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文化遗产明孝陵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

　　一只西周夹砂陶鼎，有可能将南京城的建城史提前近500年；一只东晋陶扑满、一枚铜印章、一个宋粉盒，都展示出南京老百姓千百年来的生活习俗变迁；一块城墙砖，则展示出700年前为南京城墙“添砖加瓦”的砖窑工人笑傲整个东亚的技术水平……

　　从西周到明清，从陶土石器到琉璃构件……出自“城市记忆拾贝——南京考古2019年度精品文物展”的一件件精美文物通过考古人的双手，悉数重现在我们的眼前，跨越时空将南京城的“前世今生”娓娓道来，讲述一个个“出土重生”的城市演变史。

　　在南京这个“古董铺子”，你走过的每一寸土地，地下都可能藏着“宝贝”，就连我们逛了无数遍的红山森林动物园，它所在的山麓也出土了80余处考古遗迹。

　　西周的陶土石器、宋代的白瓷水晶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明代的琉璃金砖……正在六朝博物馆展出的这200多件出土文物，都来自南京市考古研究院2019年开展的10个考古发掘项目。“近年来我市实施‘考古前置’后，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去年开展了30多个考古发掘项目，我们从中遴选出10个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及其出土文物。”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院长马涛告诉紫君，近年来，南京市考古研究院积极参与全市城市建设考古工作，发掘并保护了多项重要历史文化遗产，不仅考古硕果累累、屡获殊荣南京文化遗产明孝陵，更挽救了诸多千年瑰宝。

　　在2019年全省考古学会年会上，西营村南唐窑业遗存与六朝建筑基址发掘项目获“田野考古奖”；碑亭巷六朝宫城遗址发掘与保护项目、栖霞区明代窑业遗存发掘项目获江苏省“考古与遗产保护奖”；而栖霞区明代窑业遗存发掘项目更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候选项目。这些项目中发掘的文物，都在此次展览中一一呈现。

　　其中，栖霞区官窑村及周边区域发现的一处大型明代官窑遗址由90多座窑和大量相关窑业遗迹构成，“包括建筑基址、砖坯晾晒场、排水系统、交通水系等，并出土大量带有‘应天府’‘上元县’等铭文的城砖。该窑址是目前发现的规模最大、窑体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保存最好的烧制南京都城城砖的明代官窑窑场遗址。”马涛告诉记者。

　　展览主办方对此次参展项目和文物的甄选，有一定的考究。马涛介绍，本次展览之所以定义为“城市记忆拾贝”，也是因为这些首次展出文物的年代跨度反映了南京历史变化的沧海桑田，“这是近年来的考古项目大量出土文物中的一小部分，但它们已然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和记忆载体，是人们在这座城市生活过的见证南京文化遗产明孝陵，书写着古都南京的城市演变史。”作为南京地域文明的探寻者和守护人，南京考古工作者也努力使考古学从田野和库房走向社会大众，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的深刻记忆。

　　这十个考古项目，在年代跨度上，基本涵盖了从西周到明清各个年代，时代特征明显，具有一定代表性；在遗迹类型上，有墓葬、窑址、道路、城址等，集中反映出南京各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特点和面貌；在出土器物种类上，有陶器、瓷器、铜器等，艺术价值较高，反映了当时人类活动和物质文化的面貌。

　　其中，秦淮区西街遗址经过考古工作者的不断深入发掘，出土了西周时期环壕、南朝道路、宋代房基等主要遗迹；出土陶、瓷、石、金属及骨角质地小件器物千余件，陶瓷、砖瓦等各类遗物标本上万件。就是这些遗迹遗物，让“古今叠压”于重重地层之下的城市重新推至世人眼前。

　　据专家推测，这里的地下藏着的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很可能是“最古老的南京城”南京丰富的民俗文化，也就是《金陵图经》所记载的公元前473年，范蠡帮助越王勾践筑造的“越城”，那座早已消失的、传说中的江南名城。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越国尽得江南之吴地，今南京地域也在其中。出于军事考虑，公元前472年，越王勾践命上将军范蠡在“濒江临淮”的长干地区筑城，作为攻防楚国、争霸中原的重要屯兵据点。控扼淮水入江口的这座城池，史称“越城”，也叫越王城、范蠡城，俗称越台、越王台、范蠡台……这是南京主城区有确切年代记载可考的建造最早的城池。越城也因而一直被视作南京建城史的开端。

　　“虽然没能发现城垣等标志性遗迹，但是从越城的兴筑原因到其后六朝等时期的利用方式，在西街地块北部一处台地的考古发现中都有着清晰的证据和线个叠压的地层透露出的信息，西街地块考古项目负责人、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员陈大海认为，西街遗址发现的台地，很可能就是越城遗址所在地。

　　而让考古队更意外的是，西街遗址出土的碎陶盖、陶盆、陶鼎，经过碳十四测定，均显示它们距今已有3000年左右的历史，“最早的年代可追溯至晚商至西周初期，这些陶器大多是生活用品，或者属于礼器。”陈大海告诉记者，随着这些陶器一同被发现的，还有两条西周时期的环壕，“这两条环壕十分规整，明显是人工挖出来的。在古代防御设施中，为了抵御洪水、猛兽以及敌对势力的侵袭，古人通过开凿壕沟环绕整个聚落，构筑起有效的防御体系，而以城墙与壕沟相配合的防御体系，成为古代城池的重要标志。”

　　如此种种，都为南京城市起源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见证，或从2500年前的越城追溯到距今3000年前后的商周之际。采访中记者获悉，该遗址已获得江苏省文物局重点课题立项。

　　西街遗址有过开凿城池的壕沟、烧砖造瓦的窑场、掘井取水的市井巷弄，从商周至六朝再至宋元明清。“从至今挖掘的不到一万平方米的遗址中，竟然就有100多口古井，可想而知当年这里人口有多稠密。”陈大海介绍，当年古人生活的遗迹与遗物，向世人还原了当时六朝建康城的一派繁华之气。

　　一个个不起眼的陶豆、陶盆、陶鬲、陶角把鼎……中间也有太多市井故事。“这个东晋的陶角把鼎很有意思，与其他炊具相比，它在汤锅造型之外有个类似牛角的把手。”马涛介绍，这个把手就是古人为了应对陶具烫手的情况而产生的“发明创造”，陶身被烟火熏出的黑色，足以显示当年这枚陶角把鼎被使用的频繁性南京文化遗产明孝陵，“既好看又不烫，两全其美。”

　　而石门坎项目墓葬群是南京近年来发掘墓葬数量最多的单个考古项目，墓葬年代包含了汉、六朝、宋、元、清等多个时代，反映了南京市石门坎地区的历史演变过程，为研究宋代经济史、人口史、南京城市发展史提供了难得的实物材料。

　　拥有一个绿釉如意形瓷枕，已经不算什么，在宋朝一枚铜镜才是生活物质丰富的最大体现。“陶罐、瓷罐占据数量较多，还出土了一些形式多样的铜镜，大部分是湖州镜，少量是建康府本地产的。”项目负责人介绍，两宋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很多商品已经形成了区域化规模生产，出于市场竞争的需要，这些商品都标明产地和制作者名号，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品牌。湖州镜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这就类似于现在最潮流的物品，这些铜镜甚至远销日本。一面这样的镜子，便是拥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

　　其中，江宁区华西地块汉六朝墓地的勘探发掘，则让人看见了风雅南京人的另外一面。该地块的墓葬所属时期集中于两汉，另有部分六朝墓及少量宋墓和明清墓。出土器物共计1000余件南京文化遗产明孝陵，以陶器、青瓷器、铜器等为主，反映了南京孙吴建都前的人类活动和物质文化面貌。

　　在这千余件（组）遗物中，青铜器算是颇为珍贵的物件。而记者发现，此次展出的这些青铜遗物中，以武器为主。“铜器有铜戈、铜剑、铜矛、铜铍、铜鐎斗等。”项目负责人告诉记者，普通墓葬中出土如此多的武器，应该与汉代的尚武精神有关，“当时崇敢，有一种豪侠风气。”2000年前的南京人，并非如我们想象般全是文人墨客——他们能文能武南京文化遗产明孝陵，英雄辈出。

　　而西营村发现的南唐窑业遗存是南京地区考古迄今为止发现的唯一一处南唐至宋代烧制砖瓦的官窑场，填补了南唐官办窑业的空白；六朝寺院建筑基址发现的莲花纹瓦当、大型石柱础建筑构件、佛教造像等，对研究六朝佛寺布局、建筑特点、佛教造像艺术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和价值。

　　此次展出的文物中，一尊泥塑造像尤显特殊。佛像为泥质红陶烧制，表面施青釉，丹凤眼，立鼻；虽然残缺不全，但造型生动。“出土的带釉的佛像残件，在六朝考古中比较罕见。”马涛介绍，“依据出土的佛教造像和建筑构件，并参照邺城等地北朝寺院建筑遗存的布局，我们推测该遗址是一座寺院的组成部分。”六朝时期的南京，由于梁武帝萧衍推崇佛教，一时间，寺庙多达数百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它们便是见证者。

　　中华门外，大报恩寺遗址的考古，曾经轰动全世界。金陵大报恩寺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规模宏大。其中，琉璃宝塔更是冠绝海内外，曾位列“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这次展览，大报恩寺遗址南区的文物精品，也悉数亮相。其中有一件琉璃栱垫板，呈长方形，用红、黄、绿三色琉璃烧制，三色火焰纹尤为精致。虽然只是残片，观者仍能轻易看出这件器物当年的辉煌。“这些琉璃构件，都来自金陵大报恩寺琉璃宝塔遗址。”马涛说，通过考古，许多业已消失的遗存、遗迹亦将在人们心中逐一“复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