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女子在南京生活17年三子女中两人入中国籍
2016年12月13日这天,9时58分,石川果林正在教室里批改大学日语系学生的试卷。纸张垒成了一个“小山堆”。两分钟后,刺耳的长鸣声响起。
她距离一座容纳这座城市记忆的纪念馆14公里。南京大遇难纪念馆,坐落在一个三角洲地带,形状像一把的刀尖,指向莫愁湖景区,也指向80年前的那场,像是无声的长鸣。
听到长鸣,批改试卷的石川果林先是吃了一惊,紧接着脑中一片空白。她才意识到这天是公祭日。
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自己的孩子。以往每到这一天,这位说话小声、一头齐耳卷发、面色有点苍白的母亲,会考虑给学校打个电话,和孩子们一起待在家中。
但她很快缓过神来,安慰自己,“毕竟这么多年来都没发生过什么”。60秒的长鸣过去,上课铃声又叮叮作响。
石川果林已在南京生活了17年。她有三个孩子,两个入了中国国籍,另外一个因为“超生”,加入了日本国籍。
这些年,她感到愈发孤单,和她一样嫁到中国的日本女人,有的因为婆媳关系而离婚;有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回到了日本。她只剩下两三个熟人。
“‘南京人不喜欢日本人’,这是很多日本人都有的想法。所以带小孩带妻子过来的很少。更多日本人宁愿去上海、苏州、无锡工作。”她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年,石川果林第一次到南京时,以为自己三年后就能回家。
也就是在这一年 ,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向文部省提交了两部教科书书稿,对日本大量战争进行隐瞒。同年,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在日本东京公司演播室与日本对话。说:“任何人都不应该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应该正视历史,也应该面向未来。吸取历史教训,避免重犯错误。”
不过,那时的石川果林无暇关注中日关系。她小时候学过的南京大只不过是教科书里一行不太起眼的小字。
她当时的问题实际而紧迫:作为一个教外国人日语的老师,该去哪个国家教一阵子日语,然后回来找个更好的工作?
在日本学日语的中国人为数不少。起初,她打算去沈阳。可突然要去的日语学校不办了。她陷入了尴尬:行李打包完毕,房子也已退租,签证也已办好。
当有人问她“要不要来南京”,她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也正是这个选择打乱了她所有的计划。
在教书的大学里,她与建筑系的南京本地男教师相识、相爱。她的归期也一拖再拖。直到她告诉家里,想在南京结婚,不想回日本。
可父母发了狠话,“不回来就没你这个女儿”,从此再没主动给女儿打过电话,也到南京看她。
男方家里一样不同意,很多亲戚“呼啦呼啦”地跑过来,分拨做她丈夫的思想工作,他“日本人当朋友可以,但做夫妻还是算了”。
直到有一天,石川果林去看丈夫的奶奶。奶奶是在1937年南京大中逃过一劫的南京人。年纪大了,听力不好,蜷缩在一个凳子上。石川果林对奶奶耳语:“奶奶,您的孙媳妇是日本人可以吗?”
“当时如果奶奶觉得难受,我就打算放弃了,毕竟她见过日本人做的那些事,而且中国人这么重视家庭。”石川果林对记者解释。
兔泽和广生活在南京的这些年月,日本企业技术人员需求大的时候,南京的日本人达到过800人。而在2012年中日关系紧张的时候,只剩下300多人。不过近几年,又回升到500人。其中一半是日企员工,剩下的是留学生和教师等。
2016年年初,富豪郭台铭的鸿海集团以7000亿日元收购了夏普。兔泽和广很快发现,他认识的夏普南京公司的一批日企员工陆续离开了。
第一次到南京,兔泽和广是来看病的,并没打算久居。20岁那年,他患上异位性皮炎,长满了白色的小水泡,身上缠着绷带像个“木乃伊”。中医被他视为最后的希望。他去过云南、、等地求医,尝试了几乎所有的方法。
24年过后,病虽然没有痊愈,兔泽和广已经不打算离开南京,反而成了不少日本人在南京的“向导”。
他会骑着一辆自行车,带他们去鼓楼附近的山西。一只手扶着摇晃的车把,另外一只手指着边的小吃店。日语里夹杂着“小鱼锅贴”“狮子头”“米线”“包子”等中国话。
他喜欢带日本朋友到一家只有7平方米、开了13年的贵州米粉店。老板对他说声“来了啊”,他回应句“你好”,再点上两碗猪肝米粉,从旁边小店买上一份锅贴,就着米粉吃。
他对日本朋友说,山西的小吃店不知道变了多少轮,就这家贵州米粉店一如从前,还是当初他来南京时的味道。
很多日本人都想知道南京这座城市的味道。他们选择从那家闻名已久的纪念馆开始体会。
很多日本人飞了1300多公里,找到兔泽和广后都会有一个请求:带我参观南京大遇难纪念馆。
“那里是一个很让日本人有好奇感的地方,想看人是怎么诉说那段历史。”他说。他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南京是个“”的地方。
在过去10年里,兔泽和广每年都要陪人去参观好多次。离开时,他会习惯性地在馆内“和平”雕像前,为大家留一张合影。
有些日本民间组织连续31年都到纪念馆拜祭。他们大都是六七十岁白发苍苍的老人,不少人亲历过战争。起初他们是“大哥”带着“小弟”。后来“大哥”去世了,“小弟”就变成了“大哥”。
在南京大遇难纪念馆秘书芦鹏的印象中,纪念馆接待过的日本人中, “五六十岁都算是‘年轻人’了,绝大部分是七八十岁。”
相比之下,国内参观者的平均年龄却要小得多。2016年,南京大遇难纪念馆做了一个对5500名参观者的调查:国内参观者平均年龄28岁,30岁以下的占了71%,其中73%是大学及以上学历。
有一回,一些日本的老牌漫画家来南京参加一个纪念活动。他们告诉纪念馆的工作人员,自己的身上是“绑着绷带”来的,既然来南京,就“准备好接受南京人扔石头”。当然,整场活动没有扔出任何一块石头。
一位在南京生活了11年的日语外教告诉记者,对中国和日本的一些年轻人来说,历史和战争就像一条窄窄的小河。隔着河也能喊话交流。“但如果执意下水,只能都把大家弄湿。”
24岁的日本留学生野尻仁通就是那种愿意在河边向对岸喊话的人。他从来都不与任何中国朋友谈论任何和历史,“的部分不要随便讨论”,他说。
大三那年,他去了南京大遇难纪念馆,印象最深的是在纪念馆黑色的大理石外墙上,用中、英、日三国语言写的“遇难者30万”。
“3个人和30万人同样需要纪念。”他说,“最重要是以后如何不发生这种事情。”
在距离纪念馆7公里的地方——1912酒吧街区,野尻仁通担任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长。这条街区的名字源自元年——1912年。南京曾是首都,这条街区紧挨着南京国民“”。
在南京,野尻仁通几乎不和日本人一起玩。店里的客都是中国人。在酒桌上,他认识了各样的中国朋友,包括医院院长、大学生、企业主、厨师。
就连他的女朋友也是教日语时认识的中国人。她为他放弃了一家企业的管理工作,宁愿来南京做服务生。两人在同一个老板的料理店上班。
尽管野尻仁通尽量不让自己踏入历史的“小河”,但是水花总有打湿他双脚的时候。
2012年9月10日下午,日本召开会议,决定“购买”及其附属岛屿,实施所谓“国有化”。随后,中国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反日。9月15日,在南京迈皋桥附近也出现了队伍。
第二天,野尻仁通工作的日本料理店门口被人贴着一张白纸,用毛笔写着“是日本的”。有人报了警,惹来了。他和老板只能反复解释,“贴这个在自家店门口不是自找麻烦吗?”好在误会总算化解。
在野尻仁通经常光顾的中国拉面店里,悬挂在高处的电视机常常播放超出他理解的“抗日神剧”。他四下一望,发现大家都一边嚼着面条,一边斜着眼睛向上瞟,“看得很认真”。
野尻仁通不喜欢“抗日神剧”。他不明白这种展示中国人和日本人互相的电视剧“有什么意思”。不过他也知道,在日本也有很多关于二战题材的战争剧,只不过日本军队的对手通常是美国。
当那些剧集的时候,他有时会听到拉面店店员在小声议论他,背后喊他“小日本”。他有点费解,“为什么他们不清楚‘小日本’和‘日本人’是两个不同的词?”
有一次,他走在回家的上,附近突然传来一声“小日本”。他一下愣住了,本能地停了下来,却发现身后是小男孩。他们追打嬉闹着,后面的那个小男孩不断的重复着那句“小日本”。两人从他身边跑过。
在中国,他不主动看日本的新闻,但是每当他打开中国的新闻客户端,都“能在三分钟之内”看到一条有关日本的新闻。
他发现,两个国家的里,中国和日本呈现出不同的样态:在日本,中国人常以打人、乱丢垃圾、不注重公共秩序的形象出现。在中国,讨论的基本都是日本、历史、经济上的宏观话题。
有一次他扫了一眼有关日本的一条新闻,下面的网民评论:“不欢迎小日本”,“小日本,随便打”,“我爸爸对我说,看见日本人就”。
“我觉得他爸爸教得就很有问题,我爸爸一直对我说,只有在被打的情况下才能。”他认线日这天夜里,野尻仁通随便走进了1912街区的一家酒吧。有个中国男子上前,用英语向他打招呼:“Hi , where are you from(你好,你来自哪里)?” 野尻仁通没有犹豫:“I am from Japan (我来自日本)。”
不过,偶尔他也会伪装自己。有一年的12月13日,他坐着出租车去火车站接朋友。司机师傅一听他的口音,本能地问他:你是哪儿人。他回了一句“我是韩国的”。他故意将“是”这个字发成了平舌音。
在南京大遇难纪念馆办公楼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用印象派手法创作的紫色和平草的画作。馆长张建军指着这幅画对记者说,在距离这幅画不到两百米的地方,就是埋葬南京大遇难者的“万人坑”。
这位现任的“30万遇难的守灵人”,把历史问题比作是挂在中日两国身上的包袱。“这个包袱平时没有重量感,因为里面装满了棉花,但真到要水的时候,这个包袱会变得越来越沉。”
那是退休的日本教授村冈崇光在参观完纪念馆后交给他的。里面是他受邀在南京大学做时的讲课费,捐给了纪念馆。
村冈崇光后来在写给纪念馆的信中说:“我不能接受从被我的过的地方得到的回馈,哪怕是给我一块钱都不行。”
那次是他第二次来参观纪念馆。如潮的参观者随着那段历史“顺流而下”,年近80岁的村冈崇光,看到和自己年龄相仿或者稍长一些的中国参观者时,却“不敢面对和他们”。
南京利济巷慰安所旧址陈列馆的出口前,有一位年老者的雕像,眼睛不停地流泪,说明词是“请为她拭去眼泪”。村冈崇光在她面前静立了几分钟,拿起手绢轻轻擦拭着塑像的脸庞。
他在信中还写道:“对于我而言,南京有特别的意义。曾任航空参谋陆军中佐的先父村冈良江1938年上半年移驻南京。”
来为先辈赎罪的日本人还有很多。多年前,纪念馆曾经还有一位日本志愿者,也是为父亲而来。
她时常坐在员办公室的拐角上,在一个台灯下默默写字。一本厚厚的记事本上,全都是纪念馆墙上悬挂的词的日文翻译。
她身材瘦小,眼眉呈下弦月的形状,一头整齐的短发像灰白的石膏塑成。脖子上始终挂着一张“国际志愿者服务证”,小挎包里随身装着记事本。
她视力不佳,在看词的时候,需要尽力将半个身子前倾,脸几乎贴到展板上。那些解说词需要两个小时,她从每一块展板一一抄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把它们重新组织起来。展板上的日语大都是由中国人翻译而成,她希望用更地道的日语来讲述这些故事。
这位60多岁的老人叫黑田薰,来自大阪,她在纪念馆附近的宾馆里租了一个小房间,平时就在纪念馆里为日本参观者提供服务。
周一休馆,她就去南京的不同角落寻找拉贝故居、北极阁遇难等二战遗迹。她不懂中文,但总能碰到给她带的中国人,有人会送给她胸花作为礼物。
离开后,她在给纪念馆的一封信中写道,“我所做的事情可能还远远不够,但哪怕一点微薄之力,我也要怀着对南京的热爱,在日本不断大声呼吁,不断地将历史传承下去。”
这些年,到纪念馆参观的日本人难以统计。他们的出现常常悄无声息,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不与任何人交谈。在他们中几乎达成了一个共识——“绝对不能说日语”。
只有在日本生活过多年的工作人员,能够从他们的发型和穿着上,发现一些端倪,彼此心照不宣。
对于纪念馆的秘书而言,带日本友士参观纪念馆,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需要眼观六、耳听八方。难题不是语言,而是周围参观者的目光。
如果发现有国人长时间停驻、观察,秘书往往会上前打招呼,告诉他们,这些日本人是“正视历史”的。
但也碰上过有人控制不住情绪,丢下一句“日本人就应该来好好看看”。但除此之外,并没有更多故事发生。
馆长张建军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时至今日,我们究竟该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铭记那段历史? “1937年南京大已经过去了80年,三代人过去了,到了再反思的时候了。”
他几乎每天都要在这个纪念馆里走一遍。尽管如此,他说就连自己有时候“心里也会起波动”。
“当前大纪念馆主要部分建成于2007年,当时强调的主题是人类‘’。10年后,纪念馆主题或许从‘’转向为‘记忆’。‘’有一种情绪,事件本身就能引发一种情绪。但记忆是一种冷静的回顾和反思,我们谈爱国不能再用头脑发热的方式,而是思考怎么团结和自强。”
他说,那些战争的者,比如曾经的,都是因为国家贫弱,而为国。而“尊重、帮助、补偿那些因为国弱而‘吃了苦’‘受了难’‘丢了命’的人,这就是一种铭记。”
在他看来,“砸日本车”“抵制日货”“在网上骂日本人”都不是铭记历史的方式。“真正的铭记是我们比别人过得好、比别人更有素养、在各自领域比别人做出更好的业绩。”
每当有新生入学,石川果林都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学日语?以前的学生都会说,是父母让我们学的,方便找工作。现在的学生说得较多的是喜欢动漫,想听懂。
问这个问题的并不只有她。不过在她看来,意图却不同:“我的出发点是学习的动力和发展方向,而有人的意思是‘你为什么学这种敌人的语言’。”
当她从日语课堂上走出,就一下子淹没在南京的人潮中。她拥有中国妈妈共同的烦恼:抱怨孩子压力太大,每天都在写作业。“应该像日本的小学生一样,放学就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去锻炼身体”;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闹矛盾,把对方给咬了,她拎着水果登门道歉。
只有在上日语课和跟孩子用日语对话时,才能找到她日本人的特质。她的中文阅读有些吃力,孩子做一年级的数学应用题都十分费劲。哪怕题目是“下列哪些是大于10的偶数”,有时她读完一遍也看不懂题目。
三个孩子中,她最担心内向的老二。有一次在饭桌上,石川果林随意问了老二:“在学校有没有人你啊,说你妈妈‘小日本’‘日本鬼子’?”儿子的回答是:“只有我们班一个老师常会讲这种话。”
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假的?”儿子笑着给了她一个肯定的答复。她愣了一下,自言自语了一句“我的肝啊”。
她意识到自己孩子身上内在的矛盾已经开始——既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既是中国人,也是日本人。
“如果哪一天我的孩子问我历史的是什么时,我真的无法回答。只能自己去寻找。”她说,这是他们需要承受的压力。
2017年元旦,兔泽和广回了一趟大阪,这是他来中国24年后,第一次回家“过年”,他感叹大阪没有以前人多,也没有人穿和服“过年”了,不如中国热闹。
他回家看日本的新闻,会格外注意与中国有关的言论。就个人感受而言,他认为自己听到的“中日要搞好关系,亚洲一定要团结”的呼声越来越多。“以后中日肯定会越走越近。”
他看到大阪的地下通道发达得像建了一个地下城市,不由得想起了南京,“南京新街口的世贸到中央商城直线多米,却要上上下下过地道,打通不就好了吗?”
“人的存在是因为世界还需要他,而我还在南京,证明这里有人需要我。”在南京,他每天24小时开着手机,总会有在南京的日本人因为生病需要他推荐医生,因为发生纠纷需要他出面调停,或是因为签证到期半夜打电话求助。
坐了一夜火车,他从南京站走出,打量了一眼这个城市:蓝天白云,阳光映射在“金陵明珠”——玄武湖上。
他拿出一张地图,发现目的地在湖的另一头。当时,一句中文都不会的他,用日语在心中自嘲:“难道我要游过去吗?