表也要出众。

　　对于如此的严格挑选十大文化名人之首，于文瑞还是有幸被选中——首先因为是中尉排长，而且在军中成绩一直优秀，并有一副精明强悍的堂堂仪表十大文化名人之首！

　　鉴于当时的日本情况不是特别明了，所以上属命令这30名军衔较高的宪兵军官，均打扮成普通宪兵。头戴宪兵钢盔，身穿军服，左臂臂章上还印有“宪兵”两字；腰别皮带，肩上斜挎皮套。一幅威武雄壮的打扮。

　　1945年8月27日南京文化特色和资料，于文瑞同30名宪兵以及中队新六军警卫营的50名官兵，随同陆军参谋长、陆军总司令部先遣指挥所主任冷欣等，从芷江分别乘坐五架飞机飞往南京。宪兵的职责相当于军事主要负责警戒；而50名警卫是主要负责安全警卫工作。

　　由于不了解被日军占领八年之久的南京情况，担心日本人在投降之际做出孤注一掷的举动，所以飞机降落前所有官兵均按命令上膛，并保持高度警惕，以防不测情况发生！

　　到南京后，于文瑞一行驻扎在原孙科的公馆内。开始较为紧张，后来却发现，往日嚣张无比的侵略者，既“没有想象中那样溃不成军、也没有剑拔弩张想要和我方拼命。而是对我方无论是官是兵，都毕恭毕敬。见到我们受降方代表都立正敬礼。”

　　9月9日上午9时，中国战区侵华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原南京国民政府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礼堂（即南京黄埔军校旧址礼堂）隆重举行。

　　于文瑞带着三名宪兵，腰别、全副武装地站在签字台的入口处，负责维持秩序的警戒工作；会场中还有挎冲锋枪、负责保卫任务的警卫营士兵。而警卫营营长赵振英也站在站在签字台入口处。当时，为防不测，所有进入会场的宪兵与士兵所携带均为无的空枪。

　　签字仪式只有短短十几分钟。当中国方面陆军总司令何应钦、陆军参谋长萧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中国战区空军代表张廷孟、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一行落座后，由中方指挥官引领日方代表岗村宁次、今井武夫等一行七人鱼贯而入。日方代表均弓身低头、双臂贴膝，站在己方的签字台前，毕恭毕敬地向端坐对面的中方代表深深地一鞠躬后，落座聆听中方宣读“受降宣言”。之后，由今井武夫研磨、岗村宁次签字并盖章。由于紧张，岗村宁次的章还盖歪了。之后由驻华日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将投降书恭敬地双手递交给了何应钦。

　　受降仪式结束后，于文瑞特意穿着整齐的宪兵服，到南京总统府对过的皇冠照相馆拍了一张身着戎装、腰别、精神焕发的半身照。那一年，于文瑞廿九岁。

　　于文瑞一生经过两次婚姻。其十三岁父亲去世后，由其母亲做主，娶了横南村杨家的姑娘。杨家是横南世家大族，晚明时有杨名标曾中举人，并一任河南西华县知县。杨家与于家是世交，新媳妇比于文瑞大三岁，且有教养——天刚亮就起来，一边给于文瑞做饭收拾东西，送于文瑞去上高小；一边到婆母房中倒尿盆、扫地擦桌子，给婆母梳头……于文瑞的母亲见人就夸儿媳妇好。只可惜媳妇在23岁时，因患肝癌，不幸早逝。

　　第二次婚姻是在1943年，二十七岁的于文瑞与逃避战火到湘西的湖南人林倩影结为连理。虽同在芷江但于文瑞因常驻部队，所以一星期只能回一次家。在芷江他们的大女儿于念慈诞生。1948年夏，于文瑞的儿子于慕儿诞生。

　　但由于内战，当年9月，于文瑞的第204师宪兵连即被派驻山东青岛。不久，其妻儿一家也到青岛随军居住。

　　翌年3月，于文瑞所在部队又被调往上海。四月底，渡过长江的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向东挺近准备解放上海。军队随军家属纷纷撤离。于文瑞也想把妻儿送回湖南老家。于是他就带着全家赶到杭州，却发现到湖南的道路已经阻断不通了！无奈又回到上海。得知码头有撤离家属的轮船，于文瑞顾不得许多，就仓皇的把全家送上了轮船，又赶回部队驻防。没想到，与妻儿这一别就是四十年！

　　1949年5月12日，解放上海战役打响。5月23日解放军向上海市区发起总攻。于文瑞的部队很快溃退。于文瑞赶到苏州河一带的团部报告情况。团长忙向警备总司令部打电话。没料到身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的汤恩伯已经弃城逃跑了！于文瑞所在宪兵连得知此消息无心再战，遂放弃抵抗十大文化名人之首。旋被解放军俘虏。

　　之后于文瑞作为战俘在被关押数月。1950年被释放。其辗转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井陉。不久又找到了工作。

　　但是，在其后的运动中，由于其昔日宪兵的经历，被逮捕并关进了监狱。在度过了将近20年的监狱生涯后，1975年9月，在有主席批示的第七次全国特赦中，于文瑞作为“县团级以上党政军特人员”被宽大特赦出狱。并被安排到了石家庄第五棉纺厂工作。在工作了七、八年之后退休，有了退休金，晚年生活有了保障。

　　但是，其一直怀念离散四十年渺无音信的妻儿。随着“改革开放”后各项政策的实施，1987年，他在亲属及有关部门协助下写了“寻人启事”，将妻儿的姓名及他的联系方式登载在海外的“华人日报”上。没料到一年后，他竟收到了在的妻子来信！这时于文瑞才知道，妻儿三人当年去了。而在的妻儿家人也早以为于文瑞已不在人世，在家中供有其的灵位并年节祭祀！

　　1990年2月，七十四岁的于文瑞到探亲。当看到离别四十年白发苍苍的妻子和一双早已成年的儿女时，于文瑞不禁老泪纵横……

　　于文瑞晚年由其外孙女照顾生活。除背驼、重听外，身体尚属健康。近百岁时还能自己吃饭叠被，围着居民楼散步。其喜好读书看报，尤爱看《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其又嗜好书法，常挥毫习字。

　　于文瑞还根据自己的经历撰写回忆录。写在稿纸上的回忆录有十几本，摞在一起有一尺多厚！其又把回忆录附珍贵照片刊印成书，分送亲友及有关部门。成为极有价值的文史参考资料。

　　2014年，江苏南京《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派人来石家庄，专程采访了时年98岁抗战老兵于文瑞。征集了其全部回忆录（复印件）以及两只毛笔及一幅老花镜，拟作为抗战老兵文物在南京纪念馆中永久展出；纪念馆还准备用馆中经费为于文瑞出版回忆录……

　　2015年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于文瑞作为当时在世的21万名抗战老战士之一，荣获中央、国务院、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勋章。江苏省暨南京市有关部门，本拟邀请于文瑞亲到南京参加抗战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但考虑到其年龄、身体等因素而未能成行。

　　2016年，日军纪念馆工作人员一行，又专程来石家庄，采访了当年南京受降的唯一在世的亲历者于文瑞，并为其录制了一段其讲述亲历南京受降仪式的视频。回到南京后，纪念馆又依照于文瑞晚年影像，制作了一尊真小、其手执南京受降照片、正在讲述受降仪式的铜像，放置在《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三个必胜”展厅的“老兵记忆——我们胜利了！”场景处、于文瑞当年受降仪式时的大幅戎装照片前；而于文瑞晚年讲述南京受降仪式的视频，也在铜像前的显示屏幕上不时播放……

　　2017年1月10日下午5时40分，于文瑞在棉五家中安详地与世长辞，享年一百零一岁。至此，国内最后一名南京受降仪式的亲历与见证者辞世。

　　1月13日晨，在正定县殡仪馆举行了简短的遗体告别仪式。于文瑞亲属及生前友好以及闻讣讯专程乘飞机从南京赶来的日军的纪念馆工作人员孙洪亮，京津冀关爱抗战老兵公益团队代表时存才、王城阳，为多名抗战老兵拍过照片的自由摄影人李君放以及媒体记者等各界人士等参加告别仪式。尔后，于文瑞的亲属护送其骨灰，于午前回到矿区，将其安葬于横南村东南公墓中。

　　之后，其亲属将于文瑞生前所穿一件几经修补的旧毛衣、于文瑞生前喜爱并常坐的小马扎以及其用过的毛笔、瓷笔筒等遗物，捐赠给了《侵华日军遇难同胞纪念馆》。纪念馆的工作人员孙洪亮接过这些物品后激动地说：“于文瑞老人是目前我们找到的1945年9月9日日军投降仪式的唯一一位亲历者。也是最有说服力和代表性的见证者。他用过的每一样东西都很有价值。可以向观众展示那段特殊的历史。尤其是对于教育我们下一代，意义重大。这些捐赠物品将在纪念馆内得到永久保存。”

　　《井陉古今名人》一书是由许力扬老师自费出版的。是井陉本土历史文化方面不可多得的参考资料，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